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艳 宋瑞鹏
[摘要] 目的 探究与分析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对肝癌化疗患者正负性情绪、心理弹性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7年10月—2019年10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肝癌术后化疗患者89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 = 45）与观察组（n = 44）。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化疗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实施Peplau人际关系理论。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10）、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均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后MAAS、CD-RISC10、PANAS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后因子Ⅰ、Ⅱ、Ⅲ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将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实施到肝癌化疗患者中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帮助其树立面对疾病治疗的信心，改善心理弹性，提高社会功能，促进预后。
[关键词]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肝癌;化疗;正负性情绪;心理弹性;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R4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20）10（b）-0155-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pla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ment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chemotherapy.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7 to October 2019， 89 case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treat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 = 45） and observation group （n = 44）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mplemented the Pepla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the 10-item conner-davidon resilence scale （CD-RISC10），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s （PANAS）， and the scale of social function psychosis inpatients （SSPI） scor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two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cores of MAAS， CD-RISC10， and PANA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wo groups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factors Ⅰ， Ⅱ， Ⅲ score and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pla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chem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help establish confid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improve mental resilience， improve social function， and promote prognosis.
[Key words] Pepla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Liver cancer; Chemotherapy;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Mental resilience; Social function
肝癌作为临床工作中一类发病率较高的消化系统肿瘤性疾病，由于该病不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及表现，一旦发现之后，部分患者早已错过了手术时机。因此，化疗作为了治疗肝癌的主要非手术治疗方法，其目的在于不仅能够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及转移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还能够改善预后[1]。研究[2-3]发现，肝癌患者在接受化疗期间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其社会功能以及生活质量也受到了影响，常规的干预手段已经无法达到满意的效果。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Peplau在行为科学和精神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人际关系模式，对临床工作者与患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精辟的描述，将各方面的立论进行了很好的区分，强调了患者与临床工作者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开始的一种治疗性的人际互动过程[4]。为此，在常规化疗肝癌的基础上加用Peplau人际关系理论，旨在获得更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0月—2019年10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收治的接受肝癌术后化疗患者89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 = 45）与观察组（n = 44），对照组中男23例，女22例;年龄40～79岁，平均（57.23±5.67）岁;病理类型：肝细胞癌30例，胆管细胞癌9例，混合型肝癌6例;学历分布：初中及以下21例，高中16例，大专及以上8例;职业：工人或农民8例，公职16例，个人经商10例，一般企业11例;月收入3050～12 070元，平均（6300.50±128.30）元。观察组中男24例，女20例;年龄41～75岁，平均（56.19±6.02）岁;肝细胞癌28例，胆管细胞癌11例，混合型肝癌5例;学历分布：初中及以下19例，高中19例，大专及以上6例;职业：工人或农民10例，公职19例，个人经商7例，一般企业8例;月收入3290～11 840元，平均（6292.20±125.10）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均在我院行病理检查或细胞学检查后确诊;均给予了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于术后1个月左右进行化疗;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知识水平。排除标准：存在严重感染者;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病者;精神障碍或认知障碍者;合并恶病质、过敏性疾病、严重贫血者。全部患者均签署了关于本研究的知情权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化疗干预，包括了监测各项基础指标、用药指导、健康教育、告知化疗期间的注意事项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实施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并对原有的对照组干预方法进行强化，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①熟悉期。在患者入院接受化疗之前，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按照Peplau人际关系理论的内容，考虑到如何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注意患者的一言一行、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民族、家庭背景以及经济基础等不同的背景资料，面对不同的患者采用有针对性的交流模式来改善患者存在的不良心理状态，以留下让患者信任的形象[5]。②确认期。在化疗过程中，与患者建立其治疗性关系，帮助患者主动地参与化疗干预过程，积极争取患者的信任，一方面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为患者提供专业性的个性化的帮助。随后指导患者能够按照修订后的干预措施进行，帮助控制病情。③运作期。在此段时期需要维持临床工作者与患者之间的治疗性关系，例如：指导患者如何进行延续不间断的功能锻炼还有日常生活训练等，若患者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抗拒训练等，选择使用具有激励性及理解性的语言让患者明白在化疗期间这些辅助的训练是正常的，以消除患者存在的抵触感。在对术后并发症预防方面，严密地对患者病情进行监控，注意激发出患者自我照顾的情绪，一旦出现不良反应的先兆需立即与医生取得联系。④解决期。在解除与患者之间的治疗关系时，临床工作者在此期间需要有意无意地解除临床工作者对患者产生的心理依赖，帮助其恢复独立自主性，保证患者在化疗后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坚持复诊，同时也需要确保患者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生活，在家康复期间的功能训练等[6]。当患者充分掌握好自我康复干预技能后则会自然地脱离与医护人员之间的联系。两组均连续干预2个月，确保覆盖整个化疗全过程。
1.3 观察指标
1.3.1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量表 量表最初为Brown和Ryan编制，该量表包含15个条目，每个条目6级评分，1到6依次代表“总是”到“从不”，各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正念水平越高[7]。
1.3.2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10）量表 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毎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0到4依次代表从“从不”到“几乎息是”的变化，各条目得分相加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示患者压力弹性水平越高[8]。
1.3.3 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量表 该量表用来衡量个体的正负性情绪体验，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根据条目内容可将量表可分为2个维度：正性情绪和消极情绪，每个维度各包含10条目，条目得分相加为各维度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种维度的情绪体验水平越高[9]。
1.3.4 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PI）量表 SSPI量表中其中共12个条目，包括3个因子，因子Ⅰ：日常生活能力;因子Ⅱ：动作性及社会交往情况;因子Ⅲ：社会性活动技能。采用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说明社会功能越好[10]。
1.3.5 焦虑及抑郁患者所占比例 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来评价患者情绪变化[11]，SDS量表共20个项目，4级评分法，包括10个正向评分及10个反向评分，标准分（Y）：总粗分×1.25，临界值为53分，得分在53分级上时评为抑郁;SAS，20个项目各项得分相加，标准分（Y）：总粗分×1.25，临界值为50分，得分在53分级上时评为焦虑。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比较
两组干预前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后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焦虑、抑郁患者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干预前后MAAS、CD-RISC10、PANAS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MAAS、CD-RISC10、PAN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干预后MAAS、CD-RISC10、PANAS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干预前后SSPI评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因子Ⅰ、Ⅱ、Ⅲ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两组干预后因子Ⅰ、Ⅱ、Ⅲ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Peplau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医疗工作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持续建立的，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期间，需要培养出良好的医患关系，并分为熟悉期、确认期、运作期及解决期等4个发展过程来操作进行，持续的时间不同，面对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临床医疗工作者需要扮演的角色也不同。4个发展过程紧密相连，在对肝癌患者实施基础医疗干预的基础上，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Peplau认为化疗患者在治疗期间不仅对躯体治疗效果存在较高的期待，同时也加强了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用心地去感受患者的需求，配合给予有效的干预，以达到良好的辅助治疗的目的[12-13]。有研究报道指出，化疗患者所需承受的来自躯体及精神上的负担与压力较大，多伴随存在着不同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且心理负担较重，弹性功能也较差，同时也对其与家属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影响，降低了社会功能，甚至影响了生活质量[14]。Peplau人际关系理论作为国内外临床工作中一类新型的干预方法，被认为是人际关系互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运用Peplau人际关系模式，能够使医疗工作者与患者进行有效地沟通，有利于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引导他们积极、主动配合治疗，早日康复[17-18]。
本研究结果显示，将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实施到肝癌化疗患者中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减少了焦虑及抑郁患者所占比例，同时改善了患者的心理弹性，树立了正性信念，促进提高了社会功能，与上述报道一致，说明Peplau人际关系更好地强调了患者与医疗工作者之间的活动，建立了依赖以及信任的基础，帮助医疗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求[16]。综合可见，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帮助患者与医疗工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人、尊重、同情和接受”的结构关系，帮助患者解决问题，包括提供身体自我管理、健康教学和健康咨询，从各个阶段为患者提供有效的健康教育以及全面的干预，从而有效地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与以往报道基本一致[19-20]。
综上所述，将Peplau人际关系理论实施到肝癌化疗患者中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帮助树立面对疾病治疗的信心，改善心理弹性，提高社会功能，促进预后。可通过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分析，从而获得更加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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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