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下叶，西方列强对我国煤炭资源的大肆掠夺，推动了煤矿行业的快速发展，聚集了第一批煤矿产业工人。这一时期煤炭开采条件十分恶劣，距离地面千百米的矿井不仅暗无天日、空间狭小、闷热潮湿、设施简陋，还十分危险，瓦斯爆炸、塌方、冒顶、灌水、火灾等事故时常发生，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外加煤矿主的剥削与压迫，矿工们可谓“吃着阳间饭、干着阴间活”。
1919年3月9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2期文章中，描述了煤矿工人恶劣的生产条件，“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①“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煤矿工人生理、心理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促使他们选择歌唱的方式言说内心的悲与苦。鉴于以往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几无关注，本文旨在对近现代中国煤矿悲歌进行搜集、整理，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分析，总结煤矿悲歌内容、特征及其文化功能。
一、煤矿悲歌的内容
煤矿悲歌是以矿工生产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为内容，主要包括反映煤矿高危生产特征；反映煤矿不合理管理制度；反映煤矿工人恶劣劳作状况以及食宿条件等几方面。
（一）反映煤矿高危生产特征
煤矿工作一直被列为高危职业之首，尤其近现代阶段，人们更是将其比喻成“人间地狱”，随之产生大量反映矿工命悬一线的民歌。如云南东川的《白骨盖地一层层》；山西西山《干的阴间活》；黑龙江鹤岗《井口就是鬼门关》；安徽淮南《十有八九命难保》；辽宁抚顺《出煤拿命换》《进矿如过鬼门关》等作品，单从曲名就可看出煤矿工作的危险及不易。
矿工们多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建构歌曲，如辽宁矿工传唱的《最下层是矿工》，旋律高起低落，变宫音的运用配以“地狱十八层、最下层是矿工，四块石头夹块肉、阎王殿里常通行”的心酸唱词，道出采煤者内心的悲苦之情。
还有一些悲歌是以他者的口吻间接地述说煤矿开采的危险性。如《闯关东》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唱出山东籍童工“十三闯关东，十四下矿井，十五皮包骨，十六把命送”的悲惨遭遇。《养女莫嫁炭古佬》及《不把闺女嫁给下窑的》等作品，则通过长辈劝说姑娘们“嫁人莫嫁煤矿工”的话语，指出“下窑的，寿命短”“过了三九（三五）年，上了阎王薄”的危险工作特征。
悲歌不仅唱出了煤矿事故多发的状况，还反映了去世矿工尸体得不到尊重、被弃之山林喂野狗的不人道事实。如河北唐山民歌《下煤窑苦难言》中“下煤窑几十年，累的腿折腰也弯，死后扔到那青山下，多可怜，野狗成群当饭餐（哎咳哟）。”以及黑龙江鹤岗《矿工四季歌》中“矿工不幸丧黄泉，尸体未寒抛荒山”等。
日本掠夺我国煤矿期间，逼迫矿工在瓦斯气体浓度严重超标的矿井中挖煤，经常导致“特大型”矿难事故发生。辽宁抚顺煤矿的《妹子苦》唱的就是矿工妻子“来到了关东寻丈夫，正赶上井下闹瓦斯（啊），鬼子他下令把井口堵”的情形，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斑斑罪证。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的《要劳工》：“洞里死了人，就往车上扔，扔到洞门外，有个万人坑，尸骨堆成山”也反映了矿工们命丧“万人坑”的悲惨宿命。
（二）反映煤矿不合理管理制度
建国前，我国煤矿从换班制度到管理制度都具有鲜明的封建剥削特征。为了榨取工人们的剩余价值，煤矿主制定一系列不合理的规定，这在广泛传唱的煤矿悲歌中都有所反映。
1.反映煤矿不合理换班制度
旧社会各地煤矿的换班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所有煤矿都采用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榨取矿工们的剩余价值。如开滦、大同、阳泉等地的煤矿名义上实行三班倒制度，实则是两个班连着上，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十六个小时。而门头沟、萍乡、淮北等煤矿实行“阴阳班”工作制，依旧是“下井鸡鸣叫，上井月亮照”。
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煤矿制定的换班时间则是以月来计算。如陕西铜川煤矿的“大班窑”制度，“把一年分为三班，……一班工人下井要连续干一百多天才能上井，每天工时长达十七八个小时。”②这些矿工成年累月地在阴暗潮湿的井下挖煤，疾苦不堪。铜川煤矿悲歌《大班窑》就道出其中的苦楚与无奈：“大班窑，苦无边，一下就是百十天，窑工日夜在井下，当牛做马受煎熬。”同样，湖北矿工“每次下洞时间最少是二三十天，经常达到三四个月或五六个月，有时长达八个月之多。当时，洞下工人中传唱着这样一首悲愤的歌：世间都说牛马苦，哪有我的苦水多，牛马夜间有闲时，我做活来没休止。”③
2.反映煤矿不合理管理制度
建国前，我国煤矿实行的是把头制度、包工制度。煤矿由矿主雇来的把头、包头监督、管理。他们负责招揽工人、组织劳动，从矿主那赚得的钱中取一小部门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及日常开销，剩下的大部分钱财都纳入私囊。这些“管事儿”的延续了封建把头的恶习，压迫手段极其残酷，不仅拖欠工人的工资，还想方设法剥削他们的血汗钱，如提供最差的工棚，却收高额的费用。
在煤矿把头们的剥削、压迫下，矿工们难以喘息、连连叫苦。辽宁抚顺煤矿悲歌《大柜狠》中唱的“大柜狠、大柜狠，算盘珠子能吃人，能吃人。”民歌《煤黑子苦》中那句“把头心肝坏，肩头棍棒打，浑身皮肉开，哎呦穷哥们儿，浑身皮肉开”，都反映了封建把头们“吃人肉、喝人血”的恶劣行径。
此外，反映不合理管理制度的还有山东淄博矿区《喝尽工人血和汗》，安徽淮南《掌柜先生铁算盘》、黑龙江鸡西《敲骨吸髓似魔鬼》、山西大同《血汗被榨干》等民歌。
（三）反映煤矿恶劣劳作状况及食宿条件
还有一部分煤矿悲歌反映了煤矿恶劣劳作状况及食宿条件。矿工挖煤、运煤等劳动都是在空间狭小的井下匍匐进行的，其艰辛程度如河北开滦煤矿民歌所唱：“阎王槽， 三尺高， 往里一进要弯腰， 坐不起来站不起， 只好躺下把煤刨。后背磨得流鲜血， 好像挨了几刺刀， 两手磨得出血泡， 腰酸腿痛两膀酸。”挖完煤，矿工们还要在脖子上或腰上拴根绳子，将煤炭放到绳子后的筐里拖出煤矿。只有“这班身体较小的青年，才能行走如意，他们工作时使力，非用手，亦非用肩膀，乃是任何伏身头顶，如牛马之驮车一样。”④江西等地的矿工将其称为“扯拖”。
矿工们身上拴着的绳子和筐，很像是狗的尾巴，安源矿工们在《挖炭歌》中便自嘲说：“未曾变畜生，先生尾巴，回到家中怎好见爹妈。”这首民歌“以工人自己特有的质朴语言和曲调，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唱出了安源工人的辛酸生活：这是安源‘扯拖工人艰苦劳动和非人遭遇的写照。”⑤
煤矿工人除了劳作艰辛、食宿条件也十分恶劣。“据老工人回忆：‘由于卫生条件太差，臭虫特别多，墙上床上到处可以看到臭虫排队，真是人无藏身之地；‘吃的是霉米、烂米烧出来的饭，菜是干菜，根本不知道是些什幺东西做的，里面有草，有树皮，就是很难吃到的一点点肉也是发臭的。”⑥
河北开滦煤矿传唱民歌《住锅伙》？譿唱出了矿工“住锅伙”的悲惨处境。通过“夏天里不挡雨，冬天不挡寒”，橡子面“又粘又发苦，难往肚里咽”等唱词进行控诉。
二、煤矿悲歌的曲调及唱词特征
煤矿悲歌体裁主要以叙事性的小调，山歌、号子为主，旋律凄苦、唱词真挚。矿工们通过这些作品宣泄内心情绪，以集体编创、口耳相传的方式建构。这些悲歌大都结构短小，以原样运用及变化运用民间音乐曲调为主。唱词方面，既有采用流传已久的煤矿歌谣填词的，也有以顺口溜形式融入歌声的，语言口语化，还加入特有的时代名词、行业名词以及地方方言。
（一）曲调特征
煤矿悲歌旋律主要来自民间小调，也有一些是运用山歌旋律、器乐曲牌以及戏曲、说唱唱腔等，编创手法既有原样运用也有变化运用。
1.原样运用
原样运用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旋律填入新词的煤矿悲歌有：黑龙江双鸭山煤矿的《矿工十二月》曲调来自双鸭山小调《卖山丁》；山西河曲县的《大青山背炭好心寒》是原样运用山歌《前山后山去打短》旋律；江西萍乡煤矿的《挖炭歌》则运用的是《十杯酒》曲调；而黑龙江双鸭山煤矿的《劳工叹》选取了当地的《寡妇叹》旋律。此外，还有以不同的《祭腔调》曲调填词的黑龙江鹤岗的《矿工四季歌》、黑龙江富锦县《劳工歌》等。以原样运用方式建构的悲歌，虽然曲调没有变化，但填入新词后，歌曲风格、表达内容以及演唱情绪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形成了表达矿工悲苦生活的新作品。
2.变化运用
一些煤矿悲歌是由熟悉的民间音乐曲调改编而成的。如《天上的星星朗朗稀》改编自民间灯彩中牛灯《武吉卖柴》的唱腔旋律，展现矿工们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渴望。开滦煤矿《窑工苦》曲调来自河北栾南民歌《美女思情》。矿工们将四二拍子扩展为四四拍，以原曲骨干音为基础进行加花处理。结尾三小节连续出现“do-si-la”“do-la-sol”三音列级进下行音调，赋予作品悲调风格。
谱例1 《美女思情》与《窑工苦》旋律对比
珍藏在江西安源纪念馆中的民歌《骂洋鬼子》，是在湖南民歌《十个沙罐》基础上改编的一首悲歌。据江西民歌集成记载，《十个沙罐》原本是一首儿童歌谣。可见，大批湖南矿工到江西从事采煤工作后也将母语音乐带到江西，促成湖南与江西两地音乐文化传播与交融。此类悲歌还有安源煤矿流传的《少年进炭棚》是江西矿工在湖南花鼓戏“衡四板”曲调基础上融入江西安源民歌的旋律音调，发展成一首即具有湖南羽
调式风格，又具有赣西音乐特色的煤矿悲歌。
还有一部分煤矿悲歌是融合两首或两首以上曲调发展而成。如河北开滦煤矿的《住锅伙》既具有民歌《逃荒》的旋法特征，也有着《十大怨》的曲调元素，矿工们以这两首曲调为基础，采用加花、减字等手法扩充了乐曲结构，反映煤矿工人住锅伙的悲惨境遇。江西安源煤矿老工人徐胜远传唱的长歌《劳工记》是萍乡民歌《长年歌》及《夜歌》曲调的融合体。民歌《大柜狠》则是由东北民歌《摇篮曲》及江苏民歌《孟姜女》曲
调发展而来的。
煤矿悲歌在传唱过程中，还出现用不同曲调配同一首唱词的情况。如上文提及的江西安源煤矿的《劳工记》，旋律由萍乡民歌《长年歌》及《夜歌》编创而成，此外，还有运用地方说唱音乐谱曲的情况。如萍乡渔鼓的“音乐很苍劲，富于戏剧性，对表现《劳工记》这样复杂的内容、庞大的形式更为合适。”可见，作为长歌进行演唱的《劳工记》多配以戏曲、说唱曲调，而当截取其中一段唱词时，则主要运用当地民歌旋律
进行演唱。
（二）唱词特征
歌词是歌曲的文词部分，是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媒介。矿工常以“地狱”“阎王殿”“阴间”“丧命”等语言符号，比喻煤炭开采的高危性。除此之外，煤矿悲歌的唱词还具有如
下特征：
1.以煤矿歌谣为唱词
煤矿歌谣“不仅是煤矿文化的一种载体，而且堪称整个中国煤矿文化的重要源泉。……是广大矿工劳动状况、生活境遇的客观反映，是他们思想情感、愿望要求和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直接表现，是他们集体智慧和创造力的艺术结晶，是可信度较强的原生态史料”。因此，煤矿歌谣与煤矿悲歌之间自始至终都有着亲密的关联性。如《少年进炭棚》《最
下层是矿工》等作品都是以已有的煤矿歌谣为歌词的。
一部分煤矿悲歌在运用煤矿歌谣时对其进行了适当改编，如《窑工十二月叹》原词为：“十二月里整一年，穷窑花子盼春天，有朝一日我得了第，打洋人杀把头，所有的暖阁都归咱。”转化成民歌后，将歌词后半部分进行缩减，加入衬词，变为“有朝一日我们翻了身（哇），洋人把头全完蛋（那）”。此外，在歌谣文学传统的影响下，一些悲歌虽然没有采用原词，但
继承了其篇幅短小、押韵上口、便于记忆等特征。
2.口语化、方言化
煤矿悲歌语言质朴，口语化特征突出，常运用矿工熟悉的方言词汇。如唐山矿区传唱的《窑工十二月叹》中“洋人暖阁里猫”的“猫”是当地方言躲起来的意思。张家口矿工传唱的《五更寒》里“冻的直打颤，裹上那洋灰袋儿”，其中“洋灰袋儿”是水泥袋子之意。再如昌黎的《磨洋工》“老百姓啊，来了十个九个胡弄”，“胡弄”意为应付与捉弄。吉林矿工们传唱的《劳工叹》“肚内无食小咬身上叮”中的“小咬”是东北地区对小个儿蚊子的叫法。江西龙南县的《十二月挖矿》中“正月挖矿搂匆匆”，“搂”是地方语“挖”的意思，即匆匆地挖。山西河曲《大青山背炭好心惨》那句“大炭压得脊背疼，二柜还给打
发工”中的“打发工”是派工之意。
3.融入时代及行业词汇
由于特殊的时代及行业因素使然，煤矿悲歌中包含许多“行业术语”及“时代名词”。这些词语对于近现代煤矿工人是十分独特的，在日后历史发展进程中可能不再会出现。因而，它们即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煤矿行业的文化传统，具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历史意义。
悲歌歌词中包含大量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语言，如唐山《窑工十二月叹》将外国资本家矿主称为“洋毛子”。《劳工叹》《抓劳工》等民歌中“抓劳工”是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制定的一种不合理劳工制度。《矿工十二月》那句“清查户口抓浮浪”中的“浮浪”是指无户口证明的人。“说出半个不字呀，老虎系的棒子挨不完。”中“老虎系”，是对伪满特务组织系统的称呼。
煤矿悲歌中还有大量煤矿行业名词，如“橡子面”“锅伙”。“橡子面”是由橡树果实磨成的面粉，把头们将其作为矿工们的粮食，苦涩难咽，食后便秘症状严重十分痛苦。“锅伙”是对旧社会煤矿工人住处的称谓。《窑工十二月叹》等民歌中还保留对煤矿及矿工的旧称。如“窑花子”“做窑的”“窑黑子”“老塘”“窑洞”“毛子窑”等。此外，“万人坑”“把头”“麻包”“扯拖”
“大柜”等都是当时在煤矿行业中使用的名词。
三、煤矿悲歌的文化功能
“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决定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或者说人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煤矿悲歌作为矿工群体的音乐行为，是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下的特殊需求使然。想深入探究这些悲歌的文化功能，需将目光投向其背后的文化语境、矿工行为动机及心理需
求。
（一）慰藉情感及宣泄情绪
“穷贩私盐富贩娇，四路无门把炭掏”；“走投无路到煤窑，豁出性命把井下。”一些人们在走投无路时，为了生存、为了家人不被饿死在街头，只能豁出命去下煤矿。此外，还有一些人是被抓到矿山去的，他们一旦进了煤矿大门便失去人身自由。矿主不仅拉起铁丝电网，还让把手们严格看管，若是有逃跑的就会遭到毒打，甚至是丧命，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
地不灵”。
旧时期的煤矿工人就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别无选择”“无法改变”的环境中，每日面对恐怖阴森的矿井，遭受矿主压迫，以及承受着随时送命的恐慌。正如黑龙江双鸭山矿工传唱《矿工十二月》中那句：“工人骨头都榨油，心酸眼泪肚里流。”的确如此，无耐的选择、悲惨的遭遇，一肚子心酸苦楚无法用言语述说只能通过歌曲表达。久而久之，将悲惨遭遇编成歌曲传唱，便成为这些“地狱”中生存的人慰藉自我、宣泄
情绪的主要方式。
（二）引发共鸣，建构传统
“人们被音乐唤起情绪时，其神经机制迅速、自动对音乐刺激的某些特征做出反应，导致内在模仿所感知的情绪。”近现代阶段，生发于矿工自我需求的个人歌唱行为，不断地感染、唤起一起生产、生活，与其有着相同经历的矿工的悲伤情绪，激发共鸣，形成模仿、传唱的集体音乐行为，久而久之
便积淀成为深厚的煤矿音乐文化传统。
1978年11月，梁茂春、徐士家等学者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的安排下，对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工人歌咏运动史料进行搜集、调查。老矿工们不仅清晰地记忆《听说安源好赚钱》《挖炭歌》等悲歌，还能完整地进行演唱。矿工谭福生说：“我三岁跟父母从湖南湘潭来安源，十二岁下井，一下井就清清楚楚记得工人唱这个歌。”老矿工徐胜远还能从头到尾地演唱《挖炭歌》。
如谭福生所说：“这个曲用的是悲调。”“那包含着悲愤和心酸情感的旋律，那富于起伏而总在下行音调中收束的乐句，那细微的颤抖的装饰音，那下行的哭腔滑音，那两、三字一顿的句法，如泣如诉，形象地反映了安源工人深重的苦难。”歌曲中蕴含的悲苦之情是几代矿工都感同身受的，这也是煤矿悲歌传统建构后能够一直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三）提供言说空间，孕育新思想
被封建矿主、资本家们剥削、压迫的煤矿工人是没有申诉权、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他们又是被视为最底层的“边缘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早已失去言说自由。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自由地歌唱，在音乐世界里矿工们可以相互倾述，建构自我话语世界，行使主动言说的权利。
如上文所述，煤矿悲歌在矿工传唱过程中引发共鸣，逐渐积淀成该群体的音乐文化传统。当这些歌曲中的个人哀怨之情转为集体共识时，新思想也将随之萌发，并体现在煤矿悲歌中。如河北唐山《窑工十二月叹》，全曲采用“月令体”形式，发展到第十二段“有朝一日我们翻了身（哇），洋人把头全完蛋（那）”时，歌曲产生转折，一改悲叹之情，唱出矿工抵抗压迫的决心。虽然此类作品不多，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煤矿悲歌中的新思想为后期煤矿工人歌咏运动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结 语
对我国煤矿悲歌进行整理、研究不仅对丰富近现代音乐史料，探究煤矿悲歌生成动因，解答“是什幺”“为什幺”等问题具有学术价值，这些歌曲还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近现代矿工真实生存状况的钥匙。同时，它也是我国早期工人音乐文化
的一个缩影。
①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154
页。
②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编《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③ 湖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编《工人阶级基本知识读本（试用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④ 王俊民，李京主编《旌旗飘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10页。
⑤ 梁茂春、徐士家《安源工人歌咏的传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⑥ 同④，第10页。
⑦ 河北省文化局民歌编选小组编《河北民歌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薛毅《煤矿歌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态史料》，《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易益典、周拱喜《社会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熊雯、刘欢《音乐唤起情绪的潜在机制》，《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
吴明微 博士，闽江学院蔡继琨音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