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本先清源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在兴奋之余都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把被“四人帮”糟践掉的10年时间抢回来，早一点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尤其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更是为此着急。
华国锋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因为他是从基层来的，对基层比较了解，当时，他有个雄心壮志：“压了这幺长时间，可该要发展了。”他经常在玉泉山召开会议。我多次参加他主持的经济方面的会议。十年动乱，国家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积重难返，亟待正本清源。正本要先清源，从何处入手？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主持整顿的经验是成功的，所以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全国党政军、工农商各条战线都需要进行整顿。
如何整顿经济，如何恢复生产秩序，小平在1975年整顿时指出：“整顿必须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因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四人帮”搞乱经济的重点。所以，玉泉山会议决定，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的第一件事也是整顿铁路。中央决定从河南调段君毅进京担任铁道部长。段君毅原是晋冀鲁豫军区老干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工业部长，调中央后“文化大革命”前任一机部部长。
铁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虽然经过1975年的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在“四人帮”唆使下铁路系统闹得更凶。当时在铁路系统靠造反起家的头头中九大的中央委员就有6个，他们各有一群打手为非作歹，所以恢复经济工作秩序，关键是打通铁路大动脉。对此，华国锋很着急。一次在玉泉山听段君毅的汇报，他对铁路恢复进展工作不满意，说：“老段啊！你是老同志，在恢复生产上总该采取个积极态度嘛！”话说得很重，段君毅也很为难，当时整顿铁路的难度的确大。为帮助段君毅开展工作，他到职后，国务院指定我协助他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主要是整顿。这次整顿的重点路局仍然是占据津浦、京广和陇海铁路枢纽的徐州、郑州两路局。会议于1977年2月在北京饭店召开。我帮助他做会议组织工作，每晚听各组汇报，简报稿由我阅后交段签发送谷牧、先念、华国锋。这次铁路会议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没有来自上面的干扰，职工群众顾虑也少了，上下同心协力，基本上是一鼓作气把所有坏头头一网打尽。两条主干线铁路运输开始好转，为恢复国民经济打响了第一炮。但陇海铁路的另一枢纽兰州路局的领导班子依然在坏人手中，负隅顽抗。兰州枢纽瘫痪关系到陕、甘、宁、青、新疆五省区铁路大动脉的畅通。中央指定刚刚恢复工作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兰州军区司令员黎原、铁道兵政治部主任李际平组成领导小组，率领铁道兵指战员进驻兰州路局各主要站段，快刀斩乱麻，把“四人帮”余孽“一锅端”。为了及时打通西北大动脉，铁道部从沈阳路局、济南路局抽调了一批机车和司乘人员到兰州局各站段。在徐州、郑州、兰州路局整顿的同时，由计委生产组牵头，铁道、煤炭部派员参加的突击运煤工作组，奔赴山西、宁夏等地煤矿，将堆积如山的存煤突击运到京、津、沪、唐山电厂及河西走廊各重要厂矿，充实库存，保证了生产的迅速恢复，使这一地区燃料紧张的局面开始缓解。
铁路会议之后，我们按照1975年的办法接着召开了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4月20日至5月13日，又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恢复工业学大庆，是中央在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决策。我认为学大庆不仅仅是学它的生产管理，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精神，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笔宝贵财富。我是学大庆会议秘书长，学大庆会议筹备工作是从1977年1月开始到4月下旬，是我这一时期花费时间最多的一件事情。1977年4月20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祝贺金日成65岁生日之后，当晚乘火车赶到大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油田隆重开幕，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和企业代表7000多人。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他号召以大庆为榜样，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企业经营管理。他号召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大会之所以先在大庆油田召开，目的是增加代表感性认识，在参观学习之后会议转到北京，由余秋里、康世恩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庆、大庆事迹和大庆铁人精神的报告，十分感人。这次会议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大庆。
工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前曾有许多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经验，企业对大庆也比较了解，榜样、路数人们都熟悉。粉碎“四人帮”后，针对当时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工业企业学大庆内容有所侧重，主要是依照大庆“三老四严”的要求整顿企业，这是正本清源的最有效办法。这次会议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整顿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中，把厂长、书记称谓取消，都叫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成员来自军代表、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头头和所谓“解放”出来的革命干部代表。而熟悉生产、懂经营、会管理的一些老厂长们多数被“靠边站”了。整顿班子要把这批人“解放”出来。同时还要把“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清理出来。二是整顿企业秩序，恢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要求通过学大庆，肃清“四人帮”推行的所谓“三无企业”的流毒，强调做好“三基”工作。三是整顿职工队伍。开展以提高职工文化、技术素质为目的的“双补”活动，做好职工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弥补“文化大革命”十年职工队伍整体文化、技术水平素质的普遍下降，弥补这一时期大量进厂的新职工文化、技术空白。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名为初高中毕业的工人“因停课闹革命”，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很低，有些工厂职工还有文盲。新工人技术操作水平则更差。通过“双补”，要求新工人文化补到初中三年级，技术操作补到初级技工的水平。
在会议上，华国锋还贸然地提出要有十来个大庆（油田），这个提法显然不切合实际，是急于求成。
二、所谓“洋跃进”
1977年3月3日至1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个计划会议。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是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工作的又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制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一度中断，虽然也有年度计划，但年年计划，年年如同没有计划。粉碎“四人帮”后急需编制一套各行各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指导经济的恢复工作。
由于十年动乱，经济领域极度混乱，为统一认识，会议提出了“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如“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等，其中第八个是“要不要引进新技术”，也就是要不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引进一些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经济领域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恢复引进了几个项目，但来自江青一伙的干扰太大，部分人将引进与“洋奴”与“卖国”画上等号，所以引导大家讨论弄清是非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自力更生为主，适当引进先进技术，取长补短，以加快我国建设速度。
就在这个时候（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也讨论了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会上，陈云提出“天安门事件”要平反，陈云的发言，因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而未能刊发会议简报。这引起了一些与会代表的不满。当时“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学好文件抓住纲》，对这篇文章，会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争论得十分激烈。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正式文本。之后，由胡福明等撰写，胡耀邦亲自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全国性大讨论。4月间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我们的工作。信中虽未提及“两个凡是”，但对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小平坚决而且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叶剑英、李先念也都反对“两个凡是”。
5月间，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他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标准就说不通为他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合情合理的。
在“两个凡是”的争论中，涉及了如何理解和实施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这句话的含义。打倒“四人帮”后，怎幺样来拨乱反正？又如何恢复经济？当时华国锋的指导思想是想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比较着急。计委据此思想编制的计划，引进项目偏多偏大，有些还是部门或地区重复引进。在审查计划时陈云不赞成，他认为当时急需的不是大量引进，而是通过调整缓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他提出引进必须围绕调整这一目的。他批评冶金部想借外债发展钢铁，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他说年度计划方案，大项目1700多个，小项目几万个，搞计划的人忘了中国的国情，9亿人口，80%还在农村，新中国成立30年，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陈云批评计委的方案显然与批判“两个凡是”有关。他反对脱离实际地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搞上去，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有人说，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洋跃进”。这也不是事实。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批评计委大引进的计划是事实，但“洋跃进”三个字，就我所知是在一个展览会的展板上出现的，后来被一些人引用了。
至于华国锋，我完全是直观感觉。毛主席的晚年，由于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林彪、江青一伙得势，而他老人家在关键时刻把国家领导权交给华国锋，写下“你办事我放心”那张字条，我又深感庆幸。华国锋长期做地方工作，人很老实，不搞阴谋。从后来他服从多数，愿意辞职，说明他是个好同志，但他的思想认识局限在了毛主席怎幺讲，我就一定要怎幺干。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主要是徘徊中前进、是调整。某些方面在调整中还有发展，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整顿，成绩显着。从工农业总产值上说，1977年、1978年和1979年年增长率都是10%以上。工业总产值1977年、1978年增长也是10以上。1979年增长幅度虽低于10%，但增长率也是很高的。粮食产量1977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比1976年减产70多亿斤，但1978年和1979年都是增产的。钢产量，1976年、1977年、1978年所谓“三打2600”，但1978年钢产量还是达到3000多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