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汉，原名田寿昌。亨利克·易卜生是他最喜爱的喜剧大师之一，田汉曾在给郭沫若的信中，署名“ 易卜生在中国的苗子”。“渴望成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的田汉，《获虎之夜》并没有分析“娜拉走后怎样”的话题，而是深入写了在家里的未能出走的“娜拉”的爱情悲剧。本文意在通过分析《获虎之夜》人物心理以及悲剧性结局，探讨田汉早期戏剧创作的悲剧性特色。
关键词：田汉戏剧;《获虎之夜》;悲剧;悲剧结局
一、田汉《获虎之夜》的悲剧性结局分析
1922年以前，在充斥着以等级制度，财产地位决定婚姻的封建意识的封建社会，一个女子敢于冲破封建家长制度藩篱的行为，已经暗示或者决定了她爱情结局的悲剧性。
一个富户人家，父母双全，祖母健在，甚至有仆人打下手;一个落魄乞丐，无父无母，无依无靠，在寺庙里讨生活。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他们是般配的，因为“门当户对”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中，然而，鲁迅也曾说“从来如此，便对吗？”[1]如果没有一种让大众认为怪异，感到闻所未闻，甚至离经叛道的声音，那幺古往今来的社会变革也将不复存在。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准确的去把握作者写作时候的心态和想法，他究竟是否赞成这样的结合呢？一个如此落魄的青年，如此不求上进，只是拼命沉溺于儿时的懵懂爱情中，似乎是一种很不堪的形象。或许黄大傻的“不堪”的形象，正是作者田汉给予封建思想的一剂猛药。“集体无意识”思维深刻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循序渐进的，民众习以为常的东西不能达到令人警醒、惊世骇俗的效果，不能揭出病苦，以达到引起疗效的注意的目的。唯有离经叛道，为世人不容的爱情，才能孕育出新的生命，只有黄大傻和莲姑的顽强的相爱，才可以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获虎之夜》（以下简称为《获》）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并不让人感到陌生，的确是古老的情节模式和永恒的主题，揭露封建家长专制与残暴，歌颂青年的忠贞的爱情和顽强的反抗精神。但《获》的成功之处更体现在悲剧性结局，区别于传统作品的“大团圆结局”，打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迎合观众心理的思维模式，正如胡适语“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的彻底饿得觉悟，决不能使人起到根本上的反省。”[2]《获》的结局更突出了悲剧应有的伤感和痛苦的色彩，同时，也体现出田汉早期话剧的诸多特点。
二、田汉早期话剧特点
（一）往往以爱情故事为戏剧题材，以充斥伤感色彩的悲剧故事作为主要事件。《咖啡店之一夜》，《获》都以恋爱悲剧为中心情节。田汉笔下人物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近乎乌托邦式的完美爱情，当现实生活将他们的理想击碎，这些青年男女们自然产生悲伤的情绪，经过田汉的艺术加工，在戏剧作品中就幻化为独特的悲剧色彩和审美意境。如《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泽奇，《获》中的黄大傻，都给读者带来一种人生的迷惘和孤独的宿命感。
（二）通过散文式的语言表达主人公内心的悲伤情绪。不同于传统的外向式抒情，田汉的人物抒情是向内的倾诉，是人物对自我内心的描摹与剖析。因而，在语言基调和节奏上也表现出缓慢的、低弱的，以忧伤为基调的特色。田汉戏剧情节较为单纯，他在创作中更倾向于人物内心刻画、情节的情绪化和语言的诗意化，使田汉话剧整体呈现出诗一般的意境。
（三）尤其注重渲染悲凉、神秘的环境氛围。《获》中围坐在火炉前讲打虎的情节，使话剧蒙上一层神秘而悲凉的色彩。但田汉的悲剧并非如此意在使人痛苦绝望，而是在哀伤中衬托出理想的追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获》的结尾，莲姑紧紧握住黄大傻的手说：“什幺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分开”，以及黄大傻悲痛欲绝的自裁都为话剧笼罩了一层悲凉的氛围，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封建时代对青年的毒害和对光明的渴求。
三、结语
不是黑暗社会如何逼人走向绝路，而是一个人在绝望之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才让人感到震颤，手无寸铁的流浪乞儿本身是没有一点破坏力量的，只有人性的“原始强力”才能使他获得强烈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把青年男女的私自结合看作一场“革命”的话，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田汉创作的本意。在我们的社会文明中，仿佛以“爱”“关心”的名义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且不允许有相对的讨论和怀疑，封建大家长制度也因此得以长盛不衰，因此私自结合就成为一种大逆不道，青年人对抗伦理道德的群体文化，结局唯有失败和死亡，革命不会成功，他们的故事才能成为典型，成就优秀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4-456.
[2]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10）：5.
作者简介：漆梦婕（1998.12-），女，汉族，江苏淮安人，本科，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