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英 周芸 王宇超 徐霞

【摘要】  目的    分析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0年7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的103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并发肺部感染进行分组,分析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103例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34例,肺部感染发生率为33.01%;单因素分析显示,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与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手术时间、吻合方式、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相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 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是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临床应针对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 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患者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以降低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风险。

【关键词】  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肺部感染;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R7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721(2023)11-0053-03

DOI:10.19435/j.1672-1721.2023.11.018

食管癌是发生于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较高,发病与烟酒、暴饮暴食、快饮快食等饮食因素及感染、其他不良生活习惯有关。早期食管癌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确诊时多为中晚期,主要表现为进行性吞咽困难或转移性症状,临床多予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1]。食管癌患者一旦确诊,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均应尽早接受手术治疗以有效延长生存时间。食管癌根治手术中,传统胸腹开放手术能够彻底切除肿瘤病灶、清扫淋巴结,达到治疗目的;但该术式存在手术时间长、出血多、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等不足,尤其是手术会破坏胸廓完整性,影响患者术后肺功能,可引起肺部感染;再加上食管癌患者本身可能合并肺部疾病,术后更易并发肺部感染,不利于预后[2-3]。近年来,腔镜在临床外科手术中得到广泛应用,兼顾肿瘤根治与微创原则的胸腔镜食管癌根治术已基本成熟。该术式能够通过减少手术创伤从而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促进患者快速康复,但患者术后仍存在肺部感染风险[4]。本研究旨在探讨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2020年7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治疗的103例食管癌患者。纳入标准:经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食管癌;年龄≥18岁;已顺利完成胸腔镜根治术,肿瘤完全切除;术前无呼吸道感染;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及手术情况综合判断肿瘤无远处转移;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术前已接受其他食管癌治疗;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或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术前有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史;有食管、胸腔或腹腔手术史;术前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或肺结核等传染病;术中因大出血或其他原因中转开胸手术;伴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男65例,女38例,年龄49~82岁,平均年龄(71.32±4.28)岁,体质量指数18.7~28.6 kg/m2,平均(22.04±2.38)kg/m2。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常规接受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治疗,术后常规给予康复干预。由专业培训合格的医护人员查阅患者病历资料并进行整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以下内容:一般情况(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既往史(吸烟史、饮酒史、基础疾病史)、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液量、术中通气方式、吻合方式、喉返神经损伤情况)及术后情况(术后病理分期)。

术后肺部感染判断标准:(1)术后实验室血常规显示白细胞计数>15×109/L;(2)胸部X线片显示肺部存在实变阴影;(3)体温持续>38 ℃;(4)肺部听诊可闻及湿啰音;(5)存在明显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表现。术后3 d出现上述5项中的4项即判断为并发肺部感染。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2.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行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103例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34例,肺部感染发生率为33.01%。单因素分析显示,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与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手术时间、吻合方式、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将表1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65岁=0,≥65岁=1)、吸烟史(无=0,有=1)、合并糖尿病(无=0,有=1)、合并COPD(无=0,有=1)、手术时间(<4 h=0,≥4 h=1)、吻合方式(颈内吻合=0,胸内吻合=1)、喉返神经损伤(无=0,有=1)、病理分期(Ⅰ~Ⅱ期=0,Ⅲ~Ⅳ期=1)作为因变量,将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患者术后是否并发肺部感染(否=0,是=1)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 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是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3    讨论

外科手术是食管癌治疗的主要方法,目前具有微创优势的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已逐渐取代传统开放手术成为主流术式。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无需暴露胸腔,减少了对胸部组织的挤压,减轻患者应激反应,有利于保护肺功能;且能够放大局部视野,暴露食管癌病灶及其周围组织,减少了手术创伤和术中出血量,并能在术中降低胸导管、喉返神经损伤风险[5]。但该术式术后仍存在并发症风险,其中肺部感染仍是居第一位的并发症,发生率超过20%[6]。肺部感染可直接影响患者病情,还可引发器官功能衰竭,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影响预后。

本研究结果显示,103例食管癌胸腔根治术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发生率为33.01%,稍高于王晗等报道的肺部感染发生率24.5%[7]。食管癌根治术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主要原因可能与癌症、手术均使机体抵抗力降低,术后肺泡萎陷、肺防御功能变弱、呼吸道分泌物增加可能无法及时排除等有关。本研究纳入的患者中,身体机能较差的高龄患者较多,这可能是肺部感染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与患者的年龄、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吻合方式、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有关(P<0.05)。进一步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合并COPD、手术时间≥4 h、术中喉返神经损伤、病理分期Ⅲ~Ⅳ期是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年龄≥65岁患者随着年龄增长其身体防御力降低、肺功能差,手术创伤对其影响较中青年人群更大,更易受病原体感染而发生肺部感染。吸烟可使纤毛纤运动减弱,降低了呼吸道自我清洁能力,在术后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增多的前提下,对通气功能的影响较不吸烟患者更大,易导致肺部感染[8]。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存在糖代谢异常,机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会使氧解离曲线左移,影响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导致肺部感染[9]。合并COPD的患者因肺功能下降,且呼吸道常存在慢性炎症刺激,通气血流状况失衡,使肺部感染发生风险大大增加。目前关于手术时间对术后肺部感染的影响仍存在一定争议。本研究显示,手术时间延长可增加肺部感染风险。原因可能是手术时间长意味着术中麻醉气管插管时间延长,一方面增加了患者接触病原菌的时间,被外部感染的概率增加;另一方面手术操作对患者肺部、呼吸道的刺激时间延长,可导致呼吸道黏膜损伤加重,肺部产生更多分泌物,而呼吸道内分泌物滞留后也易发生肺部感染。术中喉返神经损伤会使声门关闭不全,影响患者咳痰、吞咽能力,增加误吸风险,从而使吸入性肺炎的发生风险提高,引起肺部感染[10]。病理分期Ⅲ~Ⅳ期患者病情更重,身体基础更差,更易并发肺部感染。

基于上述危险因素,临床医护人员在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患者群体中应重点关注存在术后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的高危患者。一方面在手术前应关注老年患者的身体状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给予必要的治疗和干预措施,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使其能够保持相对良好的身体状态进行手术,并监督吸烟患者进行戒烟,对于合并糖尿病、COPD的患者给予合并疾病的基础治疗,积极控制病情;另一方面,在手术后对于高危患者应积极采取对应的抗感染措施和有效的呼吸道管理。此外,临床医师应注意提升自身专业素质,提高手术操作技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喉返神经损伤,从而降低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食管癌胸腔镜根治术后患者易并发肺部感染,临床应重点关注高龄、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或COPD、术程长、术中喉返神经损伤、Ⅲ~Ⅳ期的食管癌患者,给予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同时临床医师应熟练掌握手术技巧,从手术技术因素方面降低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发生风险。

参考文献

[1]    国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国家消化系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等.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意见(2019年,新乡)[J].中华消化内镜杂志,2019,36(11):793-801.

[2]  HAVERKAMP L,SEESING M F,RUURDA J P,et al.Worldwide trends insurgical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and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cancer[J].Dis Esophagus,2017,30(1):1-7.

[3]    朱勇,陈晶,寇海涛,等.胸腔镜食管癌根治术对患者术后肺功能及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观察[J].腹腔镜外科杂志,2019,24(1):37-40.

[4]    郑晓东.电视胸腔镜食管癌切除术围术期并发症分析及预防[J].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019,19(6):526-530.

[5]    吴斌,陈海生,袁云峰.胸腔镜食管癌根治术联合颈部吻合术对食管癌患者肺功能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2019,24(1):16-18.

[6]    张智光,郑琇山,韩泳涛.食管癌患者根治术后合并肺部感染病原菌的分布,耐药性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2019,14(12):102-105.

[7]    王晗,朱光.老年食管癌患者胸腔镜术后呼吸道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应对措施[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9,26(3):261-264.

[8]    刘华之,侯良,周瑞芬,等.老年食管癌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和菌群分布及药物敏感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12):2865-2867.

[9]    UCHIHARA T,YOSHIDA N,BABA Y,et al.Risk factors for pulmonary morbidities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esophagectomy for esophageal cancer[J].Surg Endosc,2018,32(6):2852-2858.

[10]   LIU G,PENG L,LIU B,et al.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pulmonary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esophagectomy[J].Oncol Lett.2019,17(3):3283-3288.

(收稿日期:202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