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三五”时期我国将税制改革与减税降费相结合，通过制度性安排与阶段性政策并举、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效果卓越，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夺取抗疫和恢复经济的“双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结构性减税肩负着降低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提升经济活力等使命，具有重要意义。高科技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资本错配情况将直接影响企业效益，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治理刻不容缓。论文首先梳理了关于结构性减税以及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然后基于高科技企业结构性减税政策运用情况及资本错配现状，找到其治理机制，结构性减税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来改善资本错配情况。针对这一影响机理，论文对政府提出需加强政策监管，对金融机构提出需发挥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企业提出资本管理优化建议，以实现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治理优化。
【关键词】结构性减税;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
【中图分类号】F276.44;F8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2）08-0175-03
1 引言
我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就提出结构性减税，真正大规模实施则是始于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改革以后，近年来力度越来越大。2021确定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这是近年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2022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服务业、工业所得税减免力度。对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长相关延税政策。2022年，对中小企业新购置价值500万元以上设备器具，折旧为4年、5年、10年的可允许减半扣除;折旧为3年的可一次性在税前扣除。结构性减税政策2022年正在持续施行。
高科技企业是指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支撑的，在高技术领域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战略部署中，其中首要的一条是“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战略高度。科技创新可以被称作高科技企业的生命线，是高科技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动力。但是科技创新存在资本花费高、资源投入时间久、后续投入成本高和科技成果产出不稳定等问题，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企业资本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创新的不确定性、长期性，高科技企业持续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高科技企业内外部资本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动力，不利于高科技企业的长足发展。
在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后，高科技企业积极运用政策，提高了企业绩效。以LP医疗科技公司为例，在2018年之前企业资本多投放于经营活动，投资活动支出仅为经营活动支出的三分之一，企业资本错配严重，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在2018年研发费用按75%加计扣除政策颁布后，LP医疗用于投资活动资本投放大幅增加。以创新支出为例，LP医疗研发投入金额由2018年之前的2亿多元增长至2019年的6.31亿元，2018-2019年实现增量授权专利169项，增幅达到21.86%，企业创新绩效可观。净资产收益率由2018年的18.43%一跃至23.62%。可见，由结构性减税所导致的资本错配治理，对LP的财务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以上背景下，研究结构性减税政策对于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治理显得十分重要。随着中国结构性减税政策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是否能实现企业资本错配治理，具体的作用机理研究十分必要。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结构性减税的影响
2.1.1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微观影响
①结构性减税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构性减税的积极运用可以切实减少企业各生产要素成本，增加企业的内部利润留存以及现金流水平，从而增加内源性融资，降低外部融资成本。降低边际税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社会生产率，进而影响债务融资成本（李传宪和周筱易，2020）。结构性减税政策中差异化股利税政策从财务杠杆、融资约束、现金股利等方面降低了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政府将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投资税收抵免、投资扣除、所得税优惠）对投资进行了税收刺激，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还能够降低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社会投资（杨灿明，2017），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②结构性减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增值税转型、研发费用税收减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将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江笑云等，2019）。从内部资金供给角度来看，“营改增”政策下企业的总体经营现金流量水平得以上升，进而提高了企业内部资金的供给（钱晓东，2018）。从外部资金补充角度来看，第一，结构性减税中差异化股利税等政策降低了个人及企业投资税收，提高了投资者报酬率，增加了投资动机（李桂萍和刘薇，2018）;第二，结构性减税减小了企业面临的风险如财务风险等，降低了与之相对应的市场必要报酬率，增强了市场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的投资信心，从而有效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外部融资约束（陈小亮，2018）。
2.1.2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宏观效应
国外研究发现所得税税率下降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Melitz，2003）。增值税转型、固定资产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生产率（Liu和Mao，2019）。国内文献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新购进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刘行等，2019）和企业生产率（李永友和严岑，2018）。“营改增”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服务业中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劳动需求，进而提高平均工资率，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苏梽芳等，2021），新个税有效地实现了纳税人收入要素的合理化分配，促进了有限资源的合理化分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公平（贺丽萍，2021）。
2.2 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相关研究现状
从市场层面，企业资本错配是指市场资源分配的效率低，把一定的社会资源无效分配到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不同生产单位之间（苏泽美和孙长江，2015）。在本文中，资本错配指企业筹集到的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知识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二者之间分配的低效状态（王竹泉等，2017）。
2.2.1 企业资本错配现状
从宏观层面看，企业资本错配主要来源于所有制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区域结构扭曲三大重要方面（靳来群等，2019）。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依然有待提升，国有企业在二元所有制体制背景下通常可以获得创新扶持政策的倾斜。这些政策倾斜最终会导致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张洁和唐洁，2019）。而除所有制外，中国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性错配因素，如地域结构，在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问题及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却忽视全局效率的现实背景下，生产要素及创新资源无法有效跨地区流动，进而导致创新资源在国家整体层面的优化配置过程受到阻碍，进而导致创新资源错配（张伯超，2019）。此外，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失衡，高技术产业发展仍相对落后，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而高技术产业的资源投入依然相对不足（程远等，2021）。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资本错配是由于企业融资结构相对落后和失衡（马蓓丽等，2017）。我国企业获取股权融资的渠道狭窄，融资渠道主要为间接融资，但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弊端明显，仍然无法适应高科技企业对长期创新资本的需求，高科技企业还是面临着较大的资金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
2.2.2 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现状
根据研究发现，理想的经营状况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有企业都面临着或严重或不严重的资本错配问题。高科技企业本身具有高风险特点，企业经营、投资活动等的技术风险、信息风险、市场风险本身就会存在融资风险导致资本错配。目前，相较于非高技术产业，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源配置处于失衡的情况，高技术产业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尤其是医疗设备制造业。在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中物资资本错配比研发人力资源错配更严重（靳来群等，2019）。资本错配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行为的抑制正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关键因素，严重制约了高科技企业的长期发展。
3 结构性减税与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现状评价与问题分析
3.1 结构性减税政策持续施行
为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居民、企业的“获得感”，我国政府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手段之一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2018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加大力度推进减税降费，坚持扩大降税规模到1.1万亿元。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明要更加积极地推进财政政策实施。未来一段时间里，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力度仍将持续加大，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不可或缺部分，结构性减税政策将继续贯彻施行。
3.2 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广泛存在
由于地域分布、所有制差异、行业类型不同等导致了高技术企业存在更严重的融资约束、用资成本高等情况，高科技企业资源投入相对不足，资本错配情况广泛存在且问题严重。尤其是医疗设备制造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相对产出率增长较慢。
4 结构性减税对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治理效应分析
4.1 结构性减税通过降低资本成本，实现企业资本错配治理
结构性减税降费着眼于整体税负减少，使企业预期未来留存收益增加，内源融资空间更大，优化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将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有助于企业资本流向技术创新领域，促进行业发展。
4.2 结构性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资本错配治理
结构性减税降低了高科技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了盈利能力，扩大了现金流，提升了内源融资能力，降低了外部融资需求，从而改善了融资约束。融资困境的改善将有效治理缓解高科技企业中资本错配。
5 结构性减税治理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优化策略
基于结构性减税改革对高科技企业资本错配的治理效应，考虑到二者之间的交互、传导效应，应从政策监管部门和企业层面，构建监督与管理优化机制。
5.1 结构性减税政策监管机制
政府结构性减税政策制定和监管部门应实时了解结构性减税在高科技企业中的施行情况，调研结构性减税政策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及最终对宏观经济效率和风险的作用。及时通过调整结构性减税细则，强化落实具体监管措施。
5.2 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部门需更多关注了解高科技企业现有的融资困难，积极发挥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用，从贷款政策、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有效缓解高科技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5.3 企业资本管理优化机制
高科技企业自身也应该积极了解运用结构性税收政策红利，增加内源融资和直接投资比例，减少金融化投资，动态监测和调整资本结构来缓解资本错配问题，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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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由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属2022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治理效应研究”（编号：CYS22681）成果。
【作者简介】郑可欣（1999-），女，四川达州人，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