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界首聚集了大量来自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的移民，职业上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是因为界首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难民和商旅的必经之地;二是受到黄河花园口决堤，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三是抗战时期界首没有沦陷敌手，是国民政府许多军政机关的驻留地。大量移民的到来，对界首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移民也给当时的界首社会造成了食宿、医疗卫生等问题。
关键词： 界首 抗战时期 移民
一、引言
近年来，移民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937年—1945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界首集聚了大量外来移民。但学术界对界首移民的关注不多，研究比较薄弱。笔者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不仅对这些移民的数量、来源和职业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而且对移民的成因及移民对于界首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二、战时期界首移民概况——数量、来源和职业
（一）移民的数量及来源。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界首三镇人口只有500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三镇人口激增，原因是大量移民的涌入。据《界首县志》记载1938年界首的移民数量达数十万人[1]（112）1944年常住人口为37989人，流动人口达到20余万人[2]，抗日战争胜利前界首三镇人口一度超过25万人，这一现象是惊人的。与同时期的安徽省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界首三镇地区的人口在短短7年内增加如此之多是相当罕见的，说明移民和难民是界首三镇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聚集使界首三镇一度成为皖西北、豫东的政治、经济中心。
从移民的来源来看，移民来源十分广泛，界首当地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界首城内居民十分之五六来自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等省。其中以河南的怀庆、温县及豫东各县较多。”[1]（120）另有部分移民来自安徽省内其他沦陷区。
（二）移民的职业状况。
“民国33年（1944年），界首固定人口为37989人，全镇人口属原籍者占十分之一二，客籍者占十分之八九，业农者五千三百余人，业工者三千六百余人，业商者一万四千余人，自由业者三千五百余人，余系无业”[2]。从以上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战时界首移民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人：
1.农民，从数据统计来看，界首常住居民中农民人数占总人口的13.95%，这与界首三镇占地面积和可耕地亩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农民的数量较少。
2.商人、手工业者，这部分人在界首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约为47%。他们的职业特性一方面决定了他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使他们更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下来。
3.自由业者，这部分人在界首人口所占比例最小，当他们丧失职业时，更容易转化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4.无业者，这部分人在界首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大多数系外省人员。
三、界首移民产生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界首三镇的人口数量达到20多万人。对于地处偏僻的界首三镇来说，这一数字无疑是巨大的，它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缘由。
（一）界首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难民和商旅的必经之地。
界首在抗日战争前，赖沙河运输，西通周口，东达阜阳，至正阳关等地，入淮河后，可达蚌埠。当时市内，多系商人临街设摊而已，皂庙、刘兴人烟尚稀，无商务可言。迨抗日战争后，蚌汴相继沦陷，津浦、陇海、平汉铁路交通相继断绝，内地如洛宛陕川日常用品，大半仍须购自沪宁商蚌各地，因界首有水陆之利，复为沪宁商蚌等地进入内地之第一门户。是以各方商贾咸来集聚，因此日渐繁荣，人口愈形增加，至1939年，突然成为豫皖边区贸易之中心，与货运交通孔道。为抗日战争后我国进出口最大市场之一[3]（126）。
（二）黄河花园口决堤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豫东推进，国民政府在河南郑州花园口一带炸开黄河大堤。一时黄水肆虐南流，形成了穿越豫皖苏3省44县的黄河泛滥区（简称黄泛区）[4]。灾区人民外逃。由于界首三镇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地势较高，黄水仅到界首城北二里外，因此大量灾民纷纷逃到界首避难。紧接着，沪、宁、徐、蚌等地的沦陷区灾民蜂拥而至，一时，界首的人口骤增，人口一度达到数十万[5]（124）。
1942年，“豫东大旱，皖北次之”[6]（598）。继而蝗灾，豫皖两省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万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乡。河南省政府“电请皖省政府本救灾恤邻之义，代本省安置灾民”[7]（201）。但安徽省政府以“皖北连年水旱，民鲜盖藏，去夏霞雨兼旬，继则亢旱三月，收获歉薄，灾情亦重”“恐移送灾民过多力有未逮”为由婉拒[7]（201）。“唯自行到皖灾民约计已在五万人左右”[7]（201）。界首三镇由于与豫东临近，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有大量灾民移入。
（三）战时界首没有沦陷敌手，是国民政府许多军政机关的驻留地。
因界首有水陆之利，复为沪宁商蚌等地进入内地之第一门户，是以各方商贾咸来集聚，界首逐渐成为平汉、津浦铁路之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商业城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界首成为国民党许多军政机关驻留地就不足为怪了。三镇分属两省三县管辖，各设有镇公所、警察局、商务会及形形色色的税收机关，彼此寸土不让，寸利必争。同年，何柱国筹建界首警备司令部，统握三镇军政大权。1941年春，蒋介石派嫡系汤恩伯部进驻豫、皖边区，建立“重建区”[8]（18）。1942年，汤恩伯将界首警备司令部改为沙河警备司令部，扩大辖区（上自河南省周口下至安徽省的正阳关），统握党、政、军大权，一时间，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林立，带来了大量的人流。
四、移民对界首社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移民进入界首，给界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移民对界首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1.推动了界首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小上海”。
抗日战争前夕，界首三镇基本无工业可言，抗战期间界首三镇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界首工业为豫皖边区的物质供应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据界首一览统计：1944年，三镇主要商业街道18条，并辟有商场2处，行店林立，货物充盈，内地所未有之物品，在界首竟能购出[2]。1944年全年贸易额达八亿八千万元，商税收入达一亿元[1]（224）。1939年的税收仅为一万元，三镇设有各类工厂和手工业工厂129家，造船厂14家，商行661家，银行6家[2]（24-26），此时的界首成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津浦与京沪两铁路之间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人称“小上海”。抗日战争期间界首商业表现出行栈多、消费商品多、小摊贩多、服务行业多等特点。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灾民和商民返回故土，使界首工商业在经历了短暂的6年繁荣后，日渐式微并最终衰落。
尽管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界首工商业的发展对支撑抗战、改变当地经济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交通运输方面，公路建设和水路建设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作为豫皖交界地区的界首三镇，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交通较落后。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常年军阀混战再加之地处偏僻，界首三镇陆路仅有三条通向外界的支线公路，水路依靠沙河线路，上至河南漯河，下至正阳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花园口决堤以后，陇海线、津浦线、平汉线铁路中断，运输阻滞，界首成为当时沦陷区至国统区的交通孔道，因此界首商业发展迅速。1942年安徽省政府为发展偏僻的皖北交通运输，规划修建了界首至流坡曈公路，施工后由于受到战争影响，叶集至流坡曈段停工，叶集至界首段于1943年7月告竣，全线380公里，习称界柴路。同期修建了界（首）阳（南阳市）线，全线411公里。这两条线路成为境域西去的主干道。1943年又修建了境域东去的界（首）阳（正阳关）路，全线155公里;界（首）溜（河溜）线，全线149公里;界（首）立（煌）线，全线225公里[1]（201）。这些道路的修建不仅促进了界首商业的发展，而且便于沟通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人员往来，为后来界首陆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路交通方面，在战前依靠邻近沙河进行人员往来，主要线路为界首至正阳关，但运输船只数量少，质量不高，以木质帆船为主。随着界首工商业的发展，界首逐渐成为货物集散地和敌占区转运货物的重要口岸。1940年，界首市场进入繁盛时期，水路运输日趋繁忙，沙河内有三四千只木帆船，停靠上下，绵延数十里。而后山东船帮进入界首港，蚌埠轮船公票处也易地界首，并有十一艘轮船往返正阳关与周口之间，沙河下游也兴起了十四家私人造船厂。在战争年代，界首水运业的发展迅速。
通过新修公路加上原有的公路与水路，形成了以界首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将沦陷区与国统区的省份连接起来，对运送军需民用物资、支持抗战、进行省际的交往、促进地方工商业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无疑是广大移民在内的人们努力的结果。
3.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发展，改变了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
抗日战争前夕，由于当地交通不便，加之人们对教育的漠视，界首三镇当地仅有几所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的私塾和刘兴、界首两所小学，学生数量也较少，最多者不超过100人。当地教育水平不高，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2]（7）。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人口大量迁移至界首，再加上界首党政机关林立，因此教育事业得到了许多开明人士的重视。第十五集团军何柱国总司令移防豫皖苏边区后，对界首三镇教育不振，目感心忧，在他的倡导下，协同豫皖两省当局与地方商绅出资于1940年9月18日创建沈太临三县联立中学，为界首三镇中学教育之始[2]（7），该中学创建后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同时期又创建了私立颍阳中学（1944年停办）、黄淮中学、振颍中学，每年招生规模在100人左右。
小学教育方面，先后创建了沈丘小学、保国民小学3所，再加之战前创建的界首镇小学和刘兴镇小学，共6所小学，据统计，1944年除三所保国民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为2061人，抗日战争期间三所小学共培养了3161名学生。
1941年，在汤恩伯的主持下，界首创建一所儿童教养院，专门接受难童，开展启蒙教育，至1944年，共有学生356名[2]（14）。抗战时期界首三镇的教育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较之邻近县的学生人数不遑多让。
4.报刊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界首中小学教育在发展的同时，界首当局在界首创建了颍川日报、重建日报，对促进当地报刊业的发展和信息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颍川日报》于1941年创刊至1946年停刊，历时五年。版面为八开双面印，每日发行1500份左右，除一版新闻、社论、政讯外，二版大都是本地消息和文艺、广告等，是一地方性报刊。《重建日报》于1943年自临泉迁来界首，四开版面，是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的机关报，政治色彩较浓。1944年，河南战役开始，遂南迁。报刊的创办对启发民智、坚定人们抗战的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
1.食宿问题。
食宿问题，是困扰每个界首移民和界首当局最主要的问题。由于界首当局对难民问题缺乏充足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加上抗日战争期间突发、不正常和庞大的难民人数，难民的住房和住宿成为不可避免的紧迫问题。难民自备的食物应付他们迁移的路程是远远不足的，再加之界首三镇的面积仅为15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保持在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使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解决他们口腹之需的重担就落到了地方当局的身上。当局对此亦采取了一些措施，据安徽省政府1944年统计，鉴于1942年皖北黄灾“中央续援二百万元除扣还省府垫发十九万元外，余一百八十一万元连同各地黄灾捐款一百一十七万二千零七十六元六角九分及在旅渝同乡会汇交本省灾振七十五万元内划拨六十万元正配发中”[9]（40）。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运作不利，赈灾款项被官吏中饱私囊，广大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不良的医疗卫生条件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可能，增加了政府控制的难度。
灾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充足的食品和良好卫生条件根本谈不上，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可能。身体极度疲劳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例如，在战时儿童保育协会收养的儿童，由于长时间劳累，生活很差，大部分儿童有头虱、跳蚤、皮肤病、沙眼、胃病、肺病、贫血等疾病。沙眼、疥疮占80%以上[10]（4），由此可看出灾民患病情况。赈济委员会固然对难民有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救济措施，无奈各方面力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4年，界首共有11家西医院，10家诊疗所。院所内设备多未完善，诊断器械与治疗器械亦少，普通药品尚全，唯贵重药品实少[2]（83）。再加之出诊费最低为30元，使得广大难民难以承受。虽然在时疫期间，界首当地政府设立治疗站和义诊，免费治疗，但面对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根本无法满足广大难民的需要。同时，由于许多难民感染了流行病仍到处流动，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扩大，加剧了政府治理的困难，政府的能力更不足，导致了恶性循环。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的界首移民，是由于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是战时全国移民的缩影。大量的人口流入界首，对界首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移民到达界首后对界首经济、交通运输、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大量移民迁往界首，也给当地带来了食宿、医疗卫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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