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
一
我第一次看见“苏夏”这个名字，是在重庆市歌舞团阅览室的一本《人民音乐》里，那是我刚开始自学作曲时的事。那本杂志里登载了一篇苏夏先生谈歌曲创作怎样塑造音乐形象的文章。好老师不弄玄虚，那篇文章文字平实，谱例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文字我一读就懂，谱例我一瞅耳内就响起音乐，整个阅读过程，真真是“不亦乐乎”。读罢此文，始知写歌塑造音乐形象并非仅凭本能哼哼，而是有模式、有方法、有套路的。自此，算是对作曲一事有了一个上路的认知。虽然这是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前的事，但可以把它算作自己跟苏先生上的第一课。
第一次见到苏夏先生，是在学校二道门边上那个小花园那儿。1978 年4 月我们入学时，那里是两间地震棚，做作曲系的男生宿舍。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突然进来一个高个子穿一身蓝布中山装挎一个人造革书包的人。我望望他，没说话，他看看我，也没说话，在有点尴尬的气氛中，他伸手拉了一下悬在屋中间的灯绳，灯亮了，他又拉一下，灯灭了，然后他就转身走了。一会儿苏聪进来，问我：“刚才那人跟你聊什幺了？”我说：“没说话，就检查了一下电灯，你问这个干嘛？”苏聪说：“那是我爸。”
我跟苏夏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简直就是木讷口拙的师徒二人接下来数年相处模式的缩影。苏先生操广东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我操四川口音比较浓重的普通话，上课时话不多，只说正题，没有寒暄闲聊，没有登门拜望，更没有一起吃饭。校园碰见，互相看一眼就算打过招呼了。倘若距离远，嫌打招呼麻烦，都干脆假装没看见。所幸苏先生宽厚随和，凡此种种，均不以为忤。时至今日，甚觉遗憾的是，当年也没有合影。我们师徒二人唯一一张合影，是相识三十七年后的2015年为院庆而照的。
虽然苏先生衣着言行有点老夫子模样，其实他一点都不古板，而是很有幽默感的人。2015 年秋某日，我作为系主任打电话请他来学校拍摄校庆节目，他调侃说：“这回你们又要我表演什幺？”听同班师兄们讲，当年上课，他对不满意的作业，时常用调侃的方式来批评。我觉得这很有大家风范。他对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大学念完，我回到重庆，他时不时给我写信，抬头是“文景学弟”，第一次看见时，我额头冒出汗来，后来习惯了，只觉得先生很亲。苏先生很关心远在巴山蜀水的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帮我的事。可当见了面，感激的话我依然说不出口，他则带一点坏笑地调侃道：“听说，你在那边混得还不错？”
二
回忆恩师，必须得说说大学期间我跟他上课的事。教作曲，免不了要给学生举例子，而举例子是很有讲究的，也颇能反映老师的水平和视野。当年跟苏夏先生上作曲课，我感觉他在举例上有个特点，就是用音乐史上不太着名的作曲家做例子，多过一流名声的作曲家。譬如他举苏联的例子，用名声不如萧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曲家举例，多过这二位巨星。苏先生这幺做，除了那些不太着名的作曲家其实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外，我想他更主要的用意是引导我把眼界放宽些。他的这种方法，还真让我受益。改革开放之初，图书馆藏书老旧，那时还没有诸如潘德列斯基、布列兹、贝里奥、斯托克豪森这类激进先锋作品的总谱，在大家总体还在调性范围内探索功能和色彩时，那些不太着名的作曲家的作品扩展了我的视野，给了我很多启发。在苏先生的引导下，大学期间我养成了在图书馆搜寻没听过没看过的乐谱来翻一翻的习惯。当年，在空白的借书卡上第一个写下自己的名字是常有的事，今天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老师上作曲课，怎幺叫认真？可以列出很多条来。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认真仔细地阅读学生的作品。苏先生上课，看我的习作非常仔细。我俩坐在钢琴前，一声不吭，镜片后四目圆睁，静静地瞪着谱子看。他偶尔伸手把某个音或某个和弦弹一下，然后缩回手，又凝神地接着往下看。有一个时期，我上课的习作常常是黑鸦鸦的几大页，这时，他总是瞅一眼谱子，然后扭头对我说：“你出去溜达半个小时再回来。”如今，我教作曲已经三十年了，知道了当年苏先生的做法是何等的可敬：他要独自一人专心地、不受打扰地仔细阅读一个学生的习作。这样的认真负责，当年我无感，只是乐得出去抽抽烟，现在明白，心中波澜起伏。
苏先生的教学，除了严格之外，他还有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一面。对这点，我感触很深，受益很大。我入学前是乐队的小提琴演奏员，是团里的配器高手，但不会弹钢琴，入学后才开始学钢琴，从拜尔和车尔尼开始。当年作曲系的教学大纲要求从写钢琴小品和艺术歌曲开始，可我一个弹599 的人，怎幺写钢琴曲？至于所谓的艺术歌曲，学院派当年的范本就是欧洲18、19 世纪的Lied 和民国时期学院派作曲家写的歌曲。当时我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类抒情歌曲与我追求的“尖锐的力度”南辕北辙，因此根本不想写。总之，受困于教学大纲，我的创作搁浅了。到了苏夏先生那儿，他劈头就是一句：“歌曲和钢琴曲不用写了。”他给我想写什幺就写什幺的自由，我得了解放，创作情况立刻改观。那一时期写的大提琴狂想曲《巴》、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交响音诗《川崖悬葬》等作品，毕业后参加全国作曲比赛，全都得了奖。
上面说到Lied，这里顺便多说几句。我认为用外语歌曲给学生做范例，丝毫无助于学生解决歌曲创作中最重要的题。写歌，最重要的是词曲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外语歌曲根本不能给学生提供有用的指导和启发。众所周知，佶屈聱牙，是学院歌曲写作的常见病，屡遭人诟病和取笑，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解决语言问题，写出说人话的歌，必须将目光转向母语的演唱领域，学习研究一切汉语的演唱形式。这个话题太大，此处按下不表。
苏先生对我，除了能因材施教外，还非常包容我的离经叛道。记得当年作曲系有个老师把我刚完成的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的总谱要去看，看完后，皱着眉头把谱子还给我，说：怎幺可以从头到尾一个协和音程都没有！其实，这位老师人非常好，水平非常高，后来在现代音乐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只是在80 年代初那会儿，一时还不能接受非传统的和声而已。讲这个事，是想说明苏夏先生在中国80 年代新潮音乐初澜之时，就是接纳的，包容的，没有反对的。我班才女刘索拉的着名小说《你别无选择》里面有个严厉而保守的教授，很多人都以为苏夏先生是其生活原型，这完全是误解。我是苏夏教授的亲弟子，好歹也被认为是中国新潮音乐的代表人物，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苏先生对我完全是包容的、理解的、不反对的。事实上，我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是中国第一部借鉴了潘德列斯基的“音块技术”和“偶然法”技术的作品，是当时技术最先锋最前卫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苏先生丝毫没反对我。我和索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她完全知道苏夏先生对我创作的包容态度，她笔下的那个人物就是一个虚拟的文学形象。
三
我虽然跟苏先生学作曲，可直到他八十岁时，我才第一次发现他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
2005 年，为庆贺苏夏教授八十华诞，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作曲系为苏夏先生举办了他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时任作曲系主任的师弟唐建平教授不辞辛劳地操持了一切。音乐会2005 年3 月19 日在王府音乐厅举行，指挥张艺，乐队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此外，还有很多歌唱家和钢琴家演出了苏先生的声乐作品。
多年来在我眼里，苏先生是宽厚亲切可敬的长者，是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是着述丰硕的理论家，还是研究江文也和马思聪的专家。由于一直没见过他的作品，没听过他的音乐，所以我一直没有把他当作作曲家。但是，这丝毫不减我对他的尊敬。在学院，蜡烛似照亮别人的老师都是受人尊敬的。林耀基先生不是演奏家，但出自他门下的演奏家群星璀璨，他是宗师级的老师。苏夏先生也是这种类型，我由衷地尊敬他。没想到，在他八十岁时，“作曲家苏夏”的形象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突然看见一个“作曲家苏夏”，我先是惊讶，惊讶先生竟然写了这幺多作品，惊讶这些作品的高水平；随后是百感交集，慨叹作曲家八十岁了，这些作品才第一次面世。当年在作曲课上，苏夏教授引导我去发现“遗珠”，去发现璞石中的和氏璧，听完音乐会，我觉得他就是一颗遗珠。可叹他年富力强之时，约稿和演出机会稀少，于是，写好的作品就只能静静地躺在抽屉里。苏先生曾两次感叹我遇上了好时代，一次是我在比他年轻很多的岁数上就当了教授；另一次是我大学毕业不久，就依靠社会赞助，自己给自己开了交响乐作品音乐会，甚至上演了交响合唱《蜀道难》这样的大型作品。到最后，赞助经费还够请唱片公司出唱片。因此，我也由衷地认为我确实遇上了好时代。所幸，改革开放惠及天下众生，苏先生八十岁的音乐会，经费也是我从企业弄来的赞助。
据说，曾有八十年的时间，巴赫被人遗忘了，直到门德尔松陪太太买肉在包装纸上发现《马太受难曲》。回望几百年的历史，八十年似乎并不长。可是一想到咱们新中国才七十年，八十年就很长了。门德尔松买肉的传说不可信，但艺术史上发现遗珠的事情并不少。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作品库里有遗珠吗？难说。但如果拿今天大量粗制滥造的东西做参照，那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遗珠多得很。为了对中国音乐的历史负责，为了不辜负一辈辈中国作曲家殚精竭虑的努力，我建议手中握有演出资源的音乐界领导们不妨都聘请一个“中国近现代音乐顾问”，让他给你们提供可能有价值的作品清单。此外，在纪念国外古典大师×百年之外，也提醒你们一声：中国×前辈也×百年了，看看是否也纪念一下。若如是，你们功德无量矣！
四
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极左思潮不断抬头，新潮音乐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于是，终于，某日，出于对我的关心，一贯上课不扯闲篇儿的苏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那天，我俩在筒子楼的一间琴房里上课，那是一栋老式厚重的红砖楼，室内阴凉微暗，一架老旧的钢琴靠墙而立。结实的木框窗外，天空明亮湛蓝，那是80 年代初北京干净辽阔的天空，是华北平原天高云淡的天空，是干爽与微风的天空，是常常使来自云浓雾重之地的我出神发呆的天空。
那天，苏先生聊到了他经历的历次运动，聊到了“白专”，聊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还聊到了他不听劝阻，执意要娶有海外关系的女子做太太的事（爱情至上，吾师可敬！）。我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知道这是他的关爱之心。其实，我非常了解先生所说的一切，因为“文革”中我十四岁就进入文艺院团，天天政治学习，完全了解历次政治运动的情况，很清楚说一个人“白专”和有“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有海外关系”就是意味着这个人失去了发展、前进、上升的机会。他跟我说这些，是在为我的创作担心。可是，那时我丝毫不为自己担心。
80 年代初，全国上下的共同心声就是告别“文革”、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即使左倾的人，也批判“文革”。那时的我，觉得担心“文革”会再来，是极为荒唐可笑的。那天，我虽静静地坐在苏先生身边听他说话，但心已飞到窗外，飞到空中。我看见阳光下，金风中，树叶的光斑在闪烁跳跃。天空中，飞翔的鸽群翅膀闪闪发亮，鸽哨声嘹亮而欢快，如同我心中的大笑和大喊：看呐，这些吓破了胆的老知识分子，看他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可笑样子！你们纯属杞人忧天。“文革”绝不可能重演！我什幺都不怕，我要写我想写的一切，谁也不能阻止我！
热情洋溢的80 年代已经远去，我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也已消失。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像过山车一样高速前进，而苏先生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则依然淡定从容地生活着。六十岁一到，苏先生就要求退休，然后去追逐未竟的作曲之梦，那是青春之梦，也是整个生命的梦。命运的礼物也接踵而至：儿子苏聪获得了奥斯卡奖；自己成了国务院授予的中国首批四个作曲博士导师之一；而命运最美好的礼物，是五个孙儿女，那是年迈者生命里明亮的小太阳啊。
然而，岁月无情。忽一日，见先生扶杖而行，已直不起腰了，垂垂老态，不复当年的挺拔，心中一阵难过。又忽一日，中午打开手机看见讣告，方知先生竟驾鹤西去矣。呆了一歇，回过神来想：先生九五春秋，寿近人瑞，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为师者，无憾矣！
民谚：明处有神，暗处藏鬼。愿我师苏夏先生于光明之地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