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凯 焦明丽
1 泰州市人民医院，泰州，225300；2 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150086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医院暴力分为身体暴力和非身体暴力两种形式。医院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医务人员是遭受医院暴力的高危人群[1-2]。社会支持作为专业术语被使用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有学者把社会支持分为3个子系统：个体支持系统，组织支持系统和国家支持系统[3]。目前，社会支持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一些研究将医务人员也视为弱势群体，因此社会支持理论也可以用于预防和减少医院暴力的发生，为医务人员的健康提供不同层面的支持和帮助[4]。本研究旨在筛选出影响医务人员防暴措施选择的因素，并鼓励相关组织和社会对防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保护医务人员的健康。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横断面研究，根据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群健康水平，选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泰州、连云港6个城市共19家三级甲等医院开展现场调研。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2100名包括医生、护士、医院管理人员等在内的医务工作者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回收了1793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3%。
1.2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是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护士协会(ICN)、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公共服务工会(PSI)共同制定的2003版医院暴力问卷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适当修改而来。问卷分4部分，包括医务人员的人口学信息、遭受医院暴力的情况、对于预防医院暴力事件发生的措施选择以及能够得到和期望得到的支持类型。本研究根据社会支持理论将支持类型分为个体支持系统(支持主要来自同事，家人及心理医生)、组织支持系统(支持主要来自经济补偿，不良事件的上报，工作变更及向领导汇报)和社会支持系统(支持主要来自政策、立法和社会组织)。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受访者的人口学信息
1793名受访者中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身体暴力的占9.5%，遭受过非身体暴力的占69.2%。遭受身体暴力、非身体暴力与医务人员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业、科室、倒班和焦虑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医务人员人口学信息与遭受医院暴力之间的卡方检验(n=1793)
2.2 医务人员获得过和期望获得的支持类型
当医务人员遭受人身攻击时，64.70%的医务人员选择自我保护。当遭受非身体暴力时，医务人员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向同事诉说(41.02%)，见表2。
表2 医务人员遭受医院暴力后获得的支持来源 n(%)
遭受身体暴力和非身体暴力的医务人员都希望获得来自组织和社会的支持，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期望获得的支持类型 n(%)
2.3 影响医务人员防暴措施选择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遭受非身体暴力的医务人员认为针对性的培训(OR=1.309,95%CI:1.034-1.658)和立法(OR=1.968,95%CI:1.523-2.543)对于预防医院暴力是有用的；两种暴力都遭受的医务人员认为完善暴力的上报、统计和干预(OR=1.848,95%CI:1.194-2.860)，加强安全巡逻(OR=1.686,95%CI:1.058-2.688)以及针对医院暴力立法(OR=2.113,95%CI:1.344-3.323)等对于预防暴力是有用的；焦虑程度高的医务人员认为针对性的培训(OR=1.208,95%CI:1.111-1.313)以及完善暴力事件的上报、统计和干预(OR=1.152,95%CI:1.054-1.258)等是有效的，见表4(表4中措施部分是实验组，措施的对立面即为对照组)
表4 影响医务人员防暴措施选择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医务人员遭受医院暴力情况与其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等属性有关
医务人员是否遭受医院暴力与其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业、倒班和焦虑程度有密切联系。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5-6],工作时间长、经常倒班、焦虑程度高的女护士更易遭受医院暴力。因此医院管理者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对这类高危人群加强重视，制定合理、人性化的排班制度，对其及时疏导，适当减轻工作压力，同时对医务人员加强应对医院暴力风险的培训，提高她们对医院暴力的防范意识。
3.2 医务人员渴望获得来自组织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本研究显示遭受医院暴力的医务人员很少获得来自组织和社会的支持，其寻求支持的途径主要是家人、朋友和同事，但他们渴望获得来自组织和社会的支持。研究发现医务人员需要来自组织和社会的支持，适当的组织支持会缓解医务人员遭受医院暴力后的紧张压抑情绪[7-8]。因此，组织应该为遭受暴力的医务人员提供有效支持，如提供心理辅导，建立和完善暴力上报系统以及开展暴力防范培训等。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针对医院暴力出台了“零容忍”政策，旨在鼓励医务人员上报暴力事件，增加暴力事件的惩罚力度。1999年，英国卫生部出台了“零容忍”政策，到2003年英国的医院暴力事件减少了30%[9]。此后澳大利亚护理协会也通过了对医院暴力的“零容忍”政策[10]。然而目前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出台权威的防暴指南或方案。
3.3 医务人员趋向选择用组织和社会层面的措施应对医院暴力
不同属性的医务人员对于防暴措施有不同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倒班是医院暴力发生的危险因素，提高自身能力如通过培训可以有效减少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11]。然而，本研究中倒班的医务人员并不认为这些个人层面的措施(如提高医患沟通技巧，提高诊疗能力等)是有用的。
遭受过非身体暴力的医务人员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以及暴力立法。很多研究都证实培训是预防暴力发生的重要措施。大多数学者认为培训课程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介绍医院暴力的相关内容，如定义、暴力类型、暴力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另一部分介绍暴力危险的评估及如何防范等[12]；在暴力立法方面，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州已通过立法加强了对医暴行为的惩罚[13]，但中国尚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暴力防范的法律。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医务人员也倡导通过立法来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两种暴力都遭受的医务人员认为有用的防暴力措施大都属于社会支持层面的举措。预防医院暴力需要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单单依靠某一方的力量。由于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部分医务人员想配带防护装备，但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预防医院暴力，还有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焦虑程度，同时也影响其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焦虑程度也影响医务人员防暴措施的选择。在组织层面，焦虑程度高的医务人员会选择针对性的培训，完善暴力的上报、统计和干预等措施。因此，组织和社会应该给予医务人员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降低其焦虑程度，提高职业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