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晓旭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百年《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莫过于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的“新记”时期。“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最佳外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至巨；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屡受困难挫折，仍能曾其声望。”这样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历经时局动荡、饱经风霜雪雨却依然熠熠生辉的《大公报》精神：文人论政的担当和新闻职业主义的坚守。
传统文人论政的继承者
新记《大公报》达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巅峰。文人论政是一套关涉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参与国事的话语体系。方汉奇教授认为：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这种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近代报人们将其进一步传承与发扬，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从王韬的秀才办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到康梁等政治家办报言议清政，再到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新记时期，文人论政已发展到顶峰。此时文人论政中的“文人”已独立于体制之外，以专业的姿态和公共的情怀，无畏向权威挑战，忠实为公众代言，推动国家理想和社会公义的构建，而不再单纯是政治的喉舌和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想方设法入世从政的工具与谋略。
《大公报》因有这样一批怀有纯粹的新闻热情，而又有公共知识分子良心的报人而成为国家之公器，舆论之论坛，推动浑迷危亡的中华民族找寻出路。新记《大公报》特别注重社会良知和公众意识的培养，将自身情感与社会利益高度统一起来，时刻关注国家危亡，坚决捍卫民族利益。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之下，青年人的发展与命运是未来中国希冀之所在，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深切关怀之所在。这些文人以手中之笔在《大公报》上发言为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议论国事民生，表达独立见解，极富批判性和建设性。
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五四时期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时期，新记《大公报》无疑是我国报刊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一大先行者，真正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借鉴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其一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以此使得《大公报》摆脱政治控制而保持独立地位，改变了康梁以来以报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传统。它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又在立场上保持独立，不为他人左右，不做一党一派的机关报。二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报纸销售策略先进，广告经营有方，经济实力雄厚，新记《大公报》正是以企业经营为基础，才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人论政和新闻专业主义。三曰不私，本社同人对于报纸并无私用，并无它图，只为公众喉舌。新记《大公报》以新闻为本位，服从于事实，服务于公众。它遵循独立判断的精神，不畏强权，为民立意，至公无私。四曰不盲，不盲动，随声附和；不盲争，昧于事实。新记《大公报》要求记者需有渊博的知识和独立的人格，对于问题要独立思考，对于事理要透彻洞悉，遇事要头脑冷静，从而明辨是非曲直。其社论分析客观，态度严谨，新闻从国际形势到国内事变，从政府腐败到百姓疾苦，从高官权贵之闻到世俗平民之事，无不冷静探究，忠于客观。
新记《大公报》的这“四不方针”所体现的立场公允，经济独立，新闻客观，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客观原则、独立原则和公共原则的新闻追求相一致，正是今天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双重语境下的大成就者
新记《大公报》是中国文人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借鉴的成功典范，中国知识分子既坚守着文人论政的传统理想，又不断学习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努力将二者融合并本土化，塑造崭新的、现实的新闻职业信仰。
有学者认为，文人论政是中国知识分子寄希望于通过政论来影响政府决策，仍是隶属于政治框架之内的一种工具，而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是媒体不受政治和经济权利控制而服务于公众的自觉态度，所以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的文人论证是对西方“价值理性”为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背离。但是任何媒介、任何报人都有其生存的独特空间和时代背景，我们不能将其抽离出来，与其他国度里的主义完全等而视之。
在动荡黑暗的东方时空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首先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笔杆子，对进步势力予以支持，对腐败政治给予揭露与打击，这点正体现了新记《大公报》人深厚的人文素养与爱国情怀。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绝对的超党派是不存在的，只要对待一国之几党，公正言论，既不向一党宠媚依附，又不向另一党造谣诽谤，便无可厚非。
结语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舶来品，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将文人论政的传统与其相融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新记《大公报》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既使自己成为文人论政的阵地，又使之成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努力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既成为国家之公器，又成为公众之喉舌，从而为国为民而立言立命。
[1]周雨.大公报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3.
[2]方汉奇.大公报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