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君
(山西省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山西 应县 037600)
1 辽代西京道及佛寺概况
辽代西京道位于辽代疆域西南部，与北宋、西夏接壤，与南京道以太行山相隔，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1]。西京道同南京道相似，都是原汉人统治的地区，汉人比例相对较高，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大，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信徒数量基础。同时由于地理的优越性，其发展程度相对上、中、东三个京道较为发达，为辽西京佛教建筑的数量和质量提供经济和技术基础。
西京道所辖的云州(今大同)地区，自战国以来便是少数民族与中原相互冲突交融的节点。早在北魏时期，平城(今大同)便以国家首都的形象，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魏佛教盛行，期间佛教建筑的建设一度达到鼎盛，为后期佛教文化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北魏后期迁都洛阳，平城的佛教活动虽然减弱，但仍随历史的推进向前发展。
自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予契丹后，云州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作为契丹军事要地。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将云州升为西京，府名大同[2]。西京道的设置晚于其他京道，此时佛教得到统治阶层的推崇(自辽代圣宗(971年)起，辽代统治者逐渐崇尚佛教，尤其是圣宗、兴宗年间，辽地范围内广建佛寺)，结合南京道以及晋北五台山的频繁的佛事活动共同触发辽西京建寺立塔达到鼎盛，一批高规模、高质量的辽代佛教建筑应需而生，部分建筑仍保存至今。直到1125年辽被金所灭后，该地区仍作为北方重要城市而被统治者重视，其佛教建设虽持续发展但已不及辽代。
2 辽代西京道佛寺分布
从宏观层面看，西京道的佛寺多集中在东南部(见图1)，这是因为南京道(辽太宗于938年将幽州定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号为“析津府”)的设置早于西京道，且南京道是辽代佛教营建活动最为密集的区域，繁盛的交通往来使得佛事活动迅速传入与南京道紧邻的西京道东南地区。此外，距大同府东南方向120多千米便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彼时正值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的蓬勃时期。二者的深入影响共同触发西京道建寺立塔的佛事活动达到新高潮。
从中观层面看，西京道的寺院多沿大同府与析津府和五台山的交通路线分布(见图2)。其中大同府到析津府有南北两条交通路线[3]，北侧交通路线主要经过归化州(今张家口附近)、儒州(今延庆)后进入到南京道地区，这条路线上分布了法华寺、缙阳寺等；南侧交通路线主要经过浑源、灵丘后从飞狐(今涞源)进入到南京道易州(易县)，该条路线上则有觉山寺、阁院寺等。而大同府到五台山主要经过应州、朔州等地，扬名海外的应县木塔便位于这条路线上。
从微观层面看，西京道寺庙多集中在大同府、蔚州以及朔州。其中大同府作为陪都且有前朝浓厚的佛教文化积淀，因此府内及其周边的佛教寺院较多，如上华严寺以及石窟寺等。而处在大同府与析津府中间的蔚州(今蔚县)是西京道东部重镇，州内寺院不仅规模宏大如延庆寺、南安寺，还有等级较高的三学寺。而朔州因临近五台山，深受其影响，故州内佛寺林立，如现存的崇福寺，是当今学者研究辽金建筑的一个重要实例。
3 辽代西京道佛塔与寺院空间位置关系
由于年代悠久等原因，现存的西京道内佛寺的数量已远不及辽代繁盛时期[4]，现能考证的辽代佛塔遗迹共有8处，分别为大同华严寺宝塔、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灵丘觉山寺塔、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大同禅房寺塔、怀仁清凉寺华严塔、蔚县南安寺塔以及涞源兴文塔。根据对相关资料梳理，结合佛寺当下的实际情况，对佛塔和寺院的空间关系进行整理，现将核心内容汇总为表1。从表1中可发现，辽代西京道的佛塔和寺院的空间关系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
表1 西京道内的佛塔寺院信息一览表
一种类型是佛塔位于寺院轴线上，这种类型的寺院数量较多。佛塔所在轴线虽有主次之分，但依旧是对其位置的强调。这是由于西京道于辽兴宗时期设置，且上文提到，从兴宗开始佛塔建设得到统治者推崇。基于此，西京道的佛塔多被视为寺内的重要建筑组成，往往处于寺院的核心位置。这种布局类型按照佛寺和塔的建造时间异同又可细分为两小类：
1)新建的佛塔寺院，在规划之初就将佛塔置于核心位置，因此佛塔多位于寺院的中轴线上，如应县佛宫寺。
2)扩建的佛塔寺院，在规划寺院格局时多是围绕佛塔加建建筑，形成新的寺院轴线，以强化佛塔的宗教影响，如觉山寺。这种类型的佛塔和寺院的空间位置关系也最能体现辽代寺院布局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种佛塔与寺院的空间位置关系类型便是佛塔位于寺外山峰上，该类型的佛寺多为后期扩建中将佛塔置于高地，以凸显佛塔的重要性以及宗教意义。这种塔寺布局方式不仅扩大了寺院的影响范围，同时将传统的佛教二维建筑群平面与垂直的建筑点结合，形成三维立体式参拜路线，丰富了信徒参拜途中的心路历程。
4 佛塔位置与参拜心理活动关联影响
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决定了信徒参拜的具体路径，而朝拜路径中不同体量的建筑能够导致信徒形成不同的心理状态。尤其是佛塔这种高大的建筑单体，不仅在视觉上能够打破水平视线上的单一，丰富寺院的“天际线”，而且从宗教角度而言，佛塔崇高宏伟的形象，能够给信徒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使信徒在心理上不由自主地向其屈服，正如马克思所说：“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因此佛塔对寺院构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佛塔的位置也是信徒在整个参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前文可知西京道的佛塔和寺院空间位置关系基本有两种类型，笔者试以信徒膜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对这两种类型的位置关系进行探析。
对于塔居寺院轴线的寺院而言，多数的塔与周围建筑群在视觉上形成联动效应。据刘敦桢先生所述，辽代具有“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来确定总体布局”的特点[5]，即：站在山门和大殿内恰好将全塔收入视线(如图3所示)。信徒进入塔前建筑穿过幽暗的建筑内部空间来到室外，视线豁然开朗，室内低矮的建筑空间与室外高大的佛塔形成鲜明对比，佛塔为此时的聚焦点，对信徒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冲击，进而在心理上产生崇拜之情；在不断走近佛塔的过程中，佛塔体量在视觉上不断扩大，这种崇拜之情随之不断强化，直到进入佛塔中或者近距离接触佛塔时，崇拜情绪到达高潮，随后这种情绪在离开佛塔，靠近塔后佛殿的过程逐渐冷静；然而在信徒转身走出佛殿的一瞬，高大的塔身再次成为聚焦点，再次引起信徒视觉上的冲击，随之重新燃起对佛塔的崇拜情绪。
由此可知，塔居寺院轴线位置上的寺院的宗教氛围浓厚，信徒在寺院整个浏览路线中的心理波动受佛塔主导，这种布局类型不仅强调了佛塔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强化信徒对佛教敬畏和崇拜的情绪。
对于塔居寺外山峰上的寺院而言，位于制高点的佛塔教义辐射范围更加广阔(如图4所示)，有“未进寺院先观其塔”的意味，从而吸引更多的信徒来此朝拜。同时《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中关于塔的礼拜方式提到“若遥见此塔或闻铃声或闻其名，彼人所有五无间业，一切罪障皆得消灭”，该句从佛教教义出发为位居山峰上的佛塔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满怀诉求的信徒翻越重山叠嶂，忽见佛塔矗立在远处山峰上，便意识到已临近寺院，热切的朝拜渴望得到首次回应，此时的佛塔多起到地理导向的作用；在不断靠近寺院的过程中，佛塔愈显雄伟高大，同时以高高在上的地理优势强化宗教的影响，信徒敬仰之情越发热切；在寺院朝拜祈愿后的信徒，心情较比来时更为轻松，忽见山峰上的佛塔，更容易产生登山望远的意向，此时的佛塔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更具景观效果。
因此，塔居寺外山峰上的这类型寺院布局中，佛塔兼具导向、宗教以及景观等多种层面的意义，相对前种类型更加世俗化，且对于信徒的心理而言更具有亲和力。
5 结语
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对西京道范围内的佛教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从不同层面对西京道范围内的佛寺分布情况系统分析，发现西京寺院分布主要受南京道以及五台山的影响。之后结合历史文献，对西京道范围内现存佛塔寺院的历史变迁和佛塔与寺院空间位置关系进行整理，并发现西京道的佛塔与寺院的空间位置布局分为两种类型：塔位于寺院轴线和塔位于寺外山峰。最后从信徒在整个参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对这两种布局类型进一步探析，并得出这两种塔寺布局对信徒能够形成不同的心理引导作用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