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宇
钱穆一代国学大师的“温情与敬意”
文|怀宇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香港新亚书院创办者之一。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20世纪中期中国史学四大家。被学者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着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等六十余部。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五世同堂的书香大家庭，十二岁时，父亲因病故去，家徒四壁，仰赖本族的怀海义庄抚恤生存。后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当时吕思勉是学校中最年轻的教师，教授历史与地理，钱穆的治学深受其影响。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无奈辍学，未受完中学教育，此后终其一生也未再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钱穆年轻时，服膺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这两句话，他将这六字诀用在做学问方面，凭借刻苦自学，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初登讲坛 崭露头角
十八岁时，钱穆任教于秦渠三兼小学，一人教授国文、英文、算数、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他一生的教育事业即发端于此。教课之余，钱穆悉心钻研学术，写出他的第一部着作《论语文解》。
1919年，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恰逢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钱穆对他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育哲学颇感兴趣，想在小学教学中进行尝试。于是，钱穆与学校的其他老师一同尝试对原先的教育方法进行变革。首先，废除体罚，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进行教学；其次，废除体操唱歌课程，改为每天下午的全体师生的体操唱歌活动；同时，作文课上，钱穆还常常带领学生到校外，让孩子自由观察，自主讨论，自由发挥，教师只是循循善诱，随事指导。诸如上述的教学变革还有许多，这些使得学校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让课程与生活融为一体。这些实验在当时获得了校内外同人的赞许。
1927年，钱穆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转到苏州中学教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全校国文科主任。一天晚上，有几个学生到钱穆的房间与他聊天，谈话间问钱穆来校一月之久为什幺没有请假？钱穆说没病没事，自然没有请假。但是心中诧异，反问学生其中的原委。原来当时政治动乱，学校的经费受到影响，许多教员的薪水发不下来，只发一些生活补助费，所以很多教员都请假不来上课。钱穆听罢说道：“我来的责任是教学生，薪水是我职务之报酬，我自己不该不尽职，而且不发薪水也非学校之过，乃是政府发不下来，但是你们的光阴却不该由我来浪掷。”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事业，始终严守师道尊严。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1929年，从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路过苏州，与钱穆相识。当时钱穆在苏州中学已任教两年，课外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读罢此文，认为钱穆应当去大学教历史，于是向中山大学推荐任教，钱穆虽然获得了中山大学的聘用，但由于苏中校长恳请挽留，因此并未成行。
抗战岁月 着书报国
1930年，钱穆的另一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还是顾颉刚力荐，最终钱穆被燕京大学聘为国文讲师，只身前往北平，开启他教育事业的另一阶段。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在北京开办的联合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司徒雷登。有一次，司徒雷登在家中设宴招待新进的教师。席间，司徒雷登询问大家对于学校的印象，瘦小身材的钱穆站出来，直言不讳地说道，人们都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学校中最中国化的，但是我看未必如此。进入校门就看见“M”楼、“S”楼，这是什幺意思？哪有什幺中国化？应该用中国名称才对。司徒雷登从善如流，将 “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当时，校园中还有一湖，景色绝佳，大家竞相命名，但都不满意，最后，还是钱穆提议取名叫“未名湖”。这就是如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未名湖名称的由来。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国家满含的深情在这一件小事上就能体现出来。
在北大，钱穆讲授历史课程，主要是中国的上古史和秦汉史。上古史有许多争议之处，而当时北大研究上古史的人很多，除了钱穆外，还有八位教授同样开了前秦问题的课程，但是见解各不相同。钱穆自述“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文学院迁至云南蒙自，钱穆亦随师生南下。钱穆继续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但因学校辗转流离，图书匮乏，学生在听课之余，基本无书可读。于是钱穆决定编写一部供学生学习参考的国史读本。当时，日寇肆虐，空袭相随，钱穆为使稿件免遭日机轰炸，“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后来，又辗转至宜良，在城外西山的岩泉寺下，继续编写。学校开课后，钱穆不得已往返于昆明和宜良两地，每周来山中三天，精心着书，不辞辛苦，终于1939年6月，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史学名着《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成书于抗战最艰苦之岁月，全书充满了钱穆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其弟子严耕望撰文回忆钱穆时说，“此刻抗战正艰，此书刊出，寓强烈之民族意识……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事政治社会各阶层，非复仅黉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要求读此书先具备“一种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信念，“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认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一部《国史大纲》因揭示本国以往历史之精神所在，而鼓舞全国上下奋起之斗志与信心，以探求御敌救国、复兴中华之道。钱穆作为一学人，以文报国，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至今感染并教育着后人。
创办新亚 传承薪火
1949年，钱穆与唐君毅等学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在当时的“文化沙漠”栽种中华文化的种子，无数流落青年成为新亚书院的学生。新亚书院的办学精神是“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新亚书院创立初期，困难重重，尤其是经费方面，钱穆作为一院之长，奔走乞援，虽困难重重，但从不言弃。他曾在校刊上发表《告新亚同学们》一文，勉励学生“我们在忧苦中诞生，我们是在忧苦中成长，我们还该在忧苦中前进呀！”困境中，钱穆用新亚精神鼓舞师生上下，对于新亚精神钱穆这样阐释：“新亚的经济，是如此般困乏，设备是如此般简陋；规模是如此般狭小，一切物质条件，是如此般不成体统，但我们并不曾为这些短了气。我们却想凭借这一切可怜的物质条件，来表现出我们对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这便是我们的新亚的精神了。”在钱穆写的新亚校歌中有这样两句词：“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它体现了钱穆对于教育事业的坚定与执着，体现了钱穆作为学人、作为教育家的思想和情怀。
钱穆认为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使命，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复兴，以及对中华民族以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要发扬这一信念，最重要的工作在教育。在新亚教书期间，钱穆利用讲堂、校刊、演讲等场合与机会，畅谈各种关于做人、治学、读书、成才等方面的教育理念。钱穆介绍新亚书院的教育分为“知识教育” “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同时这三个方面应该共同兼顾，会通合一。在“知识教育”方面，“不仅希望学生们在学校的四年时间内，传授他们以某项必备知识”，“更希望，新亚书院的学生，在他们毕业离校之后，还能有自己继续进修的兴趣和能力”。新亚的教育理念实则是一种终身学习的思想理念，但是，钱穆认为学好知识的同时，还要做好人。他说，“一个人不仅应在社会上好好谋求一职业，更应该在社会上好好做一个人、他必须懂得如何好好做一个人，他才能懂得如何好好做一件事。事业更重于职业，而人格则是一切事业之本”，这其实就是他所谓的“人格教育”。钱穆说，“我们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好让他们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智识，来为社会服务。我们希望指导学生，做人更重于读书，事业更重于职业”。新亚书院所在的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为此钱穆认为，“中国人不能关着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场来做一个人”。他希望新亚书院能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此即是“文化教育”。
1963年，香港当局集合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创建香港中文大学。此前，香港只有一所大学——香港大学。而香港大学为传授西方文化为主，用英语教学，代表英国殖民政府。但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是使用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中国人，钱穆提议这所新成立的大学应参照筹备期所使用的英文名直译为“中文大学”，用钱穆自己的话来说，“用‘中文’两字来做新大学的名称，是涵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同时，对于中文大学校长的人选，钱穆数次与香港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富尔敦爵士争执，坚持选用中国人任校长。在《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词》中钱穆回忆当年在英国与富尔敦在火车上讨论校长人选的情形，“最后我问他：‘是否认为中国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担任大学校长的呢？’于是这一争论才算告一段段落”。钱穆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提倡中国文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不能同意由英国人来任校长”。最终英国人接受了钱穆的意见。
1965年，把新亚书院带入正规，获得大发展之后，为了潜心研究学术，不受行政事务所干扰，钱穆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离开了香港，赴台定居。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钱穆虽受行政诸事纷扰，仍潜心研究学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阳明学述要》《秦汉史》《湖上闲思录》等多部论着在此期间写成。
定居台湾 笔耕不辍
摆脱行政事务的钱穆，晚年定居台湾。在台湾的士林外双溪素书楼悉心撰写晚年又一部巨着《朱子新学案》，其间还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子新学案》写作前后历经七年，写成之后，钱穆又应邀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在家中授课，台湾的大专师生许多人旁听，讲课的内容结集出版为《中国史学名着》和《双溪独语》。后来，钱穆又应邀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在住处对面，因此钱穆每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读《四库全书》，后写成《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钱穆七十岁时就已患眼疾，视力逐渐衰退，最终导致失明。即便如此，钱穆仍着述不辍，靠其夫人诵读，口授订正，出版《晚学盲言》，其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1986年，钱穆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他寄语学生：“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1990年，钱穆在安详中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一代巨星陨落！
1991年，钱穆归葬无锡太湖之滨，半生漂泊，终魂归故里。
钱穆的弟子余英时称自己的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的确，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培养的学生、影响的学人遍及海外，在九十六年的人生中，他一共写出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着作，在这些着作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学人的刻苦与钻研，我们能看到一个教育家的师道与情怀，我们能看到一位士人的儒雅与气节，我们更能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赤子之心，和他对国家、民族的“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