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菲菲
提 要： 本文概述了多元系统理论的内容，探讨了多元系统理论对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作品译介因素的制约，同时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局限性，如对翻译策略解释力的不足。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制约因素 翻译策略
一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 Zohar）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多元系统”这一术语的首次提出却出现在1978年佐哈尔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中。他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
所谓系统，佐哈尔认为是针对某些可供观察的事件或现象而假设出来的关系网。他强调多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多层面的，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系统，不同的系统互相重合或部分重叠，却又彼此依赖，共同运作而形成一个有等级的大体系。多元系统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内不断变动关系的总和。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张南峰，2002：19）。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谢天振，2003：60）。
二
翻译文学是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佐哈尔通过客观描述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和影响，试图找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他指出，翻译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将影响翻译的行为模式；当翻译文学占据系统中心地位时，它就积极参与创造革新的一级模式，打破本土文学的传统规范；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时，就套用本土文学的保守的二级模式。
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将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文学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大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引向描述性研究的道路，从而打破了传统规约性研究的窠臼。同时，该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Adequacy）不足，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译者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这种情况下，译文的充分性就增大。
“五四”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以打破封建传统为主要目标，当时的倡议者也一直尝试着建立新的文化文学系统，翻译文学正好可以冲击旧有的文学和文化系统，协助建立新的系统，这和佐哈尔所列的第一种情况是相近的，此时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参与创造“一级模式”，译者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注重充分性，即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内容，所以在翻译策略上，为了把原着的内容、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往往采取直译的策略。而且，从清末中国的衰败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语文是积弱的主因，鉴于当时普遍对于中国语文的负面评价，鲁迅也同意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而且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时，要“装入异样的句法”，“容忍‘多少的不顺”，采取“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文学系统中，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是正常的，也是官方认可的。
三
在译作从“边缘”走向“中心”，或者说在译作被广泛认可并接受的过程中，都受哪些因素制约呢?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把制约作品译介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谢天振，2003：240）。这一点谢天振老师在《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中已经提到，并增加了译文的质量和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两个因素。
1.意识形态对作品翻译的影响
勒费维尔（Lefevere）指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体现利益的话语。这种利益以某种方式与维持或责难处于社会历史生活中心地位的权利结构相联系”（Lefevere，1992：vii），而“任何话语都具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廖七一，2001：317）。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表现在对待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话语的处理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种意识形态在翻译的操控上表现为俄文着作在中国的大量译介，而且仅限于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和进步的书籍，所以译作大都是带有很浓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其次，当时的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了译本的出版发行。最后，个人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操控了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总而言之，国家意识形态是这几种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不仅直接影响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而且操控了翻译选目。而赞助人意识形态影响译作的出版和流通。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则直接影响到了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会使译本与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
2.诗学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诗学是一个包含诸多内容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它包括了诗论，也包括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陈敦，1997：230）。勒费维尔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的任何层面上“如果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获胜”（Lefevere，1990：24），这说明诗学对翻译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虽然勒费维尔提出的制约文学翻译的“三因素”中，诗学也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操纵力量，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主导性地位的情况下，诗学本身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诗学性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文学翻译选择上实际上是一种合谋关系，共同维护和强化着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政治意识形态以“优秀”和“进步”为名，操纵着翻译选择的范围、对象，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翻译牢牢地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运行轨道上。
3.赞助人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赞助人（the commissioner）通常指翻译活动的发起人（the initiator）。发起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或机构，如出版商。他（们）在明确翻译目的的基础上规定翻译要求，因此，译者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赞助人或发起人的翻译要求和目的的约束。德国功能派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尤其强调：“The role of the initiator in translation.（翻译中发起人的角色。）”（Christiane Nord，2001：12）
4.译文质量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一部译作要想吸引读者，拥有良好的翻译质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只要翻译得好就能让读者乐于购买。
5.翻译家的魅力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谈到翻译家的魅力，这里我们以林纾为例。林纾是译坛奇才，不懂外文，却通过别人口述，他作记录的方式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而且受到读者欢迎。其译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翻译文字极有魅力。钱钟书先生也爱读林纾的译文，他在《林纾的翻译》中说：“宁可读林纾的译文而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难以忍受原作的文字。”
四
当然，多元系统对作品译介制约因素的解释有一定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即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可能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则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多元系统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因此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美国文学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半殖民社会，而美国则处于强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应该是采用归化策略。但庞德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的翻译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用佐哈尔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幺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
如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在某一文化内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取向，要幺异化，要幺归化，中国译坛上两种取向并存的现象显然是个例外。在这种例外面前，该理论的解释就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如果要对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加以修正、完善，使其具有更大的理论解释力，就需加进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说佐哈尔的“多元”是狭隘的，而扩充后的多元说则较为完整、全面。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今后必然有新的“元”素被发现，从而建立起新的“多元”系统，且这一过程会一直继续下去，也就是永远呈开放性。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eds）.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Cassell，1990.
［3］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4］陈敦，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8］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外国语，2003，（4）.
［9］张南峰.多元系统论（译自埃文-佐哈尔）.中国翻译，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