任亚爱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囚律》篇是我国古代法律中规定“劾捕盗贼”的专门法，属于程序法范畴。学术界普遍认为，《囚律》篇源于战国时“魏文侯师李悝”所着《法经》，后被商鞅携入秦国，改《法经》六法为六律。秦统一六国后，《囚律》篇随着秦国的法律一起被推行至全国。汉相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律，修成《九章律》，《囚律》篇被《九章律》所继承。到曹魏政权，制《魏律》，合十八篇，《囚律》篇不存，其内容被分解融入《魏律》其他篇中。至此，《囚律》篇作为中国古代法中的专门一部从此消亡，未再出现于后世的法典当中。
这一近乎通说的认识当中，《法经》《秦律》等可供直接证明的证据均已散轶。关于《囚律》篇源于战国、先秦，存于秦一说，均源于秦汉后世其他文献的记载，目前均无直接的证据可以将《秦律》存《囚律》篇予以佐证。《囚律》篇兴于汉一世，解体于《魏律》可为信史。
一、《囚律》篇源于战国、先秦，存于秦一说尚无直接证据佐证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其文起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着《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着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七国考》作了近乎完全相同的记载。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对《囚律》篇的缘起作如下复述：战国时魏国的国师李悝综合各国法律，撰写了《法经》一书，该书共包括盗、贼、网(囚)、捕、杂、具六篇。网(囚)、捕两篇系为“劾捕”盗贼之用，可归入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商鞅将《法经》带入秦国，用于秦国的治理。在商鞅变法时，改法为律，秦律系由盗、贼、囚、捕、杂、具六律构成。随着秦统一六国，包含《囚律》篇在内的秦律六篇被推行至全国。这一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判断受到了质疑。
清代经学家孙星衍经考证后认为，《法经》中所涉及的“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等记载为后世所增添，战国时这些关于佛教、道教的概念尚未出现。杨鸿烈也认为：“这部辑佚而成的《法经》，文体既非战国时体，内容且颇类唐律，间亦有不适于战国的时势者，大概是后人本唐律而伪作的。”①认为《法经》系后人模仿唐律所作伪作。
曹旅宁经过对文献进行考证后认为，《法经》一说未见之于秦汉史籍，在可信度相对较高的《史记》《汉书》中均无记载。《法经》本身是否真的存在是存疑的，更别说“商鞅携《法经》入秦”了。李悝撰《法经》一说“最早可能出现于南朝”②，是后世的杜撰。
廖宗麟认为，《法经》所反映的思想与李悝的身份和政治主张极不相符。李悝作为战国时魏国相，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个法学家，然其在整本《法经》中仅关注民事法律问题，没有关注国政问题，与其国相的身份不符。“李悝六篇以《盗》《贼》居前，系民事，《杂法》亦多民事，《囚》《捕》二法与《盗》《贼》相因，《具法》总各律之加减，皆与国政无关。”并且，战国时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周天子，作为诸侯之一的魏文侯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更不要说李悝这一诸侯国的国相了。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一说严重背离了李悝所处战国的时代背景，战国时诸侯各国考虑最多的恐怕是富国强兵，应对诸侯混战，而不会是“王者之政”了。“李悝是否曾撰写《法经》，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③
《法经》如果只是一个伪作的话，《法经》关于《囚律》篇起源的说法是存疑的，进一步证实这一说法必须要有旁证。目前尚未发现《囚律》篇源起战国的旁证，没有发现战国时《囚律》篇的史料、史实。从保守和慎重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暂时否定《囚律》篇源于战国、先秦的说法。
《秦律》中存《囚律》篇一说除了间接文献的记载，目前已经出土的秦简中并无《囚律》字样。《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被“商君受之以相秦”。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法经》六法转化为盗、贼、囚、捕、杂、具六律，《囚律》篇正式诞生。现有出土的秦简中有无《囚律》篇呢？
睡虎地秦简被整理为十种出版，其中《秦律十八种》共有201支简，108条律文，律文冗繁，未见《囚律》字样。《秦律杂抄》共有11种律名，亦未见《囚律》字样。《封诊式》共有98简，有“治狱”“讯狱”“有鞠”等字样，是涉及程序及判例方面的内容，也未见《囚律》字样。《法律答问》类似于《唐律疏议》，是问答体律条形式，内容中亦未见《囚律》字样。《囚律》篇存于《秦律》尚无直接证据可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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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囚律》篇存于汉一世
无论是《秦律》六篇，还是汉《九章律》，完整的律令文本已经散轶。对秦汉法律的研究除了一些文献的间接记载外，还有出土简文可供佐证。秦一朝出土简文中没有发现《囚律》字样，因此，《囚律》是否作为成文法的一部存在于秦代是存疑的。那幺汉一朝的情况又如何呢？
文献中记载，汉律系由秦律六篇，加户、兴、厩三篇，共九篇构成，史称《九章律》，《九章律》中存《囚律》篇。《囚律》所列条目为“诈伪生死、诈自复除、告劾、传覆、系囚、鞠狱、断狱。”④《晋书·刑法志》记载汉《囚律》包括告劾、传覆、系囚、鞠狱、断狱。这与秦律中关于《囚律》篇的记载在性质上并无二义。
出土的记录汉代法律的简文很多，有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这些简牍中的律文标题均无《囚律》的记载，但通过对简文内容的分析，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汉律中存《囚律》篇的直接证据。
张家山汉简所见律文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等28篇，皆系汉初律文的摘抄，不是汉《九章律》的全部。其标题中均无《囚律》字样。导致张家山汉简中未出现《囚律》标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当属《囚律》条款的简文标题处“被击碎或字迹磨灭的可能性极大”，导致“囚律”字迹不存，而使得整理者将该部分无标题的简文归入了《具律》当中。因此，“要把《囚律》条款从今《具律》中一一择出。”⑤如果这一工作得以完成的话，《囚律》篇应当存在于张家山汉简当中。
另外，我们从另外两处汉简中找到了《囚律》篇存在的直接证据。
(一)敦煌悬泉汉简
囚律。劾人不审为失，以其赎半论之。(I0112①：1)
籾山明将该段简文译为：囚律。因劾人不审而用刑有误时，应适用赎其刑罚之罚金的半额。⑥对这一简文的理解分歧较大，但对于考证《囚律》的存无意义巨大，敦煌汉简的这一记载表明，在汉律中确实存在《囚律》。
(二)居延汉简
是有关管辖权的规定。涉及徒刑以上的案件，无论轻重，皆应由二千石俸禄的官员受理及审判。
《囚律》篇存于汉一世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三、《囚律》篇解体于曹魏《魏律》
曹魏政权制《新律》，亦称《魏律》。《魏律》篇目亦不详。后世学者对《魏律》各篇进行了各种考证，这些诸多地观点中均无《囚律》篇的存在。可见，《囚律》篇作为独立一篇是难以存在于《魏律》当中的。涉及《囚律》的内容解体分散于其他篇中。主要理由有：
(一)从《囚律》的内容来看，《囚律》所要规定的，就是《诈伪》《告劾》《系狱》和《断狱》等，在《魏律》中，将《囚律》与《诈伪》《告劾》《系狱》《断狱》等四篇重复规定，不符合立法的基本要求。
(二)从古代法典编纂的特点来看，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律便成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成为了古代法典编纂的主体。后世的法典都会继承前朝法典的内容和编纂体例，在继承中发展。《秦律》继承了《法经》的《秦法》篇，《九章律》继承了《秦律》中的《囚律》篇，由此可以推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典都应该继承《囚律》篇。但《魏律》之后的《晋律》、《梁律》、《北齐律》、《大律》、《开皇律》《唐律疏议》均无《囚律》篇，但都含有《诈伪》、《告劾》《系讯》和《断狱》篇。《魏律》前朝律典中有《囚律》篇，而后朝律典中均无《囚律》篇，《囚律》在《魏律》有可能：一是与《诈伪》《告劾》《系讯》《断狱》并存，二是《囚律》解体，内容分解进《诈伪》《告劾》《系讯》《断狱》四篇当中。并存的概率很低，而《囚律》篇解体发生在魏一朝的概率最大。
(三)从文献的相对可信度上来看，针对《囚律》篇是否存在于《魏律》中这个问题，《晋书》比《唐六典》更可信。原因有三：一是从文献的完成时间上看，《晋书》成书于贞观22年(648年)，《唐六典》完成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相差将尽一个世纪。也就是说《晋书》跟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唐六典》近了快100年。那幺修订《晋书》时的原始资料相对来说肯定多而且准确。二是从对编纂的重视程度上看，《晋书》受到了皇帝的高度重视，亲自参与并撰写四篇论赞，皇帝如此认真的态度，必将影响到其他参与人的修订态度。三是从参与人员的专业程度上看，《晋书》参与人数众多达二十几人，集思广益，而且“分功撰录”，按照作者的专长进行分配。这样就更保证了《晋书》的质量。《唐六典》作者也很多，但其四易主持，用时很长，中间难免会有脱节差错出现。因此，“从史料价值看，《晋书·刑法志》应高于《唐六典》。”⑦
《囚律》篇解体于《魏律》，或者三国时期，是比较可信的。
[ 注 释 ]
①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73-74.
②曹旅宁.秦律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7.
③廖宗麟.李悝撰《法经》质疑补正[J].河池学院学报，2006(2)：79-82.
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60.
⑤李钧明.简牍法制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8.
⑥[日]籾山明，着，李力，译.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3.
⑦李俊芳.关于晋律编纂的两个问题[J].河北法学，2011(3)：16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