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茜

萧百佑,是一位普通的商人,也是4个孩子的爸爸。2011年11月14日,他参加江苏教育电视台《现在开讲》栏目的录制,因与其他嘉宾的争论过于激烈,节目录制被数次中断。部分现场视频被传到网上,“狼爸”迅速蹿红。

提起“狼爸”的名号,许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个鸡毛掸子与坊间流传的“一天三顿打,孩子进北大”。作为“一门三北大”的父亲,萧百佑引人羡慕,但外界对于他独特教育理念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为什幺“打”?“打”的背后还有什幺作为支撑?把孩子“打”进北大便是成功吗?怀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萧百佑。

“家规”与“体罚”

谈起2011年的那次意外走红,萧百佑有点无奈:“那一下子就‘出事故’了,然后成了现在所说的‘网红’。”其实关于打孩子的记忆,对他来说已经有点遥远了。“12岁以后,孩子的人格大致成型,就不能再打了,而且孩子大了也不怎幺会犯错了。”

“‘一天三顿打,孩子进北大’其实是在舆论传播过程中,人们总结出来的一句口号,实际情况则是根据孩子是否犯错与错误的性质来定。这些都是和孩子约定好的,如果不犯错,自然不用打;要是犯了错,品格错误打五下,一般错误打一下。”二女儿萧箫曾这样形容父亲——他不会耳提面命,不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你做的事是多幺不应该,他会用最严厉、最疼痛、最深刻的方法让你认识到错误。

萧百佑将小孩之于大人比喻成了蚂蚁和人。蚂蚁在地上爬是有一条蚁路的,同理,家长们只要认真观察、仔细探讨,便能够预知到孩子们可能会犯哪些错、会走哪一条路。“蚂蚁如果没有外力引导的话,肯定会向糖的方向爬,但那里很可能是一个陷阱,为何不提前堵住这条路,给它开条别的道?”在这一逻辑中,“打”就是堵住那条错路的一个方法。

萧百佑提出的“科学体罚”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其目的在于让孩子心悦诚服且绝不再犯。“首先要制定规则,这是必需的。孩子犯错误你要和他讲清楚犯了哪条,之后再执行家法。”在萧百佑看来,这是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他往往不会当场就呵斥孩子,而是先核实情况,不冤枉孩子,再和孩子讲道理,让他们明白错在哪里,讲透了之后才能打。“我一般会在饭前和孩子们讲道理,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起,孩子们都听烦了,心里巴不得我快点打,然后就能吃饭了。”萧百佑笑言。

什幺年龄段可以打?3-12岁。“在这段性格形成期,孩子的教育还真离不开两点——肌肉记忆与条件反射。孩子虽然知道错了,但如果不接受惩罚,他们就无法警醒,做不到自觉,做不到下不为例。”

用什幺打?藤条做的鸡毛掸子,只伤皮肉,不伤筋骨,而且很疼。打哪里?只打手和小腿外侧。萧百佑不赞成家长打孩子屁股,他认为这种教育的正面作用是不足的。“打屁股时,孩子背对着大人,因为未知他会恐惧,信任感也就没有了;而且面对面的眼神交流也是在教育,孩子能看到父母眼中深沉而殷切的爱,父母也能看到孩子是否诚心悔改。”

萧百佑还强调要让孩子养成写检讨书的习惯。检讨书有严格的格式,需要详述犯错误的时间、事件经过,分析事件的恶劣影响程度,反省错误的严重性,最后做出检讨:为什幺错,错在哪儿,以后怎幺做。“这样一份繁琐的检讨书,孩子需要花时间思考与撰写,为了下次不写检讨书,他们也会提醒自己不再犯错误。”

“读书”与“礼仪”

萧百佑的四个孩子分别名为“尧、君、箫、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天地君亲师”,在他看来这是对人而言最重要的五种关系。炎黄时期天地开辟,这是大儿子的“尧”;对君主敬忠,是为大女儿的“君”;古人想念亲人时必吹箫,这是二女儿的“箫”;而形容老师的句子“一片冰心在玉壶”,就化为了小女儿的“冰”。

“现实的应试教育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为孩子们开辟一块自留地,让孩子寓学于乐。”萧百佑口中的这块自留地指的是思想、品德与操行,他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耕耘着这块地。

孩子还在读幼儿园时,萧百佑便为孩子建立了一个“家庭私塾”,希望开发孩子们“读书”的天性。萧尧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从刚学会说话开始,我们身边就总是回响着《三字经》的声音,那是奶奶、爸爸、妈妈的一遍遍诵读,让那些文字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幼儿园的寒暑假期间,萧百佑依旧会给每个孩子安排好功课配额。早上他带着孩子出门,他去上班,四个孩子就乖乖地在他单位楼下的麦当劳中背书。他们在父亲的“私塾”里一天天成长起来,背会的古文也越来越多。《三字经》《声律启蒙》《滕王阁序》《出师表》……他们不认字、不明白,却能逐字逐句地认真记诵。在萧家孩子的字典里,电视、游戏、娱乐项目、零食等字眼早已被一概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要完成的背诵作业,作业完成不好,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的孩子们是打出来的,但更是一点点教出来的,是一本本书感化出来的。” 萧百佑说。

除了背书,萧百佑还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对孩子的礼仪教育中。孝敬长辈,是萧家礼仪的第一守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生活形态下,为人子女的准则和基点在哪儿?我觉得守住了‘孝’就守住了一切。”例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必须由长辈先动筷,然后按年龄大小依此开动;孩子与长辈一起走在路上,必须帮长辈提东西。如何尊重老师、如何待客、如何打招呼、如何吃饭、如何敬酒……从大的方面到小的细节,萧百佑在家中严格地贯彻执行着他的“礼仪论”。

“金钱”与“独立”

“萧式家规”中有一条死规定——不给孩子们一分零花钱。他们每年的压岁钱、亲友给的零花钱都由妈妈保管并登记在册,上大学后再如数交还给他们。萧百佑认为,孩子容易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失去判断力,导致不良后果,因此他坚决反对让孩子自由控制金钱。“长此以来,对孩子们来说,勤俭已经成为习惯,对金钱的欲望反而没那幺强烈了。”

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他极少奖励,而是用“鼓励”代替“奖励”。他认为:“物质的奖励只会加大孩子的欲望,孩子想要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相反,在精神上支持孩子,能促使孩子取得更大的进步。”

对金钱严格控制不代表让孩子完全失去金钱概念,萧百佑通过社会实践、现身说法等途径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懂得所有的得到都需要通过劳动去获得。“每年春节广州都有花市,我会为孩子们租摊位,让他们自己采购、自己推销、自己记账。花市闭市后,让他们到餐厅勤工俭学,萧尧做见习厨工,萧君做见习收银员,两个妹妹做服务员,起早贪黑挣工钱。”

萧百佑喜欢烹饪,也教孩子烹饪。他经常对长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做饭蕴藏着深刻的学问。”首先要确定用餐人数,之后要计算每餐饭的食材用量,还要了解每个人的口味、饭量,从买菜、挑选食材,直至下锅烹饪,这整个过程不仅是一门艺术,也蕴含着管理学的道理。

“爸爸是火车头,妈妈是火车尾”

在萧百佑最近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摄像组来到了他的家。透过镜头,能够看到他家客厅里摆满了儿女们的相片和奖杯;翻开十数年来他写给儿女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着细腻深厚的情感。

“冰冰小女:看到你放在爸爸床头的书法练习,爸爸很高兴!听说你做了升旗手,爸爸很高兴……我相信,从今天起,爸爸不再担心冰冰女了,因为你很认真,你写了很工整的毛笔字,爸爸从中看到了你的上进心!”

“尧、君、箫:这个周末爸爸又见不到你们了,可否有高矮胖瘦之异?可否有骨头皮毛之新伤?”

“冰冰,爸爸现在的脑海里全都是你……爸爸知道你很坚韧,爸爸打你的痕迹在你身上早退却了,可全都印在爸爸的心上了。夜深人静时,爸爸不时一条条地数,一条一条地舔……如果有什幺不开心,告诉爸爸!爸爸永远疼你!”

“尧儿、君、箫、冰,你们四个告诉妈妈,我也想她了。”

很难想象,写出如此温暖字句的父亲是那个“孩子一犯错便棍棒伺候”的“狼爸”。严厉与温情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或许只有从整个家庭的角度观察,才能更加走近这位父亲。

萧百佑说:“家教称之为家庭教育,是脱胎于一个家庭——父母一起组建的温馨快乐的家庭。我打孩子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哭,打完可以哭,妈妈涂药水的时候怎幺哭都行,妈妈会温柔地安慰他们。惩罚性的教育跟鼓励关怀式的爱的教育相结合,才是最好的家教。”如果说萧百佑在家中是弓力拉满、给孩子们压力的那个角色,他的妻子黄天淑则负责偶尔给孩子们松一松,夫妻二人“一张一弛”。

在黄天淑的文字里,她用火车来比喻他们的家庭。“爸爸是火车头,中间的四个孩子是四节车厢,而我就是那个守在最后的火车尾巴了。”她是萧百佑家庭教育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其教育理论的执行者。这位二十多年前在内地求学的香港女子,曾经是一名翻译,但为了丈夫与孩子,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家庭中。孩子们小时候要背《三字经》《声律启蒙》,面对还不识字的孩子,黄天淑把所有的文字都抄在巴掌大的小卡片上,然后串起来挂在钥匙扣上,人手一套,让孩子们挂在胸前。一张卡片只能抄下《三字经》的一句话,不仅有文字,还要在上面注上拼音,这一抄就是几千张。

二十几年来,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夫妻俩卖过四次房,租过三次房,搬过五次家。为了让学古筝的萧冰能够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萧百佑还曾专门在北京租房让孩子练琴。萧尧、萧君、萧箫三个孩子同时留学时,一年开支起码一百多万元。

现在,他的4个孩子——萧尧,不久将从牛津博士毕业,前往耶鲁攻读博士后;萧君,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任职于一家跨国集团的法务部;萧箫,从剑桥硕士毕业后,放弃香港上市公司的工作,回到广东省环保厅工作;萧冰,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在读。“除了书跟孩子,我什幺都没有了,我的全部身家就在这里了。”萧百佑诙谐地说。

采访后记:

2011年的舆论风波中,有媒体称萧百佑的家庭教育为一场“危险的教育实验”,还没到下定论的时候。8年后,当记者问萧百佑是否认为他的孩子成功了,他表示:“在生命完结前都无法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若分阶段来看,他们至少在求学阶段是成功的。”

正如萧百佑无法定义孩子的成功一样,我们也无法用“对”或“错”来简单评判他的教育实践。我们看到了他对家人的爱、对孩子教育的付出,也看到了他的专制、对孩子童心的伤害。从教育的视角看,他的教育实践既有其正面意义,也有其弊端。教育方式并无模板可循,每个家庭都应找到适合自己、适合孩子的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