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月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作为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活动延续长达十年之久。新月诗人倡导并亲自尝试用白话翻译西洋诗歌、用白话创作诗歌，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可以说，没有外国诗歌形式和诗歌观念的输入，就没有现代新诗文体。
一、新月派的形成
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们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月派的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湘、饶孟侃、梁实秋等人，他们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有产家庭中，先是接受中国传统方式的教育启蒙，后在新式学校开阔了眼界，再通过留学考试或家庭资助赴海外留学。在外留学期间，新月派成员大都对英美文化和思想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选修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课程，希望通过吸取西方异质文化中的某些精神文化的营养汁液，灌输到中国文化的肌体中，达到改良中国的目的。
二、新月派诗歌翻译的特点
闻一多在 《伽亚谟之绝句》中提出过翻译的程序问题：第一是了解原文底意思，第二便是将这意思形之于第二种（即将要译到的）文字。就是说，翻译都得经过理解和表达，第一步骤是机械式的步骤，第二步骤才是真正的艺术，只有体会到原诗的妙处，抓住它的精神，才能译好诗。
（一）新月派诗歌翻译的选材
西洋诗歌，浩如烟海，内容丰赡。在这数量庞大的诗歌中，翻译者首先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雪莱、哈代、勃朗宁夫人、米蕾及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被新月翻译家所青睐。这些外国诗歌共同的特征便是格律严谨，体现在整饬的外形和调和的音乐性上，包括各式押韵和跌宕的节奏，以及意象和色彩的巧妙运用。这种选择与强调形式和音乐性的新月诗学密不可分。
（二）新月派诗歌翻译的方法
1926年，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了诗学理论三原则，即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是诗的节奏和旋律，绘画美是辞藻中带来的色彩和形象，建筑美是节与句的均匀。三者组成圆满的整体。新月诗人的译诗绝大多数都是形式整饬、音乐性强的译品，他们既忠实于原诗，同时作为再创造的翻译又遵循这一理论原则。
1.音乐性强
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是新月诗学的一大特色。闻一多指出：“诗之有籍于音节格律，如同绘画之有籍于形色线。”极言音乐之于诗歌重要。而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基础，韵是增强诗歌音乐性的手段之一。节奏性是诗歌的重要特性，是中西诗歌的共同特点。英诗中的音步、法诗和汉诗中的顿，分别为英诗、法诗和汉诗节奏的基本单位。被新月派选择翻译的诗歌都呈现出明显的音乐性，按一定数目的音步或顿建行，并且还有确定的韵式。汉译后的作品则是按一定数目的顿建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原诗的韵式。此外，三种语言诗歌中的尾韵，英诗中的头韵、元韵，汉诗中的双声、叠韵，都能使声音前呼后应，回环往复，音韵悠长，从而增强诗歌的音乐美。
2.诗中有画
绘画美是“三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由意象的适当运用和色彩的巧妙选择构成,从小方面讲是词藻的色彩性，大方面则表现在诗歌的画面性。首先，绘画美是丰富的想象在诗的形象上的凝聚。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说过：“在通常的意义下,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其次，绘画美也是美丑辩证关系的艺术体现。英美诗歌尤其是弗莱其和米蕾的诗作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闻一多十分推崇米蕾，也曾翻译他的诗歌，他的代表作《死水》也是借鉴了米蕾的意象运用和美丑对比反衬的表达技巧。这种创作记载着他与异质的英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3.形式整饬
新月诗学倡导“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或者说是“建筑美”，讲究音节的匀称和句的对齐，强调“抒情之作，以紧凑也。既能短练，自易紧凑”，这在译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拥护。新月诗人在理论上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在实践上坚持创作形式美的诗歌，为新月的译诗形式美奠定了基础。他们绝大多数的译诗都是形式整饬的译品，这得力于诗行长度的规则变化，如闻一多译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卞之琳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选诗，等等。
（三）新月派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
新月诗派的诗歌翻译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节奏形式、主题开掘、意境营造、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月领袖闻一多，正是在对西洋诗歌的翻译和比较中，发现了英美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在诸如节奏、用韵，以及对意象的借鉴等方面的相通之处，抓住了诗歌的本质和合理内涵，进行新格律诗的实验和诗歌“三美”理论的构建。在美国期间，他翻译创作大量的诗歌，歌颂中国的地大物博与光辉历史。同时，他还指出译诗应该考虑与原诗相近的形式，例如，自由体的英诗与乐府歌相似，在求文字的达意之外应该进一步求音节的相似，注意字句的结构和音节的调度，以及字句的色彩。对于紧凑的中国古诗在译成英文时应该能够不增减原诗的字数，便不增减，能够不移动原诗的字句次序便不移动。译者不能滥用他的自由，以致损伤了原作的意味。
朱湘作为新月诗派的主要成员，十分注重引入外国诗歌以推动和促进新诗建设。以他翻译歌德的《夜歌》为例，诗中忙远、静谧、寂寥的背景更衬出鸟雀梦境的温情与惬意。这种意境的营造被借入朱湘本人的诗作 《冬》中，通过展现空间和情绪上的巨大落差，更衬出梦的美好。这种对意境营造上的借鉴在朱湘的诗作中并不少见。此外，他还有意识地选择了相当数量的叙事诗歌，如长篇叙事诗《王娇》，分别借鉴了罗马尼亚民歌、十四行诗、民间史歌等多种形式。另外，朱湘对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的十四行诗的翻译也直接影响着他的十四行体诗的创作。这些形式的实验与开拓对丰富和优化新诗体制有着重要意义。
西方文学翻译成汉语，受汉语及其文化的制约从而中国化，即西洋文学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等多重原因而自觉地被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性质。余光中曾说过：“从文学史看来，不但创作影响翻译，翻译也反作用于创作。”正是新月派诸诗人在对西洋诗歌尤其是英美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发现并借鉴其有益因子引入新诗为我所用。新月派的成员也成为英美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继承者。
三、新月派诗歌翻译活动的影响
中国新诗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洋诗歌的翻译、借鉴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诗歌的比较和结合，也正是在中西诗歌的比较、结合中发现他们的共通之处，认识到传统诗歌的某些合理成分，最终形成了中西融汇的诗学构想，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方面均卓有成效。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由于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因素，新月派一直被批判和否定。然而，当我们今天以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眼光再审视和回顾上个世纪新诗发展的轨迹，便会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弯新月”，在诗歌的创作和翻译理论上，终究以其不可抹煞的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走向成熟和现代化。它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它那独特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始终闪耀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