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娜?赵明
摘 要：本文以北京、上海、西安等九座国家中心城市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年均增速低于九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速。城镇化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着负相关，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着正相关。
关键词：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熵值法；数字经济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2021年达到了45.5万亿元，数字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经济向数字化转型。2022年11月，《西安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布，《规划》中明确指出到2025年西安市数字基础设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数据资源创新应用体系逐步完善、传统产业数字融合成效显着、重点技术创新能力显着提升。
二、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数字基建稳步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截至2022年11月，西安累计建成5G基站达39029个，5G用户达1488.7万户，数字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万兆无源光网络（10G PON）端口数超过15万个，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92.11万公里，为910多万户家庭提供千兆光网，新建楼宇光网覆盖率达到100%。西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获批并建成开通，西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网间带宽提升至650Gbps。与此同时，政府服务同步纳入数字化，“i西安”App接入服务事项450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1.9%。政务服务纳入线上办理不仅提升了政府行政办事效率，还降低居民政务办理的时间成本。
2.数字产业发展进程加快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产业的支撑。2020年，西安市规模以上五大新兴产业全年营业收入为524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大数据产业营业收入248亿元，增速25.1%。大数据产业相关从业人员多达2.9万人，专业研发人员超过8000人。此外西安市还拥有3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产值高达150亿元。华为、阿里、腾讯、三星、中兴等一批大数据与智能终端企业的入驻，为西安市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此外西安市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呈规模化发展态势，2021年西安市拥有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多达12.68万家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5610亿元，同比增长11.1%。
3.数字经济空间布局加快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城市数字竞争力、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之举（张健，2022）。西安市在数字化转型中注重整体思维，围绕“一域两核三带多点”的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以主城区为核心重点推进数字丝路、数字文旅等服务业转型。以高新区和航天基地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科技研发带、工业转型带、数字丝路带为基础带动周边县城农业数字化转型。
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构建、测度与分析
1.指标体系建立与数据来源
根据《规划》中提出西安市要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以数字基建、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三大要素供给为基础，并参考王军（2021）等学者关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确定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数字基础和数字技术四个一级指标，电信业、互联网业、广播电视业、软件业等十一个二级指标，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对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上市公司数量等十二个三级指标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本文数据时间选择2011-2020年。其中电信业务总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R&D内部经费支出、专利授权量等基础性指标来源于各个城市的《城市统计年鉴》。上市公司数量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择标准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大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计算年平均增长率，然后计算当年数值进行替代。
2.样本城市选择
考虑到若仅对西安市数字经济进行测度，无法客观反映西安市真实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情况。因此为了保证对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客观、真实、严谨，本文选择其他八座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样本城市来反映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之所以选择这八座城市是首先因为国家中心城市在中国城市等级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获得更多政策倾斜。其次是因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城市自身经济发展等综合实力差距不大。
3.测度方法
确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仅需要依靠指标体系的构建，各指标之间权重值的确定同样重要。目前，主流研究中对权重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观赋权法，包括专家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Delphi及AHP等。其主要依据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人为赋予各指标一个权重，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不同学者对不同指标看法不同会造成指标权重间存在巨大差异；二是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熵值法、聚类分析法、标准差法等（王军等，2021）。其主要通过各指标之间的数据，通过计算信息熵进行赋予权重。因此，为了排除人为因素对测度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进行测度。
4.结果分析
图1是九座国家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情况。从图中整体情况可以看出：其一，九座国家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汇集了全国大量优秀科技人才与优质科技企业，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其历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均高于历年九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处于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梯队。其二，天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广州七座历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则均低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处于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梯队。
从发展趋势上看，（1） 九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均呈现上升态势，2019年之后天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广州七座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差距成扩大态势，且与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相比初步呈现“后追效应”。（2） 这九座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年均增长率最高的城市是郑州市，年均增长率为26.48%。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年均增长率最低的城市是重庆市，年均增长率为9.8%。（3） 九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年平均增长率为13.84%。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年均增长率为13.32%，比九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低0.52%，与郑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相差近一倍。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仅高于重庆、武汉和北京这三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年均增长率目前处于中下游水平。（4） 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的具体数值看，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北京（59.38），其次分别是上海（37.60）、广州（22.19）、武汉（11.38）、成都（10.51）、重庆（8.65）、郑州（7.81）、天津（7.43），西安（3.94）。2020年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仅为北京的1/15，为西部重点城市成都的8/21，与倒数第二的天津市相差近一倍。以上表明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增速较慢，西安市需要全方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让数字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四、影响因素分析
1.影响因素选择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参考了蔡绍洪（2022）、苏冰杰（2022）等影响因素指标选择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择产业结构、城镇化率、政府行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作为影响因素。这些数据来自2011-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模型选择与实证检验
借鉴钟业喜（2020），采用逐步回归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其方法步骤为：第一步，通过SPSS平台对已选变量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剔除掉不相关变量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第二步，将未被剔除的变量进行多次回归，选择各解释变量均显着，且对R2拟合效果最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回归结果拟合优度R2为0.894拟合效果最好，且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显着，系数均为正值，与预期效果一致。但城镇化率则为负向显着，其可能原因在于大量劳务人员进入城市，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巨大压力，且大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提供有效的数字支撑，导致较高的城镇化率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向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熵值法测度了西安市等九座国家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从整体情况来看，北京和上海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值，而天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广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平均值。从发展趋势上看，九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郑州市数字经济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而重庆市最低，西安市数字经济水平年均增长率处于中间水平，但与郑州市数字经济水平年均增长率相差近一倍。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显着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城镇化率则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支持本土数字企业发展
西安市拥有众多一流科研院所和科技人才，吸引了一大批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龙头企业入驻，为西安市数字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但西安在引进外来数字龙头企业的同时挤占了本土数字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西安市应促进本土数字企业与龙头企业产业对接，形成完善的上下游数字产业链，促进本土企业发展。支持本土企业与研究院合作，促进企业与研究院产业研深度合作，带动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化企业产业园，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集群。
2.打造数字化政府，深化“放管服”
数字化政府的本质是淡化政府责任边界，打破过去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不流通、数据不流畅、责任边界模糊的情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政府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下放部分权力，各部门办公窗口均有权限办理其他部门基础性业务，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真正做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改善营商环境，建设高效数字化政府。
3.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只重视数字经济容易脱实向虚，只重视实体经济容易造成成本增加。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实体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西安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西安市与其他先进城市的“数字鸿沟”。
注释：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1/t20220106_ 348847.html
http：//www.xa.gov.cn/ztzl/ztzl/lwlbzt/zcwj/6360eba 3f8fd1c4c2124f1e1.html
参考文献：
[1]张健.后疫情时代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J].经营与管理，2022（9）：180-185.
[2]王军，朱杰，罗茜.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7）：26-42.
[3]蔡绍洪，谷城，张再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7）：1-9.
[4]苏冰杰，卢方元，朱峰，李彦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J].运筹与管理，2022， 31（9）：161-168.
[5]钟业喜，毛炜圣.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1）：19-30.
作者简介：赵娜，女，陕西渭南人，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