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梳理了FDI质量的文献，归纳并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FDI质量的评价体系及FDI在东道国利用质量的“门槛”效应问题，以期对进一步研究FDI质量的学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FDI 质量 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在开放型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外资是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和跨国投资均呈现出新的趋势，对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而言，如何在新常态下应对利用外资的新形势、以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将是我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研究如何提升FDI质量势必要先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FDI质量问题的研究视角、方法、质量评价体系及相关研究结论，以期得到更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FDI质量是引进和利用FDI时对用资方要求的满足程度（朱晓菁、韩福荣，2007），FDI质量应包含FDI的本身质量和东道国FDI的利用质量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且有相应的评价体系和“门槛”效应。文章即以FDI质量的评价体系和“门槛”效应为主线进行梳理和述评。
一、FDI质量评价体系
（一）国外学者对FDI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Kumar（2002，2005）较为系统地构建了FDI质量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标的具体测度方法，Kumar认为FDI项目本身的新知识、新技术、更优的管理水平及其在东道国经济中扩散范围影响着东道国的经济发展，FDI的应用质量也因东道国的影响因素不同而差别较大。Buckley（2004）从FDI的项目规模、产业结构及关联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考察了中国FDI利用质量，认为中国利用FDI的质量不高。Kumar和Buckley对FDI质量评价体系中忽略或简化了FDI本身的引进质量因素，而更测重于对FDI在东道国的利用质量评价，这种评价FDI质量的结果必会有一定的偏差，对东道国进行招商引资时的可借鉴性较低。
（二）国内学者对FDI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FDI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可分为三类，对FDI本身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FDI应用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及对FDI本身质量和应用质量两方面的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1 国内学者关于FDI本身质量评价主要围绕FDI的规模、结构、区域分布及安全四项指标构建FDI的宏观评价体系和引进FDI的技术进步、企业经营效益两项指标构建FDI的微观优化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来评价FDI本身的质量（王巾英，2001）。有学者不赞同王巾英的观点，该学者认为，如果所引进的FDI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能体现技术先进性与适用性统一、不能为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不能给企业发展带来活力及可持续的发展后劲，那幺，这样的FDI就不能认定为高质量的外资（甘宏业，1996）。当然，产业政策也会反过来影响所引进的FDI的质量，东道国长期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FDI项目平均规模下降，从而导致FDI质量下降，要想确保吸引FDI的质量就必须要加强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傅元海，2007）。
2国内学者就我国FDI的应用质量研究较多。张琦（2003）认为评价FDI利用质量的体系应包括FDI对经济的可持续贡献率、就业及出口贡献等9大指标，张宏（2004）则以FDI项目规模、技术含量、产业分布、区域分布等指标来评价中国利用FDI的质量，陈自芳（2005）则基于技术外溢的角度分析了外资质量参考评价标准，并给予评价指标一定的权重，然后进行实证测算，韩刚（2007）构建了非线性加权评价模型以对中国利用FDI质量进行评价和检验，并运用博弈模型论证了东道国外资政策对提高FDI质量的有效性，龚晓莺（2017）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效益、技术管理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四个一阶指标构建FDI利用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以上学者均是从正面研究FDI的质量评价体系，而朱晓菁和韩福荣（2007）则从FDI在技术引进溢出效应不显着、加剧了产业分布不平衡、加大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及引发环境污染等方面评价了我国FDI利用质量的负面效用。
无论是从正面推演还是从负面反向实证检验，因为不同学者研究的视角和所选的评价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成果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已具备一定的近似共识，即以龚晓莺的综合评价体系予以呈现。
3国内学者对FDI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对FDI质量的评价应从FDI的本身质量水平和东道国利用FDI的效应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傅元海（2007），闫曦和康灿华（2009），张振华（2012）），FDI本身质量考察指标应包括FDI的规模、资金来源多元化程度、投资领域与方式及其区域分布等要素，FDI利用质量考察体系包含经济增长、产业调整、技术转移、人力资源开发及环境安全等指标。但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所选择的指标参数有所不同，在FDI的引进质量方面，傅元海补充了技术和管理知识含量、研发能力、出口倾向及FDI的到位率，在FDI的利用质量方面，傅元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FDI的研发效应、外溢效应和开放效应；张振华则是以FDI的规模、结构、技术、管理水平、科研活动、利用方式及实际到位率考察FDI的引进质量，以资本效应、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环境效应等八个方面考察FDI的利用质量，并论证了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FDI的引进质量。
二、FDI利用质量的“门槛”效应
FDI的“门槛”效应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市场竞争度、对外开放度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影响因素通常不可替代，所以FDI在东道国就存在多方面的“门槛”效应。文献中，关于FDI“门槛”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溢出、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三个领域。
（一）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
FDI的技术溢出是企业技术创新来源途径之一。然而，本土企业吸收FDI的技术溢出存在哪些“前提条件”及这些“前提条件”可否定量测度等问题是学术界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张宇，蒋殿春（2007）对不同地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检验，认为不同地区FDI的技术外溢存在较大差异，证实了FDI技术外溢“门槛”的存在。薄文广（2007）定量评估了我国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认为FDI对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我国西部和中部一部分地区没有跨越此“门槛”。张宇（2008）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不同地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并分别测度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四个方面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门槛”值。李梅，谭力文（2009）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对不同地区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及具体测度，认为四个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章琴，刘家树，沈国俊（2015）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检验FDI技术创新溢出的“门槛”效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即不具有“门槛”，但经济发展结构和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创新溢出具有“单门槛”效应。
李燕，韩伯棠，张庆普（2011）认为FDI在我国技术溢出上存在显着的技术差距“双门槛”效应，技术水平落后的地区对FDI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当技术水平越过“低门槛”值时对FDI的技术溢出有较强的吸收，同时FDI溢出边际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当技术水平越过“高门槛”值后，FDI的技术溢出效用又不太明显（表明技术水平较高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从而论证了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地区技术差异间存在着显着的非线性关系，进而纠正了“单门槛”效应而产生的“线性技术溢出效应”的错觉。
黄凌云，吴维琼（2013）验证了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认为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存在较显着的技术差距“三门槛”效应。徐德英，韩伯棠（2016）以信息化发展指数为“门槛”变量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FDI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地区差异对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表现不同，西部地区存在“三门槛”效应——呈现U型趋势，中部地区也存在“三门槛”效应，但呈现出抑制作用。余泳泽（2012）检验了FDI技术溢出在外资规模、技术势能与潜在市场规模三个方面存在“门槛”效应，并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不同于以上学者的是，余所选择的指标为外部条件，而非是我国的内部条件。
（二）FDI经济增长“门槛”效应
何洁（2000）认为FDI外溢效应存在经济发展“门槛”效应，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对提高FDI的溢出效应不会有显着影响，甚至有负面作用。韩文龙，王莉，李梦凡（2015）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受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正向影响虽然正在衰减，但总体上仍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对西部地区的外溢效应较低，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这类表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禀赋有较大关系。
（三）FDI环境“门槛”效应
李子豪，刘辉煌（2012）认为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胡剑锋，朱明，黄海蓉（2014）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工资水平和环境规制两个方面的“门槛”效应，认为FDI对制造业环境绩效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杨军，贺苎瑶，丛建辉（2016）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FDI之间门槛效应的存在性问题，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和制造业FDI流入呈负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门槛效应。
三、对FDI质量文献的评述
（一）关于FDI质量评价体系的评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FDI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有四个方面的相近，一是研究方法多以理论阐述或论证，实证分析较少。二是学者们在研究FDI质量评价体系时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因不同视角而有一定的差异，早先的文献大多只考察FDI本身质量或其在东道国的利用质量中的某一方面，2010年前后的文献大多是对FDI两个方面的综合性评价，且所选择的考察指标也较早先文献中的更全面、合理。三是在对FDI质量评价的实证分析时均采用对评价体系的各指标进行主观赋予权重，这种做法一直是影响准确测度FDI质量的缺陷。四是多是从国家范围的宏观层面构建模型以测度FDI质量，缺少从具体的区域范围构建模型，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禀赋条件差异性较大，以国家层面的宏观模型不一定适合具体地区。所以，如何应用大数据技术归纳出FDI质量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的权重值，以更准确地具体测度区域FDI质量将是学者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关于FDI质量“门槛”效应的评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道国对FDI的利用从量的追求上升到质的追求，学者们对FDI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对经济拉动作用上升到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并进一步研究FDI在各方面的“门槛”效应。通过对FDI质量“门槛”效应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较多，原因是因为FDI技术溢出能够在一定程度带动区域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在FDI对经济拉动作用的“门槛”效应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FDI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少数学者认为FDI对区域经济拉动不存在“门槛”效应。对于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不同学者在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存在差异，有些学者用分组检验法，有些学者用含有交叉项的检验模型，而交叉项模型对检验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在FDI对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问题上，学者们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没有统一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FDI技术创新存在“双门槛”和“三门槛”效应，多数学者只检验出一个“门槛”值。对于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不同学者所选择的检验模型存在差异，采用含交叉项非线性模型的学者认为FDI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双门槛”效应，采用不含交叉项的非线性模型检验则得出只存在一个“门槛”值的结论。二是不同学者所选择的“门槛”变量存在差异，有些学者选择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度、对外开放度三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而这三个变量对FDI质量“门槛”效应影响较大。也有学者选择信息化发展指数作为“门槛”效应的解释变量，得到“U型”的“三门槛”值。不同的解释变量对检验结果影响较大。
信息化时代，信息要素在加快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流通速度的同时，也扩大了其流通领域，从而促进了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进而改变了FDI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区域技术创新内在机理，东道国对FDI质量水平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所以，将信息化要素纳入到FDI质量考察体系及FDI在信息化要素方面的“门槛”效应如何将是当前学者应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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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5年海南对外经贸合作研究基地项目“基于质量视角的海南FDI引进与应用研究”（HNSK（JD）15—16）阶段成果。〕
（王明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资源环境中国经贸导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