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主题曲，更是实现对外开放重要战略方针，我国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力度，企业也在“走出去”号召下增加对外投资规模。据商务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1月－8月企业对沿线高达55个国家进行投资，金额数值高达119亿美元。随投资规模持续性扩大，我国对外投资风险不断加大，选用合理的路径解决投资矛盾，均是持续性实现对外投资基础保证，如何高效选用法律意识防范风险，保护自身利益是首要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对外投资趋势及法律风险概述
随着时代高速发展，我国全方位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根据实际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于2018年上半年针对沿线55个国家开展投资，总计74亿美元，同比增长为12%；沿线国家新签订对外承包合同额度高达477.9亿美元，占同期总额度为44.8%；上缴东道国税费高达3亿美元，占比高达71.4%。由此可表明我国企业积极掌握新政策方针，积极开展海外市场，以多种形式展开投资，获取良好的投资成果。“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综合性工作，为我国多数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平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获取一定的成果，但其实施时间有限，缺乏一定从成熟性，其在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度中并非处于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推移，对外投资布局更具广阔性，“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在我国总体对外投资中发挥重要价值。“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性扩大条件下，面临风险也不断增加，科学、合理开展对外投资，选取妥善的措施解决投资争端，均是保证对外投资资金安全重要举措。其中如何高效应用法律手段预防风险，发生对外投资争议时，可保障企业自身合法权益。
二、“一带一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法律风险原因分析
（一）国内立法缺乏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性增加，但我国针对其投资立法脚步未保持一致，现下生效规范性文件中，主要参考商务部出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进行投资活动中，拥有丰厚的收益，但面临的风险较大，若法律难以匹配，造成部分缺乏对外投资经验的企业而言，造成不利投资后果。此外，我国缺乏关于对外投资保险立法规范，由于对外投资承担较大的风险，保险机构内涉及相关业务较少，致使我国企业投资过程中缺乏一定保障，影响对外投资活动实施，增加我国对外投资风险。中国目前多海外投资保险相关规定，均属于政府规章或指导文件，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做以支撑，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难以成型。
（二）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规不尽相同，若投资方实际投资过程中，忽视其相关法律条款实施操作，增加我国对外投资法律风险。伴随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强化，我国企业守法意识持续性增强，由于国家语言障碍，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针对投资准入和股东资格东道国法律缺乏系统性掌握，各项活动开展若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状况，致使企业初期损失一定的投资资金。东道主国家法律中关于外商投资准入规程和相关资格确认，是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首要环节，部分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遵循当地劳动法律制度，抑或对其国家法律熟知度不足，受国外法律惩处，促使其经济受损。追求自身利益同时，对产品质量控制不足，致使投资生产产品出现粗制滥造现象，进而形成一系列法律问题。我国企业自身科研创新基础能力薄弱，致使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触碰知识产权法规定，是企业需着重关注的法律风险。
（三）缺乏对国际公约环境保护正确认识
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通常会忽视国际公约中相关规程，最为凸显的便是环境保护规则。随着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相关公约存在大量文件，作为制造业大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生产活动实施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干扰。我国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效益层面，对国际公约中规则予以忽视，最为凸显的便是环境保护规则。“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生态环境平衡不佳，我国企业缺乏有效的环保意识，被东道主国家法律制裁。作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文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明确指出2016至2030年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述文件中可获知，我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过程中，加强对东道主国家环境保护，是投资过程中，需着重考量问题。从现下实际状况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集中行业，也隶属于高危污染行业，以及沿线国家自身生态环境脆弱，若对其并未高度重视，会形成一定环境污染，需承担相应的后果。
（四）国际投资争端阶段机制不健全
国际投资争端主要包含三种形式，即外国投资者间争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主居民争端、我国投资者与东道主政府争端。为从本质解决上述矛盾冲突，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协商调解、国际司法程序等。上述国际间形成的投资争端不良影响，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影响，当投资者母国与东道主国家协商未保持一致，增加战争风险。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过程中，其公开度、透明度影响国家仲裁核心问题之一，形成其核心为信息缺乏对称性、决策过程不公开等，影响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争端。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应坚持的原则
“一带一路”战略方针实施有助于欧亚大陆交流及合作，不仅为我国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点，而且对沿线国家带来新发展机遇。为进一步保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不会受到法律风险，需积极遵守相关投资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实现共赢，坚持共商、共享及共担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应更倾向于与当地政府做好协调，不仅是多数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所以收入方式和制定价格受多方监管，而且沿线国家处于政局不稳局面，国家执政者主要将核心置于政局稳定层面，对长期经济利益项目积极性不高，加剧我国对外投资难度，需积极遵循共商、共享、共担原则。第二，突破传统经济主权原则。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经济主权难以满足现下时代发展潮流，从战略发展层面分析，不利于我国自身发展。所以应积极突破原有经济主权原则，深层次落实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项目准入阶段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约定合同中明确相关风险，规范各项条款，以免由于坚持经济主权产生的风险。第三，坚持企业透明度原则。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多个国家提出质疑，增加我国对外投资难度。为进一步贯彻该战略方针，消除其他国家与民众担忧，提高我国在国际投资中信任度，企业需积极做好信息披露，保证信息公开真实性及适宜性。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法律策略
（一）完善国内立法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猛，要求国内对外投资立法应保持统一，短期内提升对外投资法律位阶，实施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若有条件可请全国人大进行对外投资立法工作，通过法律手段掌握对外投资实际需求，将各类不足以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予以阻拦。应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条例，明确企业实际开展海外投资基本原则，展示官方实际立场，确保海外投资权益具有保证参考。同时，相关部分应做好对外投资指引，定期发布关于沿线国家状况，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参考。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健身，保证其相关内容协调，各部门做好相互联动，税务计划应为对外投资企业展开指导，保证企业实施合理税务规划，防止企业面临相应税收法律风险。鉴于我国具有中信保专门开展信用保险业务，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险业务，且在多个实践项目中获取良好的成效，应积极引入合并立法模式，由中信保经营相关业务。
（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关键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国家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最终将沟通结果明确体现在双边投资协定中。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签订协议书剑较早，家加强双边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实际角色地位，并适当增加不可抗力约定，如将战争、重大自然灾害致使投资损失，不予以纳入税收中，降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造成的损失。针对投资主体和决定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难以达成信息实时共享。针对“一带一路”投资主体国家而言，提高其风险辨识能力难度加大。因此，构建多边投资安全保证制度，是从本质层面控制投资方风险举措，为各国投资提供基础保证，若投资中出现异常状况，需为投资方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偿。
（三）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了解
企业正式对外进行投资之前，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法律调查，深层次掌握其相关条款，严格依照东道国法律规定，特别是基础建设建设工程，必定涉及相关承包工程，应加强人员安全保障，社会保险购买等，应不低于东道劳动法律规定；制造产业的投资，应严控其产品质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自身创新能力，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我国企业应强化自身法律风险控制，将法律风险放置于重要位置，严格依照东道国法律规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譬如蒙古国于2014年便出台相关法律限制矿产资源外国投资者准入，需对其加以关注，严格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
（四）积极参与国际争端机制的完善
现阶段，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作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唯一仲裁机构，“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间选取其机构解决，其主要是按照《华盛顿条约》成立，最终实际仲裁结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投资方若未严格履行相关仲裁结果，东道国有权强制性执行。投资争议国际中心，其仲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从本质层面分析对发达国家有一定优势，冲裁最终结果不尽相同，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我国需严肃对待上诉机制，参与其解决机制完善，获取更多的主动权。可积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多边投资协议，按照实际状况构建合理投资争端解决专业机构。
（五）严格遵守国际条约中环境保护要求
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环境保护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加之以“一带一路”为倡导背景，沿线国家自身生态环境基础薄弱，自然地理复杂，若在正式投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时，忽视对环境造成的干扰，可能面临一定的环境保护政策风险。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应局限于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降低技术标准，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损伤，对外投资过程中因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致使停产，抑或因排放物超标等致使高额诉讼赔偿，最终面临破产。因此，应积极遵守国际环境公约，动态化关注东道主国家自身环境相关法律条款，做好风险控制及预警，及时为地方企业提供环境法律援助，以免陷入环境政策风险中，促进“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开展。
（六）协调法律冲突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为了有效解决我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必须充分利用相关法律进行协调和处理，并且必须遵守一下两个原则。第一，强行法优先原则。基于我国当前的法律推行和发展已经有着很长一段历史，因此，在处理法律差异之间的不协调上我国已经独有一套方法与体系，同时处理也较为恰当。一般国内法在执行上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法律地位优势，不论是在立法执行上或是法制的基本维护上都相当有利，而且不仅是国内，甚至在国际背景下也依然能够产生明显效应。因此针对在不同国家上立法规范中的不协调性问题，在一般国内适用国际强行法律加以协调和规定；第二，利益平衡原则。对立法来说，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保护强者的权益，对经济利益高层建筑的法律体系来说，这也就展现出了立法中体现的不协调性问题，在法律本质和利益关系上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所以，在出现司法利益冲突和矛盾问题时，应当以及立法来保障切实权益，全面兼顾权益的平等，根据不同的利益加以合理协调，从根本上满足当事人的权益均衡关系，以便合理化解法律矛盾。
五、结束语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沿线多属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致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法律风险。因此，需按照实际状况，不断完善我国法律规则，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法律机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