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曼华刘 婷朱 洁
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 张曼华①刘 婷①朱 洁①
医务人员 职业幸福感 人格因素 自我效能感 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影响职业幸福感的社会人口学和个体因素，为提升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及满意度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社区一级、二级、三级共29所医院随机抽取1302名医务人员，应用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表、工作幸福感量表、大五人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知觉压力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神经质、知觉压力与职业幸福感呈负相关（r＞-0.5），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幸福感呈正相关，与认知幸福感相关程度最高（r=0.51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知觉压力对职业幸福感有较强负性作用，自我效能感、开放性、支持利用度、休息时间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有较大正性作用。结论：自我效能感、人格等个体因素对职业幸福感影响比社会人口学因素大。医院管理者在逐步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外部环境时，需要注重提升医务人员的自我效能感等个体可控因素，进而提升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
Author’s address：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o.10, Xitoutiao, You'anmen Wai,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100069, PRC
相关文献研究发现，近年来国内对医务人员的研究多集中在压力、职业倦怠等消极面；在幸福感和满意度上，对教师、大学生等的研究较多，而对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旨在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了解医务人员对职业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探讨主客观因素，尤其是个体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关注积极心理资源，提升医务人员工作满意感，并为医院管理者提供相关参考和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3年6～10月，对北京地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所二级医院、3所三级医院的1465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包括在职临床医生、医技及管理职能部门的人员。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计发放1465份问卷。由医务人员自填，剔除废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302份，有效率88.87%。
1.2.2调查工具。（1）自编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休息时间。（2）工作幸福感量表（Work Well-Being Scale）。该量表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加艳等人编制并经检验信度、效度良好。工作幸福感的
①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100069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10号测量包括18个条目。该问卷采用Likert式6分等级量表形式，从“6－非常符合”到“1－非常不符合”，由被测试者针对每个条目的描述进行自我评价。量表包含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两个高阶因子：情感幸福感代表了幸福感中的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两个维度；认知幸福感代表了幸福感中的心理幸福感，包括自主工作、学习成长、胜任工作和工作意义4个维度。6个一阶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79（积极情绪体验）、0.82（消极情绪体验）、0.85（学习成长）、0.89（自主工作）、0.70（胜任工作）、0.83（工作意义）[1]。（3）大五人格量表简版（Big Five Iventory-10，BFI-10）。该量表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编制，并在欧美应用和检验，信度、效度良好[2]。在本研究中，5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6（外倾性）、0.769（开放性）、0.847（神经质）、0.778（宜人性）、0.817（尽责性），可用于调查研究。（4）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GSES共10个项目，采用Likert式4分等级量表形式。10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10即为总量表分，得分越高则自我效能感越高。中文版的GSES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0个项目和总量表分的效度在0.60～0.77[3]。（5）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CPSS由14个条目组成，测量个体主观感知到的压力程度。量表采用Likert5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感知到的压力越大[4]。（6）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度，信度、效度良好。总分为10个条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得分为条目2、6、7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得分为条目1、3、4、5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为条目8、9、10评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程度越高[5]。
1.2.3质量控制。对负责问卷调查的课题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医院人事处工作人员及科室护士长进行培训，讲解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使其掌握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以及在问卷回收过程中注意检查问卷有无漏填、错填等。完成调查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逐一筛查，剔除规律作答、反应倾向明显、漏填大于两个条目的问卷。
1.2.4统计分析。用EpiData3.0建数据库，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是t检验、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1302名医务人员中男性445人，女性837人（20人未填）；年龄20～74岁，平均（36.84±8.80）岁；大专及以下学历279人，本科616人，硕士320人，博士及以上81人(6人未填)；未婚/单身217人，已婚者1045人，离异/丧偶/分居39人（1人未填）；初级及以下职称537人，中级549人，副高级164人，高级51人（1人未填）；平均每周有半天或没有休息时间的61人，有一天休息时间的237人，休息时间有一天半的255人，休息时间有两天或三天的748人（1人未填）；平均月收入≤2000元的58人，2000～4000元的412人，4000～6000元的520人，6000～8000元的179人，超过8000元的121人。
2.2社会人口学、个体因素与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Pearson相关、等级相关等方法分析结果表明，医务人员的大五人格、自我效能感、知觉压力、社会支持、休息时间与职业幸福感均存在显着性相关。其中，知觉压力、神经质与职业幸福感呈负相关，与情感幸福感相关程度较高（r＞-0.500），而自我效能感与认知幸福感正相关程度最高（r=0.510），详见表1。另外，性别、文化程度、职称级别、收入水平与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无显着相关性（P＞0.05）。
2.3医务人员个体因素低分组与高分组的职业幸福感比较
将大五人格、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知觉压力各因素得分按照升序和降序排列，取占总人数前27%的被测试者分别为低分组和高分组，进行编码后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除外倾性的低分组和高分组的职业幸福感比较无显着差异（t情感幸福感=-1.122，P＞0.05；t认知幸福感=0.061，P＞0.05），其余因素的低分组和高分组均存在极显着性差异。神经质和知觉压力高分组的职业幸福感显着低于低分组；开放性、自我效能感、支持利用度的高分组职业幸福感显着高于低分组（表2）。
表1 社会人口学、个体因素与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表2 个体因素低分组与高分组的职业幸福感比较
2.4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情感幸福感影响因素包括人格、知觉压力、支持利用度、自我效能感和休息时间。根据标准系数大小，神经质对情感幸福感影响最大，其次是知觉压力，均有负性作用。休息时间两/三天、开放性、支持利用度、自我效能感对情感幸福感有正性作用（表3）。
由表4可知，认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一般自我效能感、知觉压力、支持利用度、人格、主观支持和休息时间。根据标准系数大小，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认知幸福感影响最大，其次是开放性特质，都呈正性作用。知觉压力对认知幸福感的负性影响最大，其次是休息时间一天。
表3 情感幸福感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4 认知幸福感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表明，社会人口学因素中休息时间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有较大影响。休息时间越多，职业幸福感越高，且休息时间一天半以上对情感幸福感有正性作用，休息时间一天及以下则对认知幸福感有负性作用。分析认为，休息时间较多的医务人员多就职于一、二级医院或医技科室等，工作压力小、任务难度较低，因而消极情绪较少，积极情绪较多。休息时间少的医务人员多就职于三级医院或临床任务繁重的科室，可能影响医务人员安排工作的自主性和对工作的胜任感，从而影响其认知幸福感。
婚姻状况对情感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已婚相比未婚/单身而言，对情感幸福感有消极作用。分析认为，已婚医务人员除了完成大量医疗工作外，还要处理更多家庭事务，因而产生更多工作—家庭冲突，引发焦虑、倦怠等负性情绪。黄冬梅等研究发现，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冲突较为严重[6]。因此，已婚对医务人员的情感幸福感有一定消极影响。
3.2个体因素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综合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个体因素和社会人口学因素均对职业幸福感有影响，但人格、自我效能感、支持利用度、知觉压力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影响更大。
3.2.1人格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在人格因素方面，神经质和开放性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较大，其中，神经质对医务人员情感幸福感的负性影响最大。神经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比较也表明，神经质高的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低；其他研究也表明，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总分与神经质呈负相关[7]，且神经质不仅会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会对重新评价策略（一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有显着的负性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8]。大五人格中，开放性与职业幸福感的正相关性最高，其次是宜人性和尽责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开放性对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有较强的正性作用。开放性高分组的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也高于低分组。开放性反映了个体对经验的开放程度，高开放性的人更具创造性、好奇心强、喜欢变化，更易接受新观念、新事物[9]。因此，开放性高的医务人员可能在工作中更具创造力，学习能力较强，愿意接受工作中的新挑战，从而调动更多积极能量去应对问题，解决问题，减轻压力带来的负性情绪，从而对职业幸福感起到积极作用。
3.2.2自我效能感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反映了个体评价自己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和困难的自信程度。因此自我效能感越高，医务人员对工作的掌控感越强，面对困难时更加自信，更能有效解决问题，通过战胜挑战而获得成就感；同时也减轻了工作压力，有助于减少负性情绪，因而工作的胜任感和自主性更高。由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自我效能感对医务人员认知幸福感的正性作用最大，同时对情感幸福感也有积极作用。在自我效能感上，高分组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高于低分组。王媛媛等人的研究也证明，自我效能对工作需求和工作倦怠起负向作用，对工作控制、工作满意度以及各领域生活质量起正向作用[10]。
3.2.3社会支持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与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都呈正相关。刘琳琳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1]，医务人员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总体幸福感均呈正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社会支持3个维度中，支持利用度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正性影响最大，其次是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反映了个体从外部环境获得物质或精神支持的利用程度。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研究表明，稳定的依恋关系会帮助孩子增强安全感，减少面对陌生环境的焦虑感[12]。虽然成人不再需要像孩子一样与亲密的人保持很近的距离，但感受到有人关心、理解自己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安全感。因而，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高的医务人员，人际关系可能更加亲密、融洽，安全感更强，在工作中更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获得他人支持，有效自主地安排工作，从而增强职业幸福感。
3.2.4知觉压力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知觉压力反映了个体主观感知到的压力大小。研究结果表明，知觉压力高分组的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低于低分组。有研究也表明，心理压力或个人紧张反应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有消极影响[13]。在相同工作环境下，知觉压力越高的医务人员，主观感受的压力越大，而过大的压力对情绪、生理都会产生负性影响，因而容易产生较多消极情绪，影响情感幸福感。另外，压力还对工作投入、积极性有消极影响，而工作投入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工作绩效[14]。因此，如果医务人员主观感知到过高的压力，其完成工作的绩效可能受到消极影响，工作的胜任感、成就感低，从而对认知幸福感产生较大消极影响。
3.3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提升策略分析
医务人员是医疗管理技能和业务技术的载体，直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患者生命安全和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医务人员无法完全掌控环境，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综合来看，个体因素比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着。因此，结合本研究结果，从医院管理和医务人员个体的角度，提出提升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策略建议。
3.3.1医院管理角度。从研究结果看，外部环境因素和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均有影响，且个体因素影响更大。因此，医院管理者不仅需要改善医务人员工作的外部环境，还要注重了解影响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内在因素和医务人员的心理诉求。而通过查阅文献及研究过程中对医院医务人员的了解，目前医院缺乏针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心理状态的筛查及相应心理健康服务。因此，医院管理者需要重视了解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并对职业状态较差的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心理干预或心理健康服务，一方面增加医务人员的社会支持资源，另一方面，了解了医务人员工作中的心理诉求，从而做到知己知彼，在医院管理过程中能有的放矢，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医院管理制度和方案。
3.3.2医务人员个体角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医务人员可控的因素中，自我效能感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显着，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把提升医务人员的自我效能感作为提升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重要策略。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过去的成功经验、情绪状态、他人成功或失败经验的示范效应等因素的影响[15]。走上正式临床岗位的医务人员，经过多年的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已经具备基本的临床医疗问题的处置能力，但面对医患矛盾问题，往往不知所措。有研究显示，因技术水平存在问题引发医疗纠纷的占少数，因服务、沟通质量和医院管理不足引起的医疗纠纷占多数[16]。因此，提升医务人员自我效能感，除了在临床业务方面给予学习和锻炼机会外，还应开展医学人文技能培训，帮助医务人员了解患者的就医心理，帮助医务人员发现自己在医患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使其主动学习医患沟通技巧，提升个人处理突发事件的掌控力，从而提升对工作的掌控感、安全感，进而提升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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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华：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教授、系主任
E-mail：zhangmanhua99@163.com
Research on docto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y
ZHANG Manhua,LIU Ting, ZHU Jie// Chinese Hospitals. -2016,20(6):24-27
doctor, occupation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factor, self-efficacy, influencing factors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ocio-demographic and individual factors of docto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docto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Methods: 1302 respondents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29 hospitals which included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Two-A hospital and Three-A hospital, and investigated by using general soci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able, Work well-being scale, Big Five Iventory-10,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Results: Neuroticism and perceived stre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well-being (r ＞-0.5), self-effi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the highest degree in related to cognitive well-being (r = 0.510).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euroticism, perceived stress had a strong negative eff ect on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self-efficacy, openness, support utilization had a positive eff ect on occupational well-being. Conclusion: Compared to social demographic factors,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self-efficacy, personality have stronger influence on occupational well-being. While hospital managers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work environment of doctor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 doctor's individual controllable factors such as self-efficacy, thus improving docto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Z201310025011)；首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基地项目（2015JD05）
2015-12-28](责任编辑 鲍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