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旻巧
金华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浙江 金华 321017
检察院的工作职能较为丰富，具有独立于司法部门的高度权威，拥有向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权力，其工作范围为：受理民法主体的申诉，民法主体包括个人与企业，申诉行为包括报案、投案自首、控告等；依法处理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依法对诸多类型的法律案件实施司法监管；依法对司法执行活动实时监督；依法对司法错判提起抗诉。
一、职务犯罪相关概念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职务犯罪指的是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行不法行为的，形成的犯罪。其中公务人员具体指的是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此类人员备受国家信任，给予其一定法律职权。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指的是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认定公务人员职务犯罪时，基于其行使国家赋予法律权利，造成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损害，破坏国家公务人员的履职原则。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体指的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民法总则为基础。在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被认定为职务犯罪时，依据其情节严重程度，结合《刑法》条例的相关规定，给予其犯罪行为定性。犯罪定性包括：渎职罪、贪污受贿罪等。
（二）职务犯罪的种类
1．渎职罪
渎职罪指的是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土地局工作人员，在未经合法批准的状态，为收受贿赂实行的非法征收与占用，侵犯公民土地基本权益；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在未经合法许可时，发放林木采伐证件，造成林木砍伐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的问题；国家公务人员工作状态不认真，造成珍稀文物财产遗失、损坏的，影响国家公共财产保护工作的良好运行；在公务员招聘流程中，泄露考题相关行为；向犯罪人员提供司法信息，便于其逃跑，为警方侦查造成阻碍等。
2．贪污受贿罪
贪污受贿罪，指的是借助公务身份的执法权力，为社会成员提供便利，收受好处的行为，对国家财产、公共秩序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认定为犯罪。其犯罪类别具体包括：贪污罪、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12项罪责。
二、职务犯罪中判定共同犯罪的方式
（一）分别定罪论
1．基本概念
身份成为此罪的认定基础，不具有国家公务的身份，将不会在此罪的认定范围内。如若非国家公务人员，则其无法单独完成职务犯罪，更无法独立于国家公务人员成为共犯［1］。
2．案例分析
案例1，在2017年发生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一个手机店的经营者M实现为人们提供多种信息，收费较高，其中“人物-时间-定位”此类具有追踪性质的信息，收费在150-300元之间。有一天，一名男子A为其提供一位女子B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与身份证号，查询其居住地址，由于不含有实时定位的元素，收费较少，总计收取150元。在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女子B被杀害。在警方侦破工作多日，确定作案凶手为男子A，将其抓获。与此同时，与手机经营者M合作的警务人员N前往当地的人民检察院自首。在警务人员N自首期间，承认了其与手机经营者M合作，总计合作75次，分赃1万元人民币。
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办案，对警务人员N的处理为：解除其公务身份，以渎职罪论处，鉴于其自首行为良好，不予追究职务犯罪，观察两年，如若两年内不存在犯罪行为，将解除其行为限制。对手机经营者M的处理为：认定为职务犯罪的共犯，鉴于其收取资金较少，情节较轻，但是引起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判处7年有期徒刑。男子A的处理：杀人犯、死刑，购买女子B的隐私信息，并且尾随女子，将其杀害，属于较为严重情节的故意犯罪行为。
由前述案例可知：手机经营者M不具有国家公务身份，难以单独完成职务犯罪，无法为人们提供具有法律追踪性质的信息，在认定其职务犯罪共犯时，应确定警务人员N的合作关系，并且掌握M、N的合作方式，认定职务犯罪的主犯人员为警务人员N。在案例中，虽然女子B的死亡事件较为严重，但是警务人员N在案发第一时间自首，并且协助警方抓获手机经营者M，为警方与检察院办案提供了便利，详细讲述了男子A购买女子B居住信息的行为过程，为确定男子A杀人犯身份提供了有力证据，遂对其采取免职处理，并且在家观察两年。
3．检察院应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监管
职务犯罪案例引发的思考：国家公务人员身居要职，掌握的司法权力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应具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减少外界资金诱惑，为社会营建良好的安全环境。在案例中，虽然对警务人员N的处理较轻，但是如若不是警务人员N提供的女子B居住信息，男子A很难找到女子B，并将其杀害，对于女子B的家属而言，警务人员N的行为难以宽恕，对其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由此引发思考，国家公务人员应高度重视自身职务，建立自身良好的危险辨别意识，当男子A购买女子B居住信息时，应提高警惕，不应为了75元钱，断送一个人的生命。国家公务人员应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立身之责，检察院应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监督与管理，督促国家公务人员坚持本心，维护社会安定，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二）实行犯决定论
1．基础概念
刑法分则中罪名成立的基础在于：犯罪行为的实行，故而实行犯的概念与特征，适用于共犯的认定［2］。实行犯的基本概念：实行犯分为两种类型，即直接实行与间接实行。直接实行指的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亲自实施犯罪行为。间接实行指的是，未亲自实施犯罪行为，但是对职务犯罪人员形成了错误观念诱导、精神层次压力等行为，造成公务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
2．案例分析
案例2，某年，男子与女子经历3个月时间交往，决定登记结婚，在登记期间，女子提供的身份信息与户口本复印件为虚假材料，存在骗取彩礼的行为。男子父亲与社会人士K相识，社会人士K与某民政局局长G相识，遂男子父亲请求社会人士K帮助，向某民政局局长G送300元人民币，帮助其儿子L与儿媳H完成登记。在《婚姻登记条例》中明确表示，双方登记人员应提供双方有效的身份证件、户口本原件。
社会人士K并不清楚男子与女子的感情状态，对此二人并不熟悉，于是向某民政局局长G保证：两人感情良好，诱导某民政局局长G实施职务犯罪，于是某民政局局长G安排登记员H为男子与女子实行登记行为，为其二人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结婚证。女子收到彩礼5万元后，消失无踪。
男子报警寻找妻子，提供的结婚证，警方表示：此身份虚假。于是，检察院对民政局开展监督调查，经查某民政局局长G收受贿赂300元，登记系统中不存在女子身份信息原件，属于登记程序违法操作，认定民政局局长G、登记员H滥用职权，属渎职罪，鉴于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未给予判刑，将二人免职处理。
在民政局婚姻登记条例中，明确规定：登记员应审核双方身份，确定双方自愿，并且提供的资料真实。鉴于婚姻登记具有法律性质，应严格按照婚姻登记条例的规范内容开展登记流程。在此案例中，社会人士K在不清楚状况的条件下，诱导某民政局局长G实施非法行为，属于职务犯罪的间接共犯，应将其抓获，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对其实行审判。
3．检测院应分化公务人员的执法权力
由案例1、2可知，公务人员在实施公务行为时，具有一定自由权，约束性较差，为其职务犯罪提供了发生条件。为此，检察院应设立具有监督机制的系统，限制公务人员的执法能力，实现分化公务人员的执法权力。与此同时，设立监管部门，负责审核公务人员的工作内容，对于违规、违法的行为及时制止，有效减少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公务人员在上岗前期，经过较为严格的上岗资格考试，对于执法行为具有专业性认知，但是在外界影响的因素下，难以产生自我约束力不佳的问题，为减少不良社会问题事件发生，应借助监督系统的功能，有效控制公务人员的执法权力，以此矫正其不良思想，给予其正确的执法方向。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务人员在上岗前期，经历了专业化的岗位培训与资格认证，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后期在手中法律权力的作用、外界因素的诱惑等因素，引起职务犯罪。在职务犯罪引起了不良社会问题中，较多成分并不在公务人员故意的范围内，存在共犯挑唆、诱导等因素。为此，检察院应加强对公务人员行使权力过程的监管力度，提升公务人员外界约束力，减少外界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维护社会公共治安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