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荔

摘要：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是加拿大杰出的女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所写的安妮系列小说，尤其是第一部《绿山墙的安妮》风靡全球。评论家与读者对《绿山墙的安妮》褒贬不一。本文集中探讨了该小说在不同读者人群和诸多领域中的接受状况，运用接受反应理论，且以女性主义者对小说的接受与该小说在日本的接受状况为例，指明小说《绿山墙的安妮》阐释的多样性，及对不同读者人群的吸引力。

关键词：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绿山墙的安妮》 接受美学理论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是加拿大杰出女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所写的安妮系列小说，尤其是第一部《绿山墙的安妮》风靡全球，使小“安妮”一度成为爱德华太子岛、乃至加拿大的文化象征。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保卫安妮的地位就是保卫加拿大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尽管如今《绿山墙的安妮》已被广泛承认为加拿大经典小说之一，然而对该小说的评价并不总是居于此至高点上，评论家与读者对该小说的接受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08年当该小说初次出版时，由于加拿大人对于加拿大本国文学空前的追寻热潮，以加拿大为背景、反映加拿大人民生活状况的《绿山墙的安妮》成为人们褒奖的对象，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加拿大小说”（Grammel，18）；但总的来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该小说在加拿大一直处于被贬低、被忽视的境地。1949年颁发的“加拿大图书杰出贡献奖”中就没有蒙哥玛利的名字，有人认为蒙哥玛利的出名纯属偶然，而她的作品则是“加拿大最低水平的小说之一”，更有人因其感性泛溢、通俗性及女性特质，意图将其排除在加拿大经典文学之外；到1966年，继这些贬低性评论之后，伊丽莎白·华特斯顿（Elizabeth Waterston）在《纯粹的精神—20位加拿大女性及其时代》（The Clear Spirit.Twenty Canadian Women and their Times）中，首次正式发表评论文章，重新对蒙哥玛利及其作品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肯定性评价；到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很多人开始从女性主义、教育、宗教等角度对之进行评论；1985年对于蒙哥玛利及其作品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蒙哥玛利书信、日记的整理出版，以及莎利文（Sullivan）根据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所改编的电影的上演，人们重新对蒙哥玛利及其作品产生极大的热情，她的作品被一再地被改编，很多电视、电影、音乐剧、动画片等也均以之为题材。因为“安妮”，人们掀起了一股去爱德华太子岛旅游的狂潮，乃至太子岛的车牌上都印有安妮的名字与头像；安妮俱乐部及主题公园也相继成立；大量有关于“安妮”家乡爱德华太子岛的诸如玩偶、香料、草药、被褥图案、缝纫、烹饪法、园艺、风光影集等出现在市场上，尤其是在日本市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中，该小说都有着魅力。无论读者具有怎样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们都从该小说中得到共鸣，并赋予小说以不同的阐释。女性主义者在小说中看到了父权思想对阿冯利村的影响，以及安妮对权威的反抗和企图把握自己命运的渴望；教育者从安妮的学习旅程中窥探到加拿大当时的教育状况；信奉宗教者从中看到关于宗教的讨论；而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普通读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爱开朗的女孩形象，得到的是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虽然不同类型的读者面对的是相同的文本，但是他们却从中挖掘出不同的涵义。

从时间角度上看，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是在女性主义兴起之时才重新得到重视的；从地域角度上看，该小说在日本尤为受欢迎。因而，本文在此即以二者为例，探讨《绿山墙的安妮》在不同读者中的接受。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传统中。这一传统认定女性的基本职能在于传宗接代。这一‘无可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决定了她屈从、被动、缺乏探索精神、只能局限在家庭生活空间之内等本质特征，因而是天然‘卑下的。”（杨莉馨，5）然而，男女两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其实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造成的”。（同上，6）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男女两性间的确存在生理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高下之分。是父权意识形态依据自身性别群体的需要，对两性的社会性别地位与内涵进行了有高下之分的、人为的二元对立的限定——男性被认为是积极的、占主导控制地位的一方，女性则被认为是被动的、处边缘、附属地位的一方。这种父权制的思想对过去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纵观文学批评史，绝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为男性，且“大部分被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主要都描写了男性角色，比如俄狄浦斯、尤利西斯、哈姆莱特、浮士德等”。（Abram，89）针对这种现象，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新挖掘出女性作家，并对她们的作品进行新的解读。因而，作者与主人公均为女性的小说《绿山墙的安妮》便成为她们很好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义批评家从小说中既看到了父权思想对阿冯利村的影响，也看到了安妮等女性角色对它的反抗。起初，安妮因为其性别而被歧视，不被玛丽拉所接受，因为在后者看来“女孩子对‘他们毫无用处”。（蒙哥玛利，28）而后，由于马修的去世，安妮放弃了女王专科学校的奖学金，回到绿山墙农舍，照顾年老的玛丽拉。她终究还是没有逃脱父权思想的影响——对女性来说，家庭是首要的，事业其次。当然，作为深受女性主义者青睐的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并不只反映了父权思想的统治地位，该小说也包含诸多对其地位进行质疑与反抗的描写。读过该小说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安妮的那头红发，它们曾使她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安妮不愿屈服于这种现状，寄希望于染发剂使其变成“美丽的乌黑色”，尽管结果使人忍俊不禁，一头红发变成绿色，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至少安妮具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叶·玛克玛斯特（Juliet McMaster）认为“女性改变头发的行为常常是争取独立的宣言”，（Gammel，59）安妮的染发举动至少也反映了她不屈服于命运、企图改变命运的渴望。除安妮外，受父权思想一定影响的玛丽拉也有对抗权威的举动。尽管在阿冯利村，大多数人和邻居雷切尔夫人一样，认为女性接受太多教育不是一件好事，玛丽拉依然决定将安妮送入女王专科学校深造。在她看来，女性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只有拥有一定的知识，才能不依附于他人、独立生活。如果没有女性主义者独特的“期待视野”，人们或许就很难注意到这些细节，无法作出以上阐释。

而该小说在日本的流行，主要并非体现在诸如女性主义这样的学术领域中，而是在广大普通读者中。1952年，《绿山墙的安妮》首次被译成日文，传入日本，并迅速打动众多日本读者的心。小说“在日本持续热销，经久不衰，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地重印，市场上也从未脱销过。”（傅俊，434）关于安妮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玩具、纪念品也涌入市场。多年来，日本的安妮迷们还组织了名称各异的安妮俱乐部，如“安妮部落”、“安妮研究院”等，更有甚者，一些人长途跋涉从日本飞往爱德华太子岛，就只为在《绿山墙的安妮》的创作者蒙哥玛利当年结婚的地方，举行他们的婚礼。无怪乎一位加拿大官员说“对日本，爱德华太子岛开辟的主要市场便是‘安妮市场”。（Gammel & Epperly，216）

该小说在日本的风靡也并非偶然，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该现象与日本文化及日本读者的“期待视野”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首先，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度，与安妮所在的西方国家在各方面均相距甚远，生活在东方的日本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极为好奇，而《绿山墙的安妮》中关于加拿大生活的描写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了解西方的窗口。那些“农庄房屋的内部结构、房屋的布置、烹饪、园艺、女性服饰的时尚和缝纫”（傅俊，435）都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当然最让他们痴迷的还是书中对田园风光的描写，对于长期生活在拥挤而喧闹嘈杂的城市中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小说中的“白色的欢乐之路”、“闪光的小湖”、“情人的小径”等描绘，勾勒出一个童话般的天地，对他们有着无穷的魅力。其次，安妮乐观、坚韧、勤奋、富有想象力的性格也极受日本读者喜爱。1952年，小说被引进日本之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孤儿、寡妇和失去亲人的家庭，人们经历着物质的严重匮乏和失去亲人的精神创伤，正挣扎在战争的废墟上，在为重建家园艰苦奋斗”。（同上，440）而安妮恰巧也是一个孤儿，经历过坎坷的生活，但她一直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不断进取，最终获得大家的认可，得到幸福。虽然她是一个虚构人物，但她却向日本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要心怀希望，努力奋斗，一定可以获得成功。最后，该小说中关于学校生活的描写也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共鸣。除了描写安妮在绿山墙农舍的生活之外，小说的大部分篇幅谈论了安妮在学校的生活——她的老师、所学课程、同学关系、课外活动、复习迎考，等等——这些描写很容易引起尊师重教的日本读者的兴趣。由此可见，当西方读者从女性主义等角度分析《绿山墙的安妮》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读者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填补了小说的“空白”，给予小说以不同的解读。

正如接受美学批评家伊瑟尔所言：“文学作品总有两极——艺术与审美：前者指作者创作出的文本，而后者指读者对文本的审美接受。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并不完全等同于文本或是对文本的接受，而是包含这两者。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指文本本身，只有文本被读者阅读阐释后才拥有生命。”（Rice，77）或许当年蒙哥玛利在写下《绿山墙的安妮》一书的时候，未曾考虑到如此多的象征意义，也未曾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改变，“安妮”会带来如此不同的影响。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期待视野”各不相同的读者在阅读《绿山墙的安妮》的过程中，从自己的角度看待文本，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赋予自己的希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填写文本的“空白”之处，于是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文本意义。就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众多的读者也创造了众多的“绿山墙的安妮”。

参考文献：

［1］Gammel，Irene.Making Avonlea：L.M.Montgomery and Poplar Cultur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

［2］Rice，Philip，Patricia Waugh.Modern Literary Theory.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1989.

［3］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4］Abrams，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5］［加拿大］露西·蒙哥玛利着.马爱农译.绿山墙的安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傅俊.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7］Gemmel，Irene，Elizabeth Epperly.L.M.Montgomery and Canadian Cultur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0.

［8］Milner，Andrew.Literature，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Routledge，2005.

［9］Miraglia，Eric，Dr.Richard Law.26 May.1999，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3 March，2006.http：//www.wsu.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