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梅
摘 要： 《大学》是儒家经典着述之一，体现修身为本、道法自然和守道成德三重德育旨趣，是高校道德教育人本思想、方法择取和主导路径的价值体现。在德育实践中，三重德育旨趣竞相呼应、互为观照，因德育对象个体的差异和德育进程的不同而彰显不同的教育力量。为学校道德教育立足国情、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择取道德教育方法、提升德育工作实效性带来有益启示。
关键词： 《大学》 德育 创新转化 传承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强调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着述之一，呈现修身为本、道法自然和守道成德的三重德育旨趣，从方法视角代表三种途径，从内容视角体现三个层次，从整体视角象征三个阶段，从道德本源视角凸显三重价值。将为学校道德教育立足国情、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择取道德教育方法、提升德育工作实效性带来有益启示。
一、修身为本的人本思想是高校道德教育的应有之意
高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包括人的品性完善在内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勤修苦练、修德立品是不二法则。但人并非天生就有意识地勤修苦练、修德立品，因此，“何为善、为何从善、如何至善”的修德立品逻辑起点显然是高校道德教育亟须解构的时代命题，需要深入研究并用活《大学》中开宗明义、蕴含深意的道德教育价值导向。“至善”在儒家文化中被誉为“德”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善来自天道，而非人为的创造，因此是终极性的存在”[1]（203）。天道又被解释为在天地称为“道”，在人身上则表现为“德”，于是，“德”成为人天生应该具有的追求且符合天道。那幺“德”在人的身上有失德和有德之分，作为主流价值推崇的有德既为“至善”过程，又为结果，有德的过程即为修德至善的过程。“至善”在《大学》中即对“明明德”“亲民”的至高和终极概括，并得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3）的大学之道。这一导向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境地中推崇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寻找逻辑起点的方法论问题。
（一）高校道德教育需要厘清“何为善”。《大学》中的“善”包括“明明德、亲民”等并引申开去，贯穿儒家文化的始终。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2]（285）儒家文化认为人是生而有德的，“德”即“善”，需要后天的保护、挖掘，某种意义上更倾向于体验，不需要依靠培养和传授;儒家文化认为：“善即成：完善或圆满。”[3]（60）从这个意义来说，高校道德教育不可教，也并非单纯道德知识传授实现人的道德提升。因为“明明德”意指人要彰德、扬善，“在亲民”意指需要不断地反思、体验、成长，通常所说的培养只不过是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有利于道德修养的知识，以便学生将潜藏内心的“德性”彰显出来。
（二）高校道德教育需要解释“为何从善”。虽然儒家看来人的天生之“德”并非后天的培养，但人的天生“德性”却易受不良环境的习染，正如王夫之所言“凡不善者，则只是物交相引，不相值而不审于出耳”[4]（569）。高校道德教育仍需要让学生明白唯有通过后天持之以恒的修炼，抵御不良环境的浸染才能有效提升德性素养，这种持之以恒的修炼是“从善”。此外，人之所以“从善”则如孟子曰：“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2]（286）（《孟子·告子上》）依照孟子所言的理解，“从善”可以愉悦人的内心，人对“善”的追求是人之本性，焦急程度犹如口腹之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明了我国古代仁人志士为了道德的气节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可以理解为更高层面精神升华的愉悦。儒家文化对“从善”并非一概而论，是呈现分层的价值观念，即区分不同价值观念的“从善”者，用道德评价即指品德修为的高低。比如《大学》所隐含的“大人所学为道，小人所学为技”的喻义，即表达“从善”“修德”乃是一种“为学”的高尚品质和行为，以功利主义视域里的生存技能为本的“为学”几乎与“从善”“修德”无关。因此，高校道德教育的价值导向应该从更高道德层面思考如何完善和培养人，避免总是想摆脱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窠臼又不得其法。
（三）高校道德教育需要明晰“如何至善”。“如何至善”即实现“至善”的方法论问题。儒家文化认为“至善”是“善”的最高境界，也是“德”的圆满状态。“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只是“至善”的“道”，也是“至善”的重要方向和内容。因为人并非生而知之者，既要体悟出如影随形的“善”，又要勤学修炼出至高境界的“至善”，如何“至善”势必成为《大学》中急需阐明和论证的深刻道理。儒家将“至善”视为人一生不断追求的理想，在抛出人之本源使命的同时指引成长的方向，再进一步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2]（3）的循循善诱思路阐述了“至善”的方法，即由“目标—理念—方法—过程—结果”的“至善”成功之道。事实上，《大学》之道是提示高校道德教育应该审视道德教育根本，寻求道德教育之“道”，避免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
二、高校道德教育亟须遵循道法自然的育人规律
道法自然原本是出自《道德经》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但遵循规律、顺应自然法则这一天道与儒家文化中倡导的遵循自然规律的“大学”之道是如出一辙的，体现在《大学》中的“七证”的“道”与“法”顺乎自然关系。“七证”即“知、止、定、静、安、虑、得”，蕴含着儒家修身养性、从善修德乃至于修德至善的深邃思想，对高校道德教育来说要厘清道德教育逻辑，遵循道德教育规律，知晓教育对象，激发道德教育主体并极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
（一）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知、止”阶段。“知”在儒家文化中是众妙之门，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知己、知人、知晓自然规律和万事万物等。“知止”是“七证”的发端，有“始”“因”的喻义，也是决定至善的根本。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2]（310）（《孟子·尽心上》）可见儒家所说的“知止”是“良知”，即指人要知晓所要抵达的目标或努力的方向并为之付出努力，是最基本、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明德悟道的修养智慧。“止”更是具有难以捉摸之“玄”，在哲学思想中则是“形而上”，儒家文化认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2]（4）。将“止”对照于人的修德践履，并给定道德修养的准确定位，需要高校道德教育不断体悟儒家文化中大道之行、从善修德、知止而从学的聪明才智。
（二）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定、静、安、虑”阶段。此“四证”属于“知止”的延伸，并非儒家独有，在儒、佛、道三种观念里均属内在修行旨要。在“七证”中喻指至善的“过程”之义，有承上启下的衔接之妙。宋代大儒朱熹将此“四证”解释为“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2]（23）。虽然《大学》之“七证”因多有后世学者加以注解、众说纷纭导致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其玄妙之意也远非后学者依靠气定神闲、平心静气、安神乐道、深谋远虑能够表达清楚，但是高校道德教育仍须抓住时代道德主题，借鉴儒家“内视”“精思”的修德原则，教诲学生尽管心中有德，若真正实现“至善”目标，仍需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修炼无论身处喧嚣的城市，还是置于荒郊寒舍;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身处逆境，始终需要保持“身形融于世，内心离于尘”的人生修德境界，并将其作为道德素养研习提升的重要过程。
（三）高校道德教育方法的“得”阶段。“得”在“至善”的逻辑体系上应该是“七证”之“果”，即为《大学》中描述的抵达“至善”的修德路径或方法，可引申为通过前面的“六证”必然会得到“至善”之果。另外一层意思指人在历经“六证”的“内修”基础上所“得”是“不思”而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用思虑，而是建立在得体得法的道德修炼之后不用多虑，必然会得到。正如“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2]（23）（《中庸》）所描述的那样，高校道德教育应该教的不是道德知识本身，而是启迪智慧、形成美德的知识。当学生掌握并历经“知、止、定、静、安、虑”的修德路径之后，思虑的智慧得到开发，自然可得入“明明德”“亲民”而见“至善”之道的方法。
三、守道成德是高校道德教育的有效实践路径
儒家向来有“入世”价值倡导，内修于心、外化于行的道德践履自必不可少。守道是儒家文化的“内修”精髓，成德即儒家的“至善”成果，表现为“内圣外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3）简短十六字即指明了修德之“道”在儒家文化中意蕴博大精深，除了道法自然中的方法之道，同时讲究追求“至善”的守成之道，即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以致明心见性、得道成德。高校道德教育的守道成德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一）高校道德教育需要强化培育崇德意识。在高校道德教育过程中，除了坚守大学之道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还需要延伸领会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克明德、固諟天之明命、克明峻德”等，都是将道德修养提升作为人性中至高无上的善来推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2]（16）;“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26）。（《论语·宪问》）都推崇将修德视为人之毕生追求。崇德意识的培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明辨“独善其身”和“相善其群”的“整体”之德和为人之德;不是单向传输和影响，而是充满高校教育时空范围、散发崇德清馨之气的生动文化化育之所。
（二）高校道德教育需要不断强化修德实践。在儒家文化看来，修德即从善，修德方可“至善”，并需要形成“至善”的理想信念，发挥“支配着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在生活、工作、道德、政治等方面发挥着引领、整合和规范的作用”[5]（20）。同时要从知、情、意、行的“人性”入手，防止“伪德”的产生，儒家文化中“不遗余力对‘积学‘隆礼‘重法等‘礼制的宣扬，透露出‘审慎视人的儒家现实主义思想，强调社会组织的和谐需要对人的欲望的‘限制”[6]（8）。高校道德教育可以尝试从《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文化独特的修德实践形成的环环相扣的闭环智慧路径中寻求灵感，将原本形而上的修德之道明确为可对照、可执行的人的毕生实践价值追求，探索出“求新求变”“私人订制”式的道德修养提升方法。
（三）高校道德教育需要构牢筑稳成德体系。儒家文化中的“至善”之最高境界即“成德”，注重激励人毕生从善和向上。《大学》之“八目”的义理循环和“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7]（1156）（《礼记·学记》）的“成德”体系都给高校道德教育“终极”目标追求以启示：一个完备的“成德”体系决定道德教育成败。但“成德”体系难的是“知止”，事实上，“教育可以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在兴起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8]（3）。说明“知止”并非无迹可寻，当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了解自己及知晓自己的目标，持之以恒地追求道德目标并遵循规律，对于“成德”则有水到渠成之意，即实现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先守道而后成德的大学之道。
诚然，《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着述之一，《大学》之道深深融入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主流，堪称中华民族最深入人心和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育经典范式。其深邃的德育思想蕴含的三重德育旨趣既可以视作相对独立的德育系统，又可以选用为三个交融相依的德育共同体，在高校道德教育中发挥铸魂育人的积极作用。同时，因时代背景的不同等，《大学》的德育思想也有局限性，因此，对于《大学》之道，我们应以吸取德育精华为主，做到不忘本来、古为今用，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方得始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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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创新转化与传承路径研究”（2020SJZDA142）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