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李娟,周纪妹,王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郑州 450000

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病死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早期肝癌发病时不易察觉,确诊时大多数已进展至晚期,无法经过手术实现完全切除[1-2]。介入治疗是中晚期肝癌患者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方式之一,将栓塞剂、抗肿瘤药物通过导管向肝动脉区域性用药,以达到治疗效果[3]。由于对肝癌相关知识的了解较为匮乏和癌因性疼痛,肝癌介入治疗患者多伴有悲观、消极的负性情绪,可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日常生活,进一步加重临床症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4]。回馈健康教育模式指在健康教育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回馈、了解患者对相关内容掌握情况,对未掌握和理解有偏差的内容进行及时更正及多次耐心解答,直至准确掌握为止[5]。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已用于胃癌根治术、肿瘤癌因性疼痛患者治疗中,效果较好[6-7],但在肝癌介入治疗中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探讨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在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8月至2020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10例肝癌介入治疗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8]中关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标准;②接受肝癌介入治疗;③依从性良好;④年龄19~75岁。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难以耐受介入治疗;③服用过精神类药物;④意识或认知功能障碍。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105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健康教育与护理指导,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干预。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肝癌介入治疗患者给予常规健康教育与护理指导:向患者介绍肝癌介入治疗相关知识,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引导患者进行相关检查,提供药物与饮食建议等。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具体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传递信息,组织成立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小组,与主治医师依据患者病情制订为期4周的健康教育培训,第1~2周,小组成员每天依据计划内容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宣教方式包括多媒体视频播放、口头宣教、微信相关内容推送与分享、宣传手册相关内容科普等。②效果评价,第3周,采用询问、问卷、互动等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评估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对已掌握内容进行肯定、鼓励,重点关注未掌握内容。③修正信息,在第3周完成效果评价的同时进行修正信息,分析患者及家属对健康知识的内容未掌握或易遗忘原因,以更易接受或理解的方式进行多次讲解,重新学习。④再次评价,修正信息培训1天后,再次进行评价,评估其未理解或易遗忘的内容是否已经掌握或理解,通过此种反馈循环方式确保患者及家属掌握全部相关健康教育内容。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①教育前和教育4周后,采用培训相关内容自制问卷评估两组患者的知信行指标,包括肝癌介入治疗知识(15个条目)、信念(8个条目)、行为(7个条目)共3个维度30个条目;知识模块主要为选择题,选对得1分,选错不计分,总分0~15分,评分越高表示知识掌握越好;信念与行为采用1~4级评分法,信念总分8~32分,行为总分7~28分,评分越高表示信念与行为越好。内容效度0.716~1.000,分半信度为0.863,Cronbach’s α系数为0.915。②教育前和教育4周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9]、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0]评估两组患者心理状态,SAS量表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依据“没有或很少焦虑”“偶尔焦虑”“经常焦虑”“部分时间都处于焦虑的状态”分别计1~4分,总分乘以1.25得到标准分,标准分范围25~100分,<50分为正常,50~60分为轻度焦虑,61~70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HAMA量表共14个条目,依据“无症状”“轻度症状”“中等症状”“重度症状”“极重度症状”分别计0~4分,总分0~56分,<7分为无焦虑,7~13分为可能焦虑,14~23分为轻度焦虑,24~28分为中度焦虑,>28分为严重焦虑。③教育前和教育4周后,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问卷(the MOS item-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11]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包含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精力、社会功能、生理机能、一般健康状况8个维度,各维度总分均为0~100分,评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知信行的比较

教育前,两组患者知识、行为、信念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两组患者知识、行为、信念评分均高于本组教育前,且观察组患者知识、行为、信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教育前后两组患者知信行评分的比较

2.2 心理状态的比较

教育前,两组患者SAS、HAMA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两组患者SAS、HAMA评分均低于本组教育前,且观察组患者SAS、HAMA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前,两组患者SAS、HAMA评分分布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观察组患者SAS、HAMA评分降低趋势均比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90、2.790,P<0.05)。(表3~5)

表3 教育前后两组患者SAS、HAMA评分的比较

2.3 生活质量的比较

教育前,两组患者SF-36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育后,两组患者SF-36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本组教育前,且观察组SF-36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6)

表6 教育前后两组患者SF-36量表评分的比较

3 讨论

肝癌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受饮食、环境、作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早期肝癌多特异性症状,中晚期时常表现为肝区疼痛、乏力、腹胀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低热、上消化道出血等,体征表现为肝脏肿大、腹腔积液、黄疸等,部分患者会出现下肢水肿、男性乳腺增大等[12]。因早期肝癌发病隐匿不易发现,确诊及治疗时多已处于中晚期,不仅容易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期,也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3]。肝癌介入治疗是肝癌的主要非手术方法,在高精密影像设备的引导下,在皮肤上穿刺形成3~5 mm的小孔,经股动脉插管至肝癌供血动脉,将抗肿瘤药物或栓塞药物通过导管给药,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局部化疗,达到治疗肝癌的目的[14-15]。有研究表明,肝癌介入治疗虽然治疗效果明显,但也会产生消化道不适等不良反应,患者多伴有恐慌、紧张、焦虑、悲观等负性情绪,不良的心理状态会干扰患者的神经调节、消化、吸收、免疫功能,还会影响患者的饮食、睡眠、作息等日常生活,影响治疗与康复效果[16]。

回馈健康教育模式通过多种回馈方式,准确评估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理解与记忆程度,有利于宣教者做出针对性的巩固与易接受的宣教方式,实现对健康教育内容的有效学习[17]。有研究发现,回馈健康教育模式能有效提高食管癌术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18]。本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后,两组患者知识、行为、信念评分均高于本组教育前,且观察组患者知识、行为、信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健康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知识、行为、信念水平,但回馈健康教育的效果更明显,与梁云云和项蕾蕾[19]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与常规教育与护理干预相比,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在提高患者知识、行为、信念水平上的效果更好,这可能是通过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内容不断回馈、不断巩固与纠正,能及时有效消除患者及家属对疾病产生的困惑,使患者在知识、行为、信念等方面发生变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后,两组患者的SAS、HAMA评分均下降,但观察组患者SAS、HAMA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的SAS评分主要集中于50~70分,而观察组主要集中于60分以下,对照组HAMA评分主要集中于7~23分,而观察组主要集中于13分以下,表明健康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但回馈健康教育模式的改善效果更明显,表明经过常规教育与护理干预后患者的负性情绪会有一定的缓解,但回馈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更佳,这可能是因为回馈健康教育模式通过对患者接收的信息进行评估,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困惑,通过多种方式释放患者的内心负性情绪,消除相关疑惑,加强患者对疾病以及健康等知识的正确认识,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后,观察组患者SF-36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与蔡婵娟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在全方位改善生活质量上优于常规教育,可保证肝癌介入治疗的效果,促进患者恢复。本研究主要纳入的患者是行介入术治疗Ⅲ~Ⅳ期肝癌患者,两组的临床分期相近,不是影响本研究干预方式的混杂因素。但有研究提示,分化程度低是影响肝癌介入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21],可能影响患者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回馈健康教育模式的干预效果,不同临床分期对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干预效果的影响或可能成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此外,本研究评估回馈健康教育模式对早期肝癌介入治疗患者的心理生理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显着,但受限于随访时间未涉及肝癌介入治疗患者预后的相关观察,期待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回馈健康教育模式能有效提高肝癌介入治疗患者的知识、行为、信念水平,缓解负性情绪,促进疾病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