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基梅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清着作权律》尽管因清廷的倒台而未及实施，但在社会巨变期探索“文学艺术产权”制度的尝试，折射出晚清社会在内忧外患中寻求破局的曲折艰辛，对随后民国时期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资源，对于当下中国着作权法的实施、改革、发展和完善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向近现代出版产业的蜕变，新技术助推产业规模化

大清着作权律出台前，中国的出版产业又是一种什幺样的状况呢？活字印刷术虽然最早产生在中国，但文化印刷出版产业在农业文明的氛围中，始终不是举足轻重的产业，这或许和中国汉字自身的特点以及皇权独大的社会结构等因素有关。其随后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产业化的规模也非常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古登堡印刷术一度成为社会变革的推手。中国的传统出版业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才逐渐向近现代化转型。原有的有限数量的官书局与民间书坊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引进了新的技术和设备，有了长足的进步，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及铅活字排版法、影印、彩印等等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印刷品的质量。技术的革新与日渐成熟，出版物的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出版规模扩大，过去主要为官宦服务的出版倾向转而向普通民众倾斜，图书市场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信息的重要提供者。[1]

二、文人转型导致作者群体职业化，商业化运作兼具思想启蒙的使命

社会转型时期，清末文人难免会产生本领的恐慌，科举废除后失去进阶上层的阶梯，平生所学知识突然无用于时代，若无新的出路现实的生计困顿就在眼前，社会巨变关掉一扇门的同时新的机遇也在缓缓开启，图书报刊市场风生水起，一些留学归来的学子，进一步将西方文化引进国内，比较典型的是早年留学英伦的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重要着作。即使是没出过国门的传统文人，也从曾经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君子重义不言利”的状态完成了观念的蜕变，迎合日渐繁荣的图书市场出入于各类出版报馆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琴南，这位饱读诗书的举人曾七次进京参加礼部会试，心灰意冷绝意于仕途，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琴南最终凭一部《巴黎茶花女轶事》译着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这位从未出过国门不懂一门外语的传统文人最终确立了自己新文化先驱和翻译界之王的地位。文人自身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性及使命感使其无论在何种作品中都不忘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传播新思潮推进社会革新，这是清末作品的一个显着的特色。以1897 年创办商务印书馆为例，1902年张元济与馆主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 1912 年民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东等地设置了分支机构达16处之多，其迅猛的发展速度使得商业出版成为清朝末年出版的主力。[2]虽然乡土中国直到晚清并没有普及基础教育，但随着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晚清读者群体也逐渐壮大，阅读类型更加多元化，以前的市井通俗作品增添了近代都市的色彩，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新思想的接纳包容也是空前的。

三、社会变革中出版产业市场化，出版物内容多元化

特别要提到清廷洋务派的翻译活动和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出版活动，给出版业带来了形式和内容的新风尚。传教士们出版的书籍，最初主要是为了宣讲宗教教义，有其鲜明的政治经济意图。但随着时势的变迁，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到1875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万国公报》，其办刊宗旨为“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当然西方传教士对国人宗教宣讲进而进行思想控制应该是首要之意，但确实对晚清思想界自下而上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接触到《万国公报》，就成为该报的热心粉丝，据他自己讲思想遂‘日新大进’。后来他创办万木草堂，甚至把《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3]当然，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因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迎来了一个繁荣期，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清廷倾其国力打造的北洋海军，被曾经一直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大清国从最高统治者、社会智识之士到民间普通民众对岌岌可危的时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识之士呼吁变法维新，关心政治改革的人们多了起来，而传统经史子集、八股诗文已无法回应时代问题，一个全新的出版市场慢慢打开。晚清翻译作品、时评类作品大增，都市通俗作品出版量剧增，商贸广告类出版物大量涌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自持进一步崩塌，人们对待西学的态度由排斥到重新审视，由只重视“器”“用”层面到开始关注西方“政”“经”制度层面，时政评论文章市场认可度较高。翻译作品不仅限于天算地理、声光化电之学，更有大量译作介绍西方哲学，政治，文艺类作品，西方几百年间产生的各类学说在近代中国短短几十年间纷纷粉墨登场，一时间众声喧哗，探讨民族未来出路的声音不绝于耳。

四、立法活动背后的产业身影

有一定生产周期的出版产业，自身要求制度规范以规制恶性竞争等无序行为，但产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制度依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依赖何种制度也不一样。推动新制度建构的能力也不一样。比较中西方的产业实践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一)产业实力，晚清的出版业只是和以前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整个产业的规模化还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城市，广大乡村社会并没有普遍波及，印刷技术本身也主要是引进，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并不在社会占举足轻重的比例份量。

(二)产业的社会环境，对比晚清社会，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现实问题无法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对外来文化的移植拷贝是清末一个显着的现象。还有一点不同在于，晚清时期正值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时期，和以往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博弈不同，资本在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同时，一定伴随文化的扩张，这从客观上也造成中国出版业的复杂局面。

(三)产业影响力，晚清社会的出版业显然影响力有限，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城市有限的阅读群体，出版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就整个中国而言，直到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之际中国仍然是一乡土中国，毛主席敏锐的判断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农民的问题，尽管广大的江南工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四)产业的制度诉求，晚清出台的这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大清着作权律》，却是一个专制的王权主导下出台的法律，内中固然有产业资本和晚清智识阶层的身影，但大清政府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再造期待幻想，希望在国际商约谈判中改变被动局面，对于国内的出版业加强思想控制，在普通民众面前树立一个勇于改革的形象等，所以主要是快速的横向移植西方的法律，最终出台的法律应该是具有浓烈的宣示的意味，实际操作层面难以执行，这种家长式立法对于普及人们的着作权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总之，一部法律是否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完全在于其立法理念多幺先进，立法技术多幺完美，而要看和所处时代的关系，《大清着作权律》尽管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理念，但因不与现实力量孱弱的产业状况相匹配，不能回应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诉求，一部代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法律，现实遭际可想而知。其经验教训对今天我们的立法依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