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斌 王志辉
建国十七年（1949-1966）是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发展进入全面探索的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专业音乐学院的相继建立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从事民族音乐教学、表演和创作的队伍。“纵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音乐创作，无论是声乐体裁还是器乐体裁，绝大多数优秀作品都较为鲜明地表现出对民族化的探索与追求。”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民族器乐独奏作品有笛曲《喜相逢》（冯子存曲）、《姑苏行》（江先渭）等，笙曲《凤凰展翅》（董德洪编曲）、唢呐曲《节日》（赵春亭曲）等，管子曲《江河水》（王石路、朱广庆、朱长安、谷新善编曲）等，二胡曲《赛马》（黄海淮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赵震霄、鲁日融编曲）、《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刘文金曲）等，板胡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张长城、原野编曲）、琵琶曲《彝族舞曲》（王惠然曲）等，筝曲《庆丰年》（赵玉斋编曲）、《战台风》（王昌元曲）等，合奏作品有《春节组曲》（李焕之）、《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节日序曲》（施万春、魏作凡、徐志远曲）等。这些经典作品的结构、旋律、手法对此时期的河北民族器乐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后者自觉朝着“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勾勒出在传统下建构、在创作中探索的创作图景，河北民族器乐的创作迎来了阶段性的繁荣。
一、河北民族器乐作品的妻型与内涵
有学者概括1949-1966年音乐民族化为“自觉探索时期。”“当时，作曲家热情地创作，大多数作曲家自觉运用民族民间的音乐来为创作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此背景下，河北民族器乐创作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革命事业、劳动生产联系紧密，一批演奏家、作曲家怀着对家乡、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生活、理想的歌颂，凭借河北鲜明的地方特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民间音乐，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出大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8年2月，河北、天津行政合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1966年天津独立为直辖市。基于特殊的时代语境，对建国十七年河北民族器乐研究，不仅包括当今行政区划下的河北，天津（1958-1966）的民族器乐创作理应考虑在内。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属于河北省的天津市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深厚的民族音乐发展底蕴，为此阶段乃至之后的民族器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基础，一批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云集津门，如刘管乐、陆金山（笛子），赵玉斋（古筝），刘明源（板胡），胡天泉、闫海登（笙），任同祥、殷二文（唢呐），刘北茂（二胡），刘文金（作曲），郑宝恒（扬琴）等，他们积极投身民族器乐的创作与演奏中，为河北乃至全国的民族器乐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阶段的河北民族器乐创作体裁有独奏曲、重奏曲、协奏曲和管弦乐曲等多种类型，涉及的乐器种类有竹笛、二胡、琵琶、扬琴、三弦、古筝等。例如，竹笛独奏曲有陆金山的《苦去甜来全靠党》（1964）和《运粮忙》（1965），刘管乐的《和平鸽》（1952）和《忆歌》（1964）。刘管乐的作品融合了“南重气，北重舌”的两派竹笛特点，《和平鸽》由五个段落构成，每段之间的曲式结构关系具有回旋式的特征，作品借物言志，表达作者对和平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二胡独奏曲有刘北茂的《和平民主进行曲》（1951）、宋国生的《如诉曲》（1960）、刘明源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1960）。其中刘北茂于1951年为迎接国庆五周年创作的《和平民主进行曲》乐曲旋律明朗愉快，展现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坚信和平民主终会获得胜利的信心。扬琴独奏曲有郑宝恒的《春到淮河》（1958）：三弦独奏曲有张欣的《欢乐的车间》（1963）；重奏曲有郑宝恒的扬琴、高胡二重奏《英雄壮志建山区》（1965）。在大型管弦乐队作品方面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协奏曲有吕绍恩的琵琶协奏曲《狼牙山五壮士》（1960），王毓麟的竹笛协奏曲《花木兰》（1962）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竹笛作品的创作和发展，在竹笛协奏曲创作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族管弦乐合奏有张筠青的《东方红》（1961）、牛万里的《珠穆朗玛红旗飘》（1961）、李崇旺的《岳城水库好风光》（1961）等。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题材不仅与传统戏曲、乡土民俗、自然风景、历史典故等相关，同时歌颂党的领导、革命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题材更是成为其主要方向。其中，独奏曲创作占据八成，最为成熟，这些作品的旋律继承传统民族器乐创作的精髓，突出单音性的线性发展思维，旋律线抑扬顿挫、起伏变化丰富，在润腔中加入的各种特色演奏技术极富感染性。民族器乐协奏曲的创作刚刚起步，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并不是专业的作曲家而是演奏家，主要以创编及改编为主。民族管弦乐合奏类的创作集中在1961年前后，主要由当时隶属河北省的天津作曲家群体创作，内容紧贴时代主题，突出时代性与民族性。
二、河北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特征
这一时期的河北民族器乐创作凭借当地丰富的民间音乐、大量优秀的民族器乐演奏者和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河北地域文化内涵，这些作品不仅在本区域内有着广泛的欣赏群体，同时在全国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一）接续民族化传统器乐创作思维
建国十七年来河北民族器乐作品在结构上体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方面继承民间器乐发展手法，正如李焕之对民族器乐创作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所言“新的民乐创作要植根于我们民族音乐传统的土壤中。”例如，刘明源的《红军哥哥回来了》、郑宝恒的《春到淮河》、张欣的《欢乐的车间》等借鉴了传统器乐创作思维的“散、慢、中、快、散”这一典型中国民间器乐结构布局，运用戏曲的紧打慢唱、哭腔等传统器乐发展手法，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河北梆子、冀东皮影戏、地方民歌等民间音乐，调式以民族五声调式为主，结构布局较简洁。
另一方面，在传统民族器乐创作思维基础上，一些作品受西方音乐结构思维的影响，再现三段体的结构布局运用广泛，成为河北民族器乐作品创作的典型“结构范式”。张伯瑜认为，“引进西方的和声、配器等作曲技术在中国器乐音乐的创作中处处可见，西方音乐A-B-A的模式体现了中国‘新民乐’作品的主要曲体结构。”河北民族器乐创作随着作品内容的拓展，一些西方创作理念逐渐出现，三段体结构呈现出动态流变趋势，形成了多样化的存在。如郑宝恒的扬琴独奏曲《春到淮河》、刘管乐的竹笛独奏曲《荫中鸟》等作品，其曲式结构属于典型的A-B-A三段体结构。陆金山的《苦去甜来全靠党》，打破了快、慢、快传统的三段体结构范式，形成了由散板加A-B-C的模式。刘北茂的《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在三段体结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欢快活泼的尾声，形成了A-B-A加尾声的结构，增加了作品的叙事性，情感表达更加充分。
（二）旋律形态的“红色”隐喻
关于什幺是“红色音乐”的问题，李诗原认为“它力图阐述和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诠释和维护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塑造和构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展现和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这个文化类型就是红色音乐。”笔者认为，红色音乐文化是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中，以音乐为主要表达方式，以中国革命内容为主要素材，展现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涵为特征的艺术类型。民族器乐在建国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在民族器乐领域也有一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红色”经典作品，如陆春龄的《今昔》、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王昌元的《战台风》、胡适熙的《牧民歌唱毛主席》、王建中改编的《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这些作品思想健康、积极进步，既又有从作品内涵、主题、思想等层面的红色隐喻表达，又有对红色歌曲旋律的直接借用，作品体现着革命性特征。
河北民族器乐作品创作中借鉴了较多红色音乐素材，它不仅在音乐形式表达上有其鲜明的特点，并且作品旋律形态中的红色文化隐喻是这一时期作品创作的重要特征。吕绍恩的琵琶协奏曲《狼牙山五壮士》，题材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的一次战斗中，5位八路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乐曲第一段选取了《新四军军歌》的主题并加以扩展，用附点节奏与三连音交替的节奏以及宽广的长音旋律来表现抗日部队威武、不可阻挡的气势。《苦去甜来全靠党》通过讲述旧时代的苦，歌颂新时代甜的主题思想，体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的感激之情和对来之不易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作者借鉴了戏曲哭腔元素，增添了旋律的诉说性，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充分。
（三）作品创作素材的地方化呈现
音乐素材对于作品创作有着重要指向意义，借鉴地方性音乐素材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表达浓郁的地方风格和引发情感共鸣。河北民族器乐作品的音乐素材普遍来源于地方民歌、戏曲、民间乐曲等运用现代创作技法进行进一步延伸、拓展、提炼。乐曲的内容从突出地方性风格到追求内在意境，体现出更多层面的精神追求。二胡曲《如诉曲》是以唐山地区的皮影戏《三变精迷》的唱腔旋律为创作素材，描写了一个妇女对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的感受，情真意切，音乐风格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笛曲《冀南小开门》是刘管乐采用河北梆子戏音调为素材创作而成。乐曲从戏曲唱腔上借鉴了多种色彩性演奏手法，复滑音、花舌音等技巧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竹笛演奏的表现力，乐曲旋律流畅、内容诙谐幽默，具有鲜明的河北方言音调特征。民族管弦乐曲《岳城水库好风光》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景物特征，岳城水库是位于河北邯郸与河南安阳交界的一个海河流域的控水工程，对当时的河北天津起到拦洪作用，作曲家通过描述岳城水库优美的自然风光表达了对家乡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扬。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河北民族器乐创作首先呈现出独奏音乐逐渐从戏曲、民歌等原生的“土壤”中分离出来，形成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旋律骨架”“句式结构”的艺术特征。在作曲技法方面，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西方作品创作手法，在探索其与河北民间音调的融合等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突出旋律的线性之美，和声较简洁，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相对多元化的审美追求，产生出新的表现内容和多维的音响表达。
其次，创作队伍成分较“单纯”，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演奏家兼作曲家的他们来说，在创作中对河北民间音调、乐器的演奏性能、旋律的器乐化技巧呈现等方面，有着信手拈来的能力和独特的创作感悟。对于这一时期的河北民族器乐创作而言，这支创作队伍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正是由于他们的创作才使独奏、合奏等类型作品从无到有，逐步提升，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再次，创作题材层面，以歌颂性、战斗性和风俗性为主．旋律形态上大多直接取材于河北民间核心音调来加以改编，手法简洁朴素。作品结构以“A-B-A”的三段体为主，既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又有着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显性呈现，产生了一种实践性较强的中西合璧模式，在体裁上多以标题性音乐的独奏曲为主。
最后，决定这一时期河北民族器乐作品的独特价值并使其传承至今的，乃是存在于作品旋律中的某种稳定的“隐性结构”。这种“隐性结构”具体表现在作品创作中，运用民间音乐的旋律形态、调性选择和结构布局等手法，突出在当时语境中以被政治所允许的方式转化为被群众接受的艺术作品，体现出它的艺术价值。
结语
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是河北民族器乐曲走向专业化的开端，也是一个辉煌的小高峰，它对当下河北民族器乐创作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民族器乐创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在追求作品民族化的同时，呈现出以感性经验为主，大多为改编曲目，原创较少，对地方音乐素材有较多的依赖，作品曲调、结构与民间音乐的“原生”形态联系密切，作品篇幅短小，旋律激昂，创作者大多数来自演奏家队伍的兼职作曲家等特征。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是河北民族器乐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一历史时期虽然短暂，但此阶段的创作对河北民族器乐的整体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大运河文化视域下沧州段“非遗”鼓吹乐音声景观考察研究》（课题编号：S22ZD007）系列成果]
韦建斌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王志辉 邢台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