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辉

摘 要：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转换与交流活动，传播学研究的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翻译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文章对翻译与传播学进行目的、模式和本质上的比较研究，揭示两者息息相关及互动的关系，并认为将传播学与翻译联系起来，可以为翻译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丰富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关键词： 翻译 传播学 信息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以丰富自身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今天，翻译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与其他学科形成了交叉互连的关系。作为一种语际转换过程，翻译也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1]，翻译的任务在很多时候就是信息的传播。传播学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期，形成并成熟于中后期，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二十世纪末期，翻译研究界开始关注传播学的理论，用传播学的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翻译将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和读者组成了一个信息传递系统，传播学则是研究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社会与团体之间怎样借助符号，进行信息沟通[2]，所以说传播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过程。本文从目的、本质和模式三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拓宽翻译的理论视野，为翻译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翻译与传播的目的比较

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总是从文本的意义出发，在语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转换活动。因此，“意义”在翻译过程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都把原作意义的传达视为翻译的根本任务。

译者的首要任务是透过语言符号捕捉、理解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意义，再用另外一种语言将其重现。因此，传递原作的意义既是翻译的出发点又是翻译的归宿。美国着名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指出“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翻译就是翻译其意思”[3]，这一观点清楚地说明了翻译的主要任务。

传播学主要关注的是信源到受众的信息传递过程。传播学中的信源相当于翻译中的原文文本，信息是译者要尽量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信源的受众则相当于翻译活动的译文读者。所以，准确传递意义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译文读者获得跟原文读者读原文时获得相同的信息一样。译者所起的是媒介作用，通过翻译这一语际转换活动，将原文的信息转化成译文传递给译文读者，这是译者的基本使命。从有效传递信息的角度来说，翻译和传播学的目的是一致的。传播学对应的是宏观方面的信息发送和接收；而翻译则是微观的、细分到每个层次上的。原文作者将原文文本这一信号源传播给原文读者和译者，译者则通过翻译的手段将信息转换、传递给译文读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与传播学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传递意义和信息。

二、翻译与传播的模式比较

翻译模式是对翻译过程所作的概括性描述，是规定翻译活动的一套标准操作程序。翻译学家们提出过各种翻译模式，希望借此更清楚、详细地描述翻译过程[4]。现今，较为广泛接受的是奈达提出的翻译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文本、话语信号通过译者解码转化成意义，然后用译语进行编码，输入译本，最终把重新编码的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1]。

传播学学者施拉姆于1954年提出传播学的信息传播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了三个层次的问题：技术层——如何准确传送交流的符号；语义层——被传送的符号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了预期的意义；效果层——被接受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影响了行为[2]。

传播学认为，传播行为的目的是传达和沟通，这个行为包括四个要素：传播者，即信息发送者；信息，即传播内容；媒介；接受者[2]。与翻译过程相对应的分别为：译者、理解原文后得到的信息或意义、译文和译文读者。

传播过程有三个环节：一是信息的发送，就是“编码”；二是信息的接收，就是指“编码”后接收到“信号”的过程；三是指到达目的地后接收者的反应[2]。同样，在翻译中也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环节：一是译者如何理解原文文本，即对原文进行“解码”，获得原文的意思。二是译者如何对从原文文本中通过解码获得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编码”，即如何翻译文本，也就是如何采用翻译方法和具体翻译技巧的使用问题；三是译文读者如何对译文文本进行有效的“解码”，即译文读者对译者所传递的信息的理解过程，能否和原文读者一样得到相同的信息，这一环节有助于重新审视翻译作品，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三、翻译与传播学的本质比较

翻译家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它们尽管表述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有相当的一致性，即翻译是一个信息转换和传递的过程。翻译的使命是信息的传播。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和译文读者的信息传递过程。翻译的这一本质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传播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从信源到受众的信息传递过程[2]。传播学的本质体现为信息的交流。传播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主要是跨文化的信息转换和传递活动。所以说，两者在本质上完成的都是一种信息传播。

既然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就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理解翻译活动中的“近似对等”现象。传播学的着名学者施拉姆认为，人的传播行为有个特点，即甲方所传播的东西不可能毫无改变地传达到乙方，这是因为参加传播的人都是带着一个装满一生经验的头脑来解释收到的信息，甲乙两个人的认知理解能力不可能完全处在同一水平上，他们的人生经验不可能完全重叠，只有那些重叠的地方才是有可能得到传播的地方[5]。施拉姆所认为的“人生经验重叠的地方”，正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达到使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完全对等之处；“不可能完全重叠的地方”只能是译者追求的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近似对等”。翻译是信息的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审美取向、心理因素等不可能完全相同[5]。诸多因素之间的差异决定了翻译过程中传播内容的改变，而传播内容的改变则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中的意义只能“近似对等”。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转换与交流活动，翻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研究翻译，能生动地描绘信息传递的全过程，形象地揭示翻译各个要素的功能和相互关系。从上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传播原理和逻辑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借助于传播学的理论，对于如何将原文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和译文读者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信息传递系统。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过程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译者所操纵的符号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符号系统，更是源语和目的语两套语言符号系统，但其原理与普通传播原理是相同的。将翻译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翻译理论并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推动翻译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自俭.译学新探[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2]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Eugene A.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0.

[4]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唐卫华.论翻译过程中的传播本质[M].外语研究，2004（2）：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