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龙 郑卸撮 章司路 徐真英 吕时珍 沈军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金华 321004）

近些年来，有文献呼吁通过科学规划设计人居实体环境促进居民身体活动，增进大众健康，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医疗负担[1，2]。由于人居实体环境建设和优化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因此有关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除部分应用于社会政策制定外，在具体的建设和改造方面应用度不高。近十几年来，许多研究以身体活动为中介，探讨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医疗支出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人居实体环境建设和优化可以促进居民的身体活动，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这意味着这部分公共财政支出可产生二次社会经济效益，即降低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缓解公共财政负担，增加社会生产效率[3-5]。从这一角度考虑，虽然人居实体环境建设和优化前期投入大，但远期效益将逐年显现。

通过科学规划设计人居实体环境促进居民身体活动，进而缓解社会医疗负担这一关系链涵盖了3个变量，三者的关系需通过纵向演进和直联来阐述。纵向演进是指相关因素连锁效应中各个变量相继实现利益目标，呈现出向纵深延伸的趋势。在纵向演进关系中，人居实体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已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的证实。许多基于数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活动设施布局合理性与多样性、步道衔接便利性、景观审美宜人性以及配套设施完善性等与居民的身体锻炼类型、频率、强度以及量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6，7]。在该研究领域起步较早的国家已将部分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政策制定中，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健康部2003年推出了塑造积极性居住区的交通和实体环境变化的“行动计划2003～2007”[8]。美国密尔沃基和威斯康辛地区使用灵活政策提出创建“邻里学校”的倡议，使邻里学校无缝隙地融入居住区，缩短学生上下学距离，增加步行或自行车通勤，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锻炼的场地和空间[9]。与此同时，纵向演进中的居民身体活动可降低医疗支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的支持。在公共健康领域，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高发病率成为了威胁大众健康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加重了社会医疗负担。许多研究证实，NCDS高发病率与大众身体活动不足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一些基于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提出，通过促进大众形成规律性的身体锻炼习惯来降低疾病尤其是NCDS的高发病率，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医疗负担[10-12]。而许多直接分析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医疗支出这一纵向直联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致性的结论[3]。

目前还未见针对人居实体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及与医疗支出的关联效应的系统综述文献。最近，Zapata-Diomedi等[3]对近些年发表的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医疗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但该综述只对当前一些报道的研究数据进行了简单罗列，未细致地探讨相关机制、发展的制约因素和今后的展望。而国内还未见该领域研究的文献报道。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围绕人居实体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居民身体活动与医疗支出的关系来阐述三者间的纵向演进，同时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探讨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间的关系，为今后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1 人居实体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

1.1 研究领域的发展

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研究诞生于环境心理学中有关外部环境对人体活动行为的影响[27]。环境行为学是环境心理学发展出的一个分支，相比于环境心理学，环境行为学的研究范畴要窄一些，是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探讨环境与人外显行为之间的关系，应用性更强[12]。由于环境行为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目前已在诸多学科中得到有效应用，最为广泛地应用是在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中，在公共健康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是健康行为学研究。环境行为学认为：行为随着个体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人的行为是个体和所处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13]。目前，人居实体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大都基于这一理论视角展开。对国际上该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和整理后发现，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呈现急剧增长，尤其是2003年9月《美国公共卫生》和《美国健康促进》杂志均出版了实体环境、身体活动和健康关系研究的专刊，在公共健康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

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研究的进展可以看成是实体环境和身体活动测量方法的进化史。身体活动的测量经历了从最初的观察法、问卷调查、日志等主观手段向计步器、单轴和三轴加速度计以及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定位追踪等客观测量手段的转变[14，15]。早期身体活动测量一般采用观察法进行，即在特定的区域内设置一定的观察点，观察视野内人的空间分布、活动形式、强度和行动轨迹。如Sallis等[16]的研究发现，居民户外身体活动累积时间与住所到康乐设施（运动场、公园、游乐场）间的距离成显着负相关。基于观察法进行居民的身体活动调查起源于规划设计领域，研究方式较适用于对新建或某一区域改造前的实地调查，但对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流行病学研究限制较大。随着研究的发展，问卷、量表或日志被广泛应用。Corti等[17]基于问卷调查发现，具有吸引力的公共户外空间可以增加居民日常身体活动量。Gomez等[18]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居民户外身体活动（量表调查）与住所到开放活动场所间距离的关系，发现两者呈显着负相关，随着距离延长，体力活动量下降（β= - 0.317，P=0.006）。Evenson等[19]采用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探讨居民是否采用步行或自行车出勤（日志调查）与住所附近公交/轨道交通站点便利程度感知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间OR=1.90，P＜0.05。

此后，随着计步器的应用，实现了身体活动的客观化定量测量。如Mccormack等[20]基于计步器测量身体活动的研究发现，住所附近有公园、伙伴较多以及交通设施完善可以促进青少年的日常步行量。虽然计步器实现了身体活动的客观测量，但计步器只能提供步数这一单一指标，为了进一步挖掘身体活动的强度、频率和量等信息，加速度计得到了有效应用。贺刚等[21]对香港一间小学81名7～11岁儿童采用Acti Graph GT3X型加速度计测量身体活动，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测量住所周围道路长度、康乐设施距离等环境因素，分析后发现，住所附近康乐设施对香港儿童的身体活动具有积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基于智能手机APP的身体活动测量也开始出现。

该领域的研究中除了身体活动测量手段不断进步，实体环境的测量方法也在不断完善。早期，实体环境测量以定性的方法为主，如基于环境感知的自我报告、照片或图片的评价、专业人员现场评估以及访谈和认知地图等[8，22]。后来，利用GIS技术定量测量实体环境指标实现了关系检验的定量化，使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大为提高[23，24]。部分研究借助GPS和网络工具（如Google Street View和Google Walkability）进行测量，GPS和网络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广泛验证[25，26]。本研究对身体活动测量手段的归纳见表1，对实体环境测量方法的归纳见表2。

表1 不同身体活动测量方法对比

表2 不同实体环境测量方法对比

1.2 研究领域的转型

1.2.1 研究视角的拓宽

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初期多基于环境行为学视角开展。因此，初期的研究中有关实体环境指标的选取也多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制定。如Alfonzo[27]借鉴心理学中着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影响人们步行行为的实体环境指标归纳成可行性、可到达性、安全性、舒适性和愉悦性这5种层次。而Pikora等[28]所开发出的影响居民步行或自行车出行的实体环境评估框架中，一级指标中包括了目的地、功能要素、安全和景观审美四个。其中目的地的二级指标包括是否存在相关设施，对应着最基本的可行性。功能要素则涵盖了距离、路径和交通设施等可到达性要素，安全要素则与安全性相匹配。景观审美则涵盖了舒适性和愉悦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借助社会生态学模型在健康行为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视角有所拓宽。社会生态学模型认为，人的健康行为受个体因素（人口学因素、心理认知因素等）、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公共政策等）和实体环境因素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当多变量同时干预时效果最佳[29，30]。借鉴社会生态学模型，近年来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模型中一般会将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一同纳入，增加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此外，由于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居民健康，因此近年来针对三者关系的综合研究逐渐增多。

当前，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身体活动不足是两个重要诱导因素。因此，近年来针对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开始跳出身体活动环境这一范畴，综合食物环境的研究开始增多，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31-33]。食物环境主要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可以触及的食品零售店和食物零食类型，食品零售店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快餐馆、便利店、咖啡/甜甜圈店、杂货铺、超市、特有种类/专卖商店[34]。作为实体环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食物环境与居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肥胖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近些年得到快速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家庭外出食品消费急剧增加，全球2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快餐及其它餐馆的能量摄入翻了3倍，现有的趋势也表明含糖饮料消费和休闲食品的热量消费也随之增加[35，36]。这些食物消费的增加值得关注，因为其往往是青少年日常过多热量摄入的主要来源，现有许多研究已表明其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易引发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早期病症和2型糖尿病等[31，32，37]。

1.2.2 研究范式的转型

早期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重心为实体环境主要影响因素的筛选。常见的研究范式为基于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范式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价值有限。随着规划设计领域应用需求不断提高，研究成果需要指导人们在哪里进行改造、如何进行设计等具体行动，这时单纯的“相关”关系研究已满足不了该领域的发展要求[8，19，38]。因此，近年来研究重心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型。多元统计研究对变量的分析更为深入细致，如是否存在活动设施、设施数量等级、环境评估等级以及政策实施与否对居民身体活动和健康改善程度的影响[39-41]。尤其是GPS技术在该领域中的应用，使得对人们身体活动所接触的实体环境中各种关键要素、密度以及暴露的持续时间测量更加精确[14，15]。如Oreskovic等[15]的研究对24名测试参与者使用GPS定位器和加速度计测量春、夏、冬三个季节的身体活动水平及其背景场所（每个季节测试7天，周一到周五和周末两天），最后将加速度计数据和GPS数据导入ArcGIS软件中进行处理，结果发现参与测试者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产生户外中到大强度健身活动的主要场地随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冬季多在小区及周边，而夏季则更多发生在距离稍远的公园和空场地上。Rainham等[14]对380名12～16岁的青少年佩戴体力活动加速度计和GPS定位器7天，结果发现城市青少年日常中到大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 的总时间中最大比例的组成部分是积极性通勤，如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学，其它比例的MVPA主要的发生场所在居住区、购物中心和绿色空间。Chiax等[42]认为，GPS在实体环境和健身活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向规划设计领域应用实践转型的一大进步。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跨学科合作的要求不断提高。目前虽然规划设计领域针对影响居民身体活动的实体环境研究较多，但一直没有深入到活动强度、频率和量的层次，而身体活动加速度计是客观测量活动强度、频率和量的重要手段。因此，规划设计领域应加强身体活动加速度计的应用。运动健康促进和公共健康领域一直未能系统应用规划设计领域的认知地图、行动和动线观察以及语境差异等实体环境微观捕捉手段。该领域跨学科研究体系中不同学科均需吸收其他学科专长，丰富研究成果。

2 居民身体活动降低医疗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

2.1 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提出重视健康的个体和社会经济效益这一观点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健康是一种投资”的观点[43]。但事实是，教育是一种投资的理念深入人心，尤其是中国历来重视教育对人发展的价值，而健康是一种投资的观点却相对滞后。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两个方面问题加剧了社会医疗负担：一是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逐年提高，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者联合加重了社会医疗资源的紧张和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如Wang等[44]的研究发现，1979年至1999年间美国6～17岁儿童肥胖率增加了97%，糖尿病发病率提高了65%，睡眠呼吸暂停发病率提高了336%。近20年来，我国成年人的肥胖率显着上升，2002年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9.6%和7.0%，到2013年已快速上升至32.4%和14.1%，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也逐渐增加[45]。2011年，Lancet杂志发表了Schmidt一项针对巴西人群的研究，该研究发现虽然巴西1996年至2007年的近10年间包括肥胖、心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但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致死率并没有显着提高，部分甚至还有一定程度下降，这背后是全国医疗费用的巨大投入使得致死率得以维持，社会医疗负担严重加剧[46]。早期的许多研究直接探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医疗费用间的相关关系，如Katzmarzyk等[47]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加拿大1999年由肥胖、冠心病以及2型糖尿病等造成的直接医疗费用损失增加了10%的公共财政卫生费用负担。Finkelstein等[48]的研究发现，2003年美国各州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医疗费用在2.3亿美元至35亿美元之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在全球急剧上升，全球大众身体活动普遍缺乏被认为是主要诱导因素之一。身体活动不足与医疗卫生支出关系的研究在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迸发期，此期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发表数量快速上升。表3对部分研究针对不同国家/地区居民因身体活动不足所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进行了汇总。

表3 因身体活动不足所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估算

随着运动健康促进研究的发展，规律性身体锻炼的大众健康效应和缓解社会医疗负担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规律性身体锻炼不仅可以改善身心健康，降低相关疾病尤其是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提高生活质量，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降低个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和社会医保支付[10，12]。随着研究的深入，直接探讨身体锻炼与大众医疗费用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Garrett等[55]的研究发现明尼苏达州政府每年的医疗支出中约有836万美元（平均每人56美元）是由于人们不参加锻炼产生的。Kelley等[56]的研究基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2005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身体锻炼缺乏人群减少5%，医疗支出将降低1.08亿美元。此外，此期间有关身体活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社会医疗费用关系的理论框架增多[57，58]，代表性的文献是Cecchini在2010年发表于Lancet的文献[10]。近些年来，许多基于大样本量进行的研究，其结果可直接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59-61]。

2.2 身体锻炼降低医疗支出的实证研究综述

近20年来，身体锻炼降低医疗支出的对照实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向两个维度进行细化和延伸：一是身体锻炼的频率、时间和强度等与医疗费用间的关系；二是身体锻炼对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病症人群医疗开支降低的效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大众运动健康促进和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历年来该领域发表的对照实验研究文献整理后发现，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2000年以前的研究，主要分析身体锻炼对人们医疗开支降低的整体影响。此期间许多文献的研究结果对身体锻炼能够降低医疗开支持积极性结论，如Hatziandreu等[62]对1000人连续3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有规律性锻炼习惯的人，每年（质量调整生命年）冠心病发病风险平均可降低78.1%并节省1138.3美元的医疗开支。Ackermann等[63]对1114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发现，不参加身体锻炼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费用支出1175美元，而规律性参加身体锻炼的老年人人均年医疗费用支出642美元。但也有许多研究得到了没有显着相关性的结果[3，43]。

随着研究的深入，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为2000年以后发表的文献）开始更加关注体育锻炼对不同病症医疗开支降低的效果。研究者发现相比于宽泛的研究群体，细化至针对不同病症患者体育锻炼干预的对照实验研究取得了更具说服力的结果。部分研究得出了极具价值的研究结论。如Nicholl等[64]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降低医疗支出的研究并非适用于各年龄段群体，45岁以下人群由于整体健康状况较好，很多医疗费用的产生并非因身体锻炼不足所造成，所以越低年龄段的人群研究结果一致性越差，而老年人显示出了比年轻人更好的适用性。人过中年之后，身体锻炼不足造成的非慢性传染性疾病发病风险增加，体育锻炼的经济效益才能更加凸显。因此，目前许多研究一致建议该领域研究的群体限定在老年群体。2010年后，该领域的研究逐渐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关注不同锻炼强度对不同病症患者降低医疗支出的效果检验，取得了更为可靠的研究成果[2，77]。

虽然经过近20年的发展，该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临床医学中对身体锻炼的价值并未体现出应有的重视。Sallis[65]认为，虽然我们对规律性的身体活动能够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致死率已取得足够可靠的证据，也清楚地认识到大众身体锻炼不足会增加社会医疗负担，但全球医学界对相关患者展开运动干预的实践极少。因此，提高全社会对体育锻炼的个体健康效应和社会经济效益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对国内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献是介绍国外研究的综述性文献[43，66，67]，杨光[68]针对该研究领域出版了一部专着。国内针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杨光等[11]对日本仙台鹤谷地区904名老年人进行了37个月的前瞻性队列调查，结果发现体育锻炼对于改善老年人生理机能水平，提高运动能力，降低跌倒骨折的发生率，抑制医疗费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李文川等[12]对上海1006名60～79岁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有锻炼习惯老年人医疗支出显着低于无锻炼习惯老年人，周累积体育锻炼时间是影响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关键因素。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该领域的学者数量较少。本文对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汇总，见表4。

表4 身体锻炼降低医疗支出的实证研究文献汇总

（续表4）

3 人居实体环境与医疗支出折算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城市居住小区及周边活动设施布局、多样性、步道衔接便利性、景观审美宜人性以及配套设施完善性会对居民的身体活动类型、频率、强度以及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健康[1，78]。该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政策制定、居住区域规划设计标准等具有应用价值。对当前国内外文献进行整理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应用于社会政策制定参考。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健康部推出的塑造积极性居住小区的交通和实体环境变化政策以及美国密尔沃基和威斯康辛地区使用灵活政策提出创建“邻里学校”倡议[8]。然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等领域的具体应用进展缓慢。如美国的“设计下的积极生活”项目，该项目在2001年由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资助成立，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健康学院进行管理，目的是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居住小区的环境改造中，但项目成立以来发展较为缓慢，其中主要原因是建成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所需资金较大，大面积实施会增加公共财政压力[1，79]。

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关注人居实体环境的建设投入促进居民的身体活动，进而降低公共医疗费用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Zapata-Diomedi等[3]对2011年至2014年间发表的有关人居实体环境、居民身体活动与医疗支出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其中一份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多样性有助于居民步行量的增加，多样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居民人均健康医疗费可降低7.74澳元，而另一份研究结果则为5.68澳元；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某区域街道路灯的数量从315个增加到783个能显着改善居民的身体活动量，带来区域内居民人均7.51澳元的健康经济效益。而Koohsari等[80]的研究则发现，研究区域内单位面积每增加10个交叉路口，收获的健康经济效益为人均14.81澳元。McComack等[81]的研究发现，研究区域内增加10 km的步行道，通过促进居民的休闲性步行收获了人均21.60澳元的健康经济效益。Giles-Corti等[82]的研究则发现，研究区域内每增加一个健身活动设施，居民人均健康经济效益收获69.83澳元。此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支撑，这有利于政府部门针对居民身体活动改善进行人居实体环境设计和建设的投入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成本-效益预估。通过对文献的搜索发现，探讨改善人居实体环境与社会医疗费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虽然2001年Ulrich[83]就发文系统阐述了通过城市人居环境的合理规划设计促进居民身体锻炼，进而降低社会医疗负担的观点，但此后该领域研究进展并不迅速，期间偶尔有学者发文提出这一观点[84-86]，2010年后，该领域基于研究数据的实证研究文献才逐渐增多[2，3]。虽然目前的研究文献总体不多，但这是一个极具社会价值的研究方向。

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病症发病率上升，因此，老年群体是社会医疗资源的主要占用群体，随着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全球社会医疗负担不断加重。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老年人群体性锻炼干预对降低医疗支出效果明显，而促进老年人身体锻炼除提高自身认知外，营造适宜的人居实体环境也是重要途径[87，88]。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人居实体环境、居民身体活动和医疗卫生支出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老年人口展开。研究发现，规律性的身体锻炼能够降低居民医疗支出这一结论不适用于45岁及以下的成年人，较适用于老年人，因为前者的日常医疗费用支出很多并未由身体活动不足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产生，而老年群体中，由身体活动不足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较多，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64]。因此，当前该领域研究中的概念模型和逻辑框架也主要围绕老年群体进行阐述。

基于现有的文献分析发现，一是目前研究多为流行病学研究，政策制定参考价值大，但规划设计领域应用度不高，应加强主观调查与GPS客观追踪相结合的研究，提炼实体环境的关键要素和特征，为规划设计提供具体的设计标准和素材。二是老年人是社会医疗资源主要占用群体，应是主要研究群体，但目前的研究对老年人医疗支出没有进行疾病类型的细化和筛选。传染病、意外伤害等与身体锻炼缺乏无明显证据关联的疾病产生的医疗支出不应纳入研究范畴，有效筛选后的医疗支出数据可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三是国内研究还需深入，尽可能实现数据客观化测量，加强多元统计分析，探讨人居实体环境建设投入与医疗支出效益的数量关系，凸显利于促进居民身体锻炼的人居实体环境建设投入的必要性和经济性。

4 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欧美国家针对人居实体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地展开，而国内学术期刊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则从2010年左右开始报道。初期，许多系统介绍国外研究进展的综述文献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被大量报道，具有代表性的是《体育与科学》在2014年第1期中系统介绍该领域研究的专题。此后，国内学术期刊报道的实证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尤其是最近几年，基于GIS技术的实体环境客观测量、基于加速度计的身体活动客观测量以及基于GPS技术的定位追踪也相继报道[21，89]。Brownson 等[90]指出，将科学研究应用到公共健康服务的路径一般要经过“发现”、“转化”、“传播”和“改变”4 个阶段。“发现”阶段包括调查影响因素、开发出科学的测试方法和逻辑框架；“转化”阶段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有用或通用的干预措施或方案；“传播”阶段则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制度化后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常规实践；最后在“改变”阶段，通过长期的行为改变、项目应用、组织改变、政策应用和/或环境变化来使研究成果创造出一定的社会效益（如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等）。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发现”阶段，研究还需不断深入。

目前，国内对GIS技术、GPS技术和身体活动加速度计在运动健康促进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这为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此外，近几年国内的网络电子地图如腾讯SOSO地图和百度地图都相继推出了街景服务，这为该领域研究中的实体环境测量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关智能手机移动健身APP有效性检验的文献也开始报道，这为今后针对身体活动的测量提供了新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领域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制约，一方面，国内针对GIS定量测量实体环境所需的数字地图还存在着要素类型少、数据不全以及更新慢的不足，因此，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取得测绘部门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内跨学科研究发展较慢，今后的研究还需加强运动健康促进、公共卫生与健康以及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等领域的合作。

5 小结与建议

当前社会要求公共健康从重“治疗”向重“预防”过渡，而身体锻炼是预防相关疾病的有效手段，是缓解社会医疗负担的有效途径。人居实体环境建设中注重居民身体活动需求，强调与之匹配的规划设计，这部分建设资金投入将产生二次社会经济效益，即可降低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社会生产效率。从这一角度考虑，虽然人居实体环境优化前期投入较大，但远期效益将逐年凸显。加强基于函数变量的系数分析人居实体环境与医疗支出的折算关系，可为今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实体环境关键要素、特征，居民锻炼强度、频率、量与不同类型疾病医疗支出间更为细化的对应关系是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也将更具有群体性干预价值。且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多学科跨部门的共同推动。

今后，应加强主观调查与GPS客观追踪相结合的研究，提炼实体环境的关键要素和特征，为规划设计提供具体的设计标准和素材。加强多元统计分析，探讨人居实体环境建设投入与医疗支出效益的数量关系，凸显利于促进居民身体锻炼的人居实体环境建设投入的必要性和经济性。与身体活动缺乏无明显证据关联的疾病产生的医疗支出不应纳入研究范畴，有效筛选后的医疗支出数据可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