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燕
摘 要： 档案、传记和回忆录在重构历史记忆方面各有优势。将民国教育档案与留日文人的自传、回忆录共同作为考察对象，可以更好地揭示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风貌、日本学术精神的务实特征及日本国民心性的驳杂格调。这种研究路径可为反思近现代以来的中日文化关系提供历史参照。
关键词： 民国留学 日本文化形象 教育档案 文人记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致力于近现代中国文人视野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整体观之，大多数研究者往往聚焦于留学日本的中国作家眼中的日本形象描述，较少关注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从档案的产生到每次变化，都是人类记忆的一次进步”[1]（12），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档案只是记忆之窗的一瞥”[2]（31），其他文献样式，例如方志、传记、回忆录等，也是人类记忆的重要信息载体，其历史记忆价值不可忽略。本文将民国教育档案和现代文人自传及回忆录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透视那个时代的日本历史文化形象。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风貌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尤其是“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时间，“留日活动相伴始终”[3]（78）。国人树立了向东洋强敌学习的普遍意识，“‘留日热既是求学运动，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4]（176）。1944年出版的民国教育杂志《升学与就业》记载：“当时比较有血性的男儿，有爱国思想的志士，有民族意识的革命青年……不约而同地跑到日本，跑到东京，就是清末年间考试及第的秀才们，也大批去到日本留学……”[5]而且，“留日生的‘政治热在甲午战后的五十年间基本没有降温”[6]（290），自清季到民国，中国人的留日行程始终呈现明朗的政治风景。
政治、法律、军事等科目是留日学生推崇的研习对象，原因很多，除了中国人对于日本军政状态较为敏感及日本学术的固有倾向之外，也与日本的政治氛围有关。1925年，胡先骕为《东方杂志》撰写《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指出留日学生回国后在法律和军事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政治革命亦以留日学生之力为多”[7]。同年，《南洋周刊》发表《留学问题》一文，对日本觊觎中国的阴谋计划发出感叹：“中国现在之重要统计，己则茫然，而日人了如指掌。即军事家所用之精密地图，亦多取自日本。”[8]从1936年的《中山医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看，留日学生已察觉《朝日新闻》《日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后台均有政党”，这些日本报纸“对于我国之军政人物、政党团体等，条分缕析，了如指掌，列表绘图，遍贴壁上，研究极觉精致”[9]。日本投降之后，军国主义文化幽灵不灭，欧元怀在1947年的《教育杂志》上撰文指出：“武士道与专制主义的教育已深入民间”，日本“骨子里豪阀政治和复仇教育仍在继续蔓延”[10]。日本军国主义极大地触发了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政治斗争意识。
除了民国教育档案之外，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文人在自传或者回忆文字中也对日本政治文化进行了评述。郭沫若在日本看到日俄战争期间捕获的大炮，他发现：“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11]（74）尚武好战的气氛笼罩日本，影响日本国民的精神心理，也感染了某些中国留学生，欧阳予倩刚到日本时，“满心想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那条红线”[12]（5）。郑伯奇回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成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展了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3]（1268）。沈起予认为：大正十年前后至大正十二年之间是日本“已完全达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处于“资本的攻势期及劳动阶级的受难期”；大正十二年的震灾严重打击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劳动阶级之不安，亦愈渐增加”，社会运动迭起，派系纷争激烈[14]（355-359）。夏衍在日本“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认识了几位日本的进步青年，参加了政治运动”[15]（24）。留日学生既受激进尚武的日本政治风尚的熏陶，又对日本国民的敌意态度保持警惕，郁达夫深有感触：“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16]（44）留日文人羡慕近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力实业的强盛、民族精神的蓬勃，却反感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的蛮横、军国主义者的阴险。
周策纵指出：一些中国留日学生成为“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和“革命极端分子”等，还有“军事方面和民政方面的官吏”[17]（37）。留日学生的思想观念之形成，以及人生事业之选择，不仅基于个人兴趣，而且与日本的政治状况和文化场域有所关联。
二、日本学术精神的务实特征
在民国教育档案中，可以看到关于日本学术影响力的不同评价。1930年的《湖北教育厅公报》刊登了褚民谊的《留学方针与责任讲演》，宣称留日学生“所习科目，大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警察师范等，更有习速成科，一年或半年而归者，其目的不过在取得资格，与一纸文凭而已”[18]。在当时，日本通常被视为西洋学术文化的“中转站”、“二道贩子”，速成式的留学教育使留日学生队伍“良莠不齐”[19]（76-77）。然而，1935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留学日本的面面观》声称“日本的学术在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地位”[20]，同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希望教育部注意日本留学问题》也提出日本“科学发达，教育进步，实有不可轻视之处……社会科学在理论上虽无特长而应用上颇多独到之点，值得吾人研究”[21]。尤其是在1948年发行的《教育通讯》中，欧阳湘撰写了《学术独立与留学制度》这篇文章，肯定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对于科学的研究，比之欧、美各国并无愧色”[22]。
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文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都谈到了日本的学术精神及实力。穆木天宣称“日本科学还不坏”[23]（17）。陈望道指明“日本自有特长，不在模仿西欧。中国如需模仿外国，日本当然也有可以模仿的地方，不会下于西欧”[24]（572）。民国文人认为日本维新的成功，在于日本人“不尚虚荣，而重实际”，在教育和学术上“务期有所实得”[8]。民国文人发现日本教育十分发达，仅东京一地的学校“不下二三千间，大学有三十余间，专门学校有一二百间”，而且日本学校“教材较为丰富，实验仪具完全”，专门学校尤为繁多，“其目的在求学生于卒业后有一种专长技能，可以谋生”[9]。
日本务实的学术精神表现在对外派遣留学生的方法策略上。1947年的《世纪评论》刊文阐述：日本“所以能在学术上有辉煌的成就，是靠充实国内大学与留学政策双轮并行而来的”，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在欧洲学到了实学”[25]。民国文人通过比较，指出“中国的留学生是学会了西洋的享用，日本的留学生则学到了西洋的致用”[26]。日本务实的留学政策体现在多个方面，王学孟在1944年《东方杂志》上撰文分析：日本“留学生之受命出国，为某种问题之研究或考察者”[27]，而不关注学位头衔。胡先骕提议：“日本民族，最能综核名实，彼所取政策，吾人殊宜效法”[7]。学术务实是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学界的务实精神还表现在治学态度上。据鲁迅先生的回忆，日本教师藤野严九郎认真地订正了他在讲义上画错的血管位置，并且告诫他：“实物是那幺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28]（315）夏衍考入“校风以严格着称”的日本明治专门学校之后，发现该校“对留学生都一视同仁，同样地严格要求”，“除了专业课要求严格外，同时还强调学生的品德教育”[15]（23-25）。
重视外语学习的实践价值，以文化典籍为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亦能显示日本学术务实的特征。胡先骕欣赏“日本帝国大学卒业生，皆通英德法三国文字，亦皆略知拉丁”[7]，郭沫若自述：“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11]（78）坚实的外语基础有助于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宏富的图书资源是钻研学术的必需条件。夏衍在日本就读的“明专”是一所工业专门学校，“但是它的图书馆的藏书却和综合大学的藏书差不多”[15]（26）。日本不仅拥有很多大型图书馆，还有数不清的书店，例如东京的神田区和本乡区的旧书店，是郭沫若在日本治学期间的常往之地，他看到书店的书橱里“大都是一些线装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11]（217）。日本学术注重原典和实证，这种务实严谨的学术精神使优秀的留日学生获得教益，对于他们的治学路线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日本国民心性的驳杂格调
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指出“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导致“紧张”心态，在一些不受排斥或非难的“自由领域”，日本人则“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29]（201-202）。中国学者李喜所阐述了日本近代文化的驳杂性：“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的轴心之外，还交织着封建神学、传统儒学、佛学、国权主义、国粹主义以及天皇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等；在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和大工业生产的机器背后，还保留着许多儒家说教、传统伦理和忠孝节义。”[4]（212）对于日本国民心性的驳杂性，民国文人也有类似的体验与看法。
郁达夫初到日本时对饮食起居感到不适应，后来反而喜爱日本“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他指出日本人既保持“刻苦精进”的生活倾向，又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但也发现日本“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16]（48-52）。郁达夫展现了日本文化杂烩传统与现代、融汇本土与西方的历史风貌。
郁达夫常常宣泄中国留学生在东洋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和压迫，但他肯定“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对日本文化给予总体评价：“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现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16]（39-40）郁达夫认为日本文化在模仿欧美、中国的同时，仍保留固有的特性，看似杂糅却别具实效。
从《周作人回忆录》可以看到：周作人主张从日本宗教感情去研究日本的国民性，这种宗教“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它“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周作人喜欢日本人“清洁，有礼，洒脱”等生活品质，但他发觉日本人“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周作人提出“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予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30]（165-178）。周作人洞察到日本民族精神元素的混杂及日本自我角色定位的冲突。
日本文化包含多重矛盾因素，譬如日本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29]（137），因而“日本的道德体系”始终“处于多层次的分散状态”[29]（151）。虽然周作人、郁达夫等人称颂了日本人的简朴自然、清洁刻苦，但也有留日文人揭露日本“贷间”房主的势利嘴脸，这些日本人得到好处之后便对留日学生“称谢不绝”，否则“喜怒无常”[31]。郁达夫喜爱“柔和可爱”的日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幺的固执”[16]（44），张资平迷醉于日本女性的“自然美”[32]（198），但有的留日文人指出庞大的日本妓女群体使得东京“研究性病，材料丰富之至”[9]。张资平眼中的日本城市社会现象“有的会叫人苦笑，有的会令人哭笑不得，有的又会使人流泪”，他认为“日本少女虽然可爱，但日本的男子则非常鄙俗”，日本“青年以下的男儿则尽是未孵化的帝国主义者”，连“日本的老妇人”也“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内助”[32]（198）。当代研究者认为“大量日语词汇的引入，使中国白话文学的修辞表达十分灵活适用”[3]（130），郭沫若却从中国新文艺中看到了来自日本的文化“病毒”——“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的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14]（196）。由此可见，留日文人传记和回忆录是了解日本文化心理的极佳文献载体，其生动感性的文字，让读者体悟到日本国民心性的驳杂格调。
四、结语
鲁思·本尼迪克特强调“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的必要性，发现研究日本的很多线索“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最好“从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们中进行研究”[29]（4-5）。鉴于“留学有沟通文化之机能”[8]，考察留学生评述日本文化的文献记录，探究中国人关于日本形象的记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某些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中日本形象做出系统梳理”[33]，这种研究范式颇有价值，但是仅从文学角度开展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从民国教育档案中发掘历史信息，梳理中国人审视与评价日本文化形象的代表性观点，彰显档案文献求真存实的文化价值。由于档案只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不是所有的事件都会被记录，也不是所有的记录都会被保存”，有时候档案甚至充当着“‘遗忘的角色”[2]（110），因此，本文将民国教育档案与留日文人的自传、回忆录相结合，多维度地还原和呈现中国现代文人记忆中的日本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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