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连连

【摘  要】论文基于数字经济视角,借助2011-2019年我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3个维度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均显着提升区域创新水平,而数字人才与区域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最后,论文就如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驱动区域创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数字技术;区域创新

【中图分类号】F49;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3)04-0049-03

1 引言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时代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之一。伴随着互联网和新兴科学技术在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领域的快速普及和渗透,数字经济为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孕育了丰厚沃土。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得益于信息资源的集成共享,知识在经济社会领域内的流动和扩散加快,进而加速区域创新;其次,数字技术打破了创新边界,将用户、企业、大学、资金提供者和中介服务等创新主体一同连入创新系统,扩大了创新活动参与者的范围,对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无疑,在当下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借助2011-2019年我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具体影响方向及效果,以期为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指明方向。

2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Tapscott Don(1996)发表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危险》,书中从数字经济及其要素、互联网情景下的业务和管治以及适应转型与变革时代的领导力这3个方面对数字经济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但是Tapscott Don并没有直接给出数字经济的有关定义。随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探讨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本质。Mesenbourg(2002)认为数字经济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以通信网络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二是一种电子商务,即,使用数字化进行在线交易;三是经济发展模式数字化,例如,交易信息数字化。何枭吟(2005)认为数字经济是如今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利用数字技术,涉及生产的各个领域,如制造、管理和流通等领域,以数字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其中,目前关于数字经济较为官方的定义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在杭州峰会上通过的首个多国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的,其从广义层面指出:数字经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区域创新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认可。在国内,理论分析层面,温珺等(2019)从企业微观层面、产业中观层面和区域宏观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提升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李雪等(2021)则从理论上具体分析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层面,赵滨元(2021)综合考虑数字经济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和可获得性等因素,采用单一指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来衡量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的创新绩效也有显着正向影响。然而单一指标难以反映数字经济综合水平,学者们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温珺等(2019)学者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创新影响最大,体现了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的是真正的创新。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不构建指标体系,而是选择每一维度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如熊励等(2020)选择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人才投入、数字素养、资本投入和数字应用5个维度;周青等(2020)选择数字化接入水平、数字化装备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和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4个维度。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数字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早,关于数字经济与创新的研究也比较丰富。Mikhail等(2018)分析了在向数字经济过渡的条件下,促进创新活动的一些金融、税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技术和组织机制,还研究了端到端技术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和促进公司创新活动中的作用。Dolbnya等(2021)以西伯利亚联邦区为例,研究发现地区创新发展指标值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值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维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且缺乏地级市层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数字经济分维度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的内在联系,并基于2011-2019年我国25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择

本文借鉴Arundel和Kabla(1998)的指标设置,选择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城市的创新水平(inn)。关于数字经济的衡量,目前仍未有统一的测度指标。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尽管各机构、学者在评价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时各有侧重点,但多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维度。因此,借鉴赵涛等(2020)与熊励等(2020)的测度指标,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dig_inf)、数字人才(dig_per)和数字技术(dig_tec)维度对我国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第一,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来衡量数字基础设施,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衡量数字人才,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电信业务总量衡量数字技术。

第二,基于熵值法求得此3个维度内两个指标所占权重,然后运用加权平均求和的方法得到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3个维度的综合得分。借鉴赵涛等(2020)和温琣等(2019)的研究,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包括:①经济发展状况(GDPP),采用人均GDP测度;②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区域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③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衡量;④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表示;⑤创新投入(exp),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状况中的科学技术支出表示。

本文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指标的原始数据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获得。

3.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专利申请变量属于典型的计数数据,目前常用的面板数据计数模型有负二项回归和泊松回归。由于本文的专利申请变量数据存在过度离散的情况,即方差值远远大于其均值,如表1所示。

为了避免低估计量数据的标准误差、高估显着性水平的不良情况,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根据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建立如式(1)~(3)的基础模型,α0、θ0、ρ0表示常数项。式中,α1~α6、θ1~θ6、ρ1~ρ6为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值,i表示不同的城市,t表示不同的年份,εit表示误差项。

innit=α0+α1dig_infit+α2expit+α3fdiit+α4finit+α5GDPPit+α6indit+εit          (1)

innit=θ0+θ1dig_perit+θ2expit+θ3fdiit+θ4finit+θ5GDPPit+θ6indit+εit        (2)

innit=ρ0+ρ1dig_tecit+ρ2expit+ρ3fdiit+ρ4finit+ρ5GDPPit+

ρ6indit+εit          (3)

3.3 实证分析

对所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1可见,2011-2019年我国254个城市的平均专利申请数量为9 179件,标准差为21 764.64,说明我国各城市间创新水平差距较大。类似的,其余指标中,数字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方差均远远大于其各自的平均值,表明各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作为解释变量,将创新资本、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进行负二项回归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模型1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1%可使对应区域的创新水平平均增长0.003%,且在5%水平上保持显着,说明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由表2的模型2可知,数字人才与区域创新水平无明显线性关系,但是,通过借鉴周青等(2020)的研究,在式(2)中加入数字人才的平方项(dig_per2),得到模型3,发现数字人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一座城市内的数字人才过多不一定有利于其创新产出。由表2的回归模型4可知,数字技术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数字技术水平每提高1%可使相应区域的创新水平平均增长0.5%,且在5%水平上保持显着。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3个维度实证分析其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有: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数字技术水平均有助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数字人才对我国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

4.2 政策建议

第一,以数字基础设施助力区域创新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政府应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部署网络和信息通信工作。只有建设好先进、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良好的数字网络平台,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进而有助于我国区域创新活动的向好发展。

第二,以数字人才赋能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数字人才可以反映区域内的数字素养,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对于各区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形成一个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我国应建立健全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高新技术人才,同时要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储备。此外,需要注意避免数字人才的过度投入,注重提高人才结构和布局的合理性。

第三,以数字技术引领区域创新攻关。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的数字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云办公、云教育等逐渐深入社会生活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各行各业也逐渐开始迈入数字化转型的道路。各城市可以借助此趋势加快拓展数字技术的新场景,进而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

【参考文献】

【1】Tapscott Don.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New York:McGraw Hill,1996.

【2】Thomas L Mesenbourg.Measuring Electronic Business[J].Definitions Underlying Concepts & Measurement Plans,2002.

【3】何袅吟.美国数字经济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4】温珺,阎志军,程愚.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J].经济问题探索,2019(11):112-124.

【5】李雪,吴福象,竺李乐.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绩效[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43(05):17-30.

【6】赵滨元.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4):37-44.

【7】熊励,蔡雪莲.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0,34(12):1-8.

【8】周青,王燕灵,杨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3个县(区、市)的面板数据[J].科研管理,2020,41(07):120-129.

【9】Mikhail Yakovlevich Veselovsky,Tatiana Vitalievna Pogodina,Raisa Vasilyevna Ilyukhina,et al.Financial and economic mechanisms of promoting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ormation[J].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Issues,2018,5(3):672-681.

【10】E A Dolbnya,O N Kozlova,M K Vasilyeva,et al.Digital Innovation as a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Factor[J].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1,666(6):62133.

【11】Anthony Arundel,Isabelle Kabla. What percentage of innovations are patented? empirical estimates for European firms[J].Research Policy,1998,27(2):127-141.

【12】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