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玉
2001年，冯骥才受聘于天津大学。2005年，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正式落成。自此，他的生命中除了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又增添了教育这驾“马车”。对于自己的教育生涯，冯骥才曾写道：“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朋友说，文化人最好的归宿是晚年把自己安顿在大学里，整理思想，做研究做学问;而我到大学却出于一种很强烈的现实责任。特别是这座学院以我的名字命名，就更加重我的压力。”因此，近二十年的时光，冯骥才带着一种感情与敬畏，用心耕耘教育沃土，以文化和艺术将冯研院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文化载体，在理工科大学的腹地开辟出一块纯粹人文的、无功利的精神绿地。
一座明代木结构门楣，一方青砖铺就的庭院，一池浅水，几棵大树，几块纤夫石散落。跨入庭院，人会霎时慢下来、静下来，凝视、思考。走进冯研院主体大楼，楼梯拐角处，房间角落里，经意或不经意地摆放着各种古色古香的艺术品，给人带来一种别样的触动和奇妙的感染力。走近这里的“主人”——冯骥才，不禁让人心生一种期待与澎湃。虽然今年已经78岁，但他说起话来依旧真气十足，语言中流动着一种清朗的音美和淡然的意美。
教育不能工具化和功利化
记者：您曾说过：“教育，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精神教育。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无灵魂的教育。”您认为，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效抓手有哪些？
冯骥才：教育应该以人为本，不能工具化和功利化。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如何培育健康身心、成就美好人生？国家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我非常赞同。
什幺是德？当然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如仁、义、礼、智、信，这是孩子成长的根基。缺失了这些，进入社会后就没有“方向盘”，缺乏判断力。根基打得好，孩子长大后才会懂得自律，对纷繁的事物有主动吸收和主动排斥的能力。
什幺是智？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当然需要系统的知识教育，但这主要来自外界的灌输。我们还应该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思辨能力、思想能力，有了这些才能具有创造力。
什幺是体？不仅仅是体育锻炼，对孩子而言，“体”是保持健康的身心，有符合其身心发展的作息制度，让孩子生发出主动锻炼身体的意愿，享受锻炼身体的愉悦。
什幺是美？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的敌人是什幺？大家一定会说是“丑”，但美还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俗”。因为美是有标准、有品格的。怎样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多接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等，多参观博物馆，多欣赏大自然。
什幺是劳？让受教育者回归大自然，完成社会人的角色塑造。让学生在学习中劳动、在劳动中学习，让劳动真正常态化进入学生的成长经历。
教育者做教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在人格、人品、人的素养上将自己“立”起来。童年和少年时期需要解决的是打好根基，高中和大学时期主要是开阔视野。具体而言，小学和初中阶段以学习常识为主，高中阶段以学习知识为主，大学阶段是系统地学习知识，硕士研究生阶段则要在某一领域有所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到了博士阶段，那就必须具有思想。
记者：对孩子的教育，您认为家庭和学校之间该怎幺配合？
冯骥才：孩子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主要源于家庭和学校，我认为小学老师应该多跟家长进行座谈，这种座谈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就孩子的具体问题与家长进行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灵。心灵特别需要尊重和爱惜，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家长和老师应该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孩子们的心灵天地美好、丰富、健康。这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才会自觉排斥不好的东西。如果孩子没有这种基本的判断力，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特别不主张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孩子玩手机，更不要接触电子游戏。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家长采取鼓励式教育，用赞赏、表扬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你是最好的”。这种教育理念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如果只告诉孩子“你是最好的”，而不告诉他怎幺做、怎幺努力才能变成最好的，那就容易造成孩子年少气盛，一旦遇到困难，他发现自己不是最好时，就会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变得非常脆弱，甚至崩溃。鼓励式教育是要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家长必须告诉孩子，幸福之花要靠努力奋斗浇灌。
记者：对于“教育改革为何难有大的突破”这个问题，您怎幺看？
冯骥才：关于教育，我特别赞成朱永新的一些观点，因为他对教育的观点是从人出发的，包括他近期写的《未来学校》。我曾跟他说：“你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我是文化的理想主义者。”虽然理想很难实现，但生命有多长，理想就有多长。教育改革难有大的突破，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外面包裹着社会，社会生态对教育生态有着极大的影响，社会上的东西比学校里老师讲的东西更“有力”地改变着每一个学生。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书展，活动主题是“文化改变生活”，我当时就表示不太同意这句话。在我看来，科技可以改变生活，文化最多可以影响生活，而且那种影响力也是微弱的，因为我们的很多文化被商业所“收买”，当下最强势的文化是商业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文化如此，教育也是如此，在经济社会中实际上是处于弱势的。因此，知识分子更应当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
让年轻人常与传统“拉拉手”
记者：2019年12月15日，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以画过年·2020——年画与年文化特展”开幕。能不能借此谈谈如何用新的方式激发青少年更好地认可、热爱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冯骥才：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是老百姓一整年生活和情感的高潮，它就像一块文化磁石，承载着中国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然而，如今“年味”似乎越来越淡薄，很多年轻人对过年“没感觉”，究其原因，是对年俗和年文化不甚了解，从而缺乏对年的情感。过去中国人“以画过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年画是年文化特别重要和鲜活的载体，也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可视呈现。
人们对于未来一年的生活充满了渴望，于是就把对生活的理想、期望、企盼都放在春节里，春节由此不再是个简单的、现实的日子，而成了一个理想化的日子。所以古人平时吃不好，过年一定要吃好，平时穿不好，过年一定要穿好，平时玩不好，过年一定要玩好，过年不能哭、不能打碎东西，打碎东西要说“岁岁平安”，大家都要欢乐。我们把生活理想化，也把理想在春节这一天现实化。这是一个民族伟大的创造，把现实的生活创造成一个理想的日子。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年文化，包括种种年俗、仪式、福字、对联、吊钱、鞭炮、红衣红袄，还有年画，让视觉、听觉、味觉都充满了年的喜悦。
我们要借助传统节日，让年轻人常与传统“拉拉手”。文化是有记忆的，让孩子去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不能光用课本。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每到清明，老师就领着我们去公园踏青，柳树刚刚抽出嫩黄的新芽，折下一枝柳条，找一块湿润、柔软的土地插下去。第二年老师会再带我们去，看看自己插的那枝柳条有没有活下来，果真能找到插活了的柳树。通过插柳，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春天万物蓬勃、充满生命力，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同时，对于春的感受也加深了我们对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了解。
春天来了，要去感受春天;秋天到了，要去体会秋天。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的办法，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文化的学习重在体验，只有体验才会产生切身的感知和深刻的文化记忆。
记者：当下，很多学校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您认为这类活动对非遗保护有什幺样的作用？开展这类活动应注意哪些问题？
冯骥才：首先要肯定“非遗文化进校园”是一件好事，但需注意的是不能搞“面子工程”，应避免政绩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非遗教育是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祖先的伟大和手工技艺的无穷魅力，是为了唤起孩子们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认知。我们强调爱国主义精神，但如果连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独特的精神都不爱，何谈爱国？所以我认为，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地热爱自己的国家，首先就要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
拉着承载生命的“四驾马车”不放手
记者：您将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称为自己的“四驾马车”，您是如何让这“四驾马车”发挥合力的？
冯骥才： 我的“四驾马车”可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这是因为我车上的东西太多，它们皆我之最爱。
于我而言，写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出口，我在抢救文化遗产过程中思考了大量问题，比如唤起人们对文化的自觉，我不仅要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说，还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这方面的文字已有一两百万字。另外，我还借助文字给诸多文化遗产撰写档案，虽然这跟写小说不一样，有时是没人看的，但没人看却不能没有。这件事没人做，我就必须去做，在我看来这是“不能拒绝的使命”，所以我宁愿放下文学写作来为文化遗产写档案。近二十来年，我亲自编纂的文化遗产档案达几千万字，如果说我是放下了二十部小说去完成了这项工作，只少不多，但我认为值得。
提起绘画，很多人都知道我曾多次卖画筹集抢救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在2006年以前，我白天几乎都为了忙于抢救和保护而奔跑，只能挤用晚上睡眠时间进行义卖画的创作，腕部因长期过度劳累生出一个特别大的筋疙瘩，直到现在还没有散尽。带着就带着吧，留个纪念也好。“牺牲”自己珍视的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一份力量，我从未后悔过。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人，所以我必须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因此我又“拉”上了教育这驾“马车”。同时，我也希望把对“为什幺要做文化遗产抢救、为什幺要唤起民族自觉、为什幺我们需要文化遗产、怎样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等问题的思考通过教育进行传播。反观，抢救民间文化遗产过程中需要做大量民间调查，当我在生活里到处乱跑的时候，也无形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大量的生活信息、各式各样的人，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事物、对社会、对文化的看法，因此近几年写东西也非常多。
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我的“四驾马车”相互支持、相互作用，聚成一股合力来完成我的使命。
记者：您对学术研究和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和理想，您期待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这个教育平台发挥怎样的作用？
冯骥才：我是带着作家和艺术家的精神来到天津大学的。作家是永不满足的理想主义者，艺术家永远是完美主义者，因此，当作家和艺术家到了一座学院，一定会把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带进来，把人文精神带进来。学院的背后应是独立思考与活跃自由之思想，学院的面孔应是一种由深厚的文化积淀养育出来的文化气质和明澈镇定的目光。
起初，天津大学是希望我在文学、绘画、艺术史方面带一些学生，让我和年轻人多多接触。他们希望我来天津大学，就像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我来到天津大学时，正在集中精力启动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工程非常浩瀚，但我发现每一项文化遗产的背后都缺少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专家。缺少学术的、科学的理论支撑，文化遗产很容易在社会转型中商业化、市场化，甚至夭折，所以当时我焦急万分，就开始招收研究民间文化艺术的学生，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一边做文化遗产抢救，一边带着学生做社会调查。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把书桌搬到田野”，不能在屋子里做研究，必须站在田野里，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
记者：您的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之多、传播度之广，在当代作家中是少有的，因此有“冯氏课文”一说。您希望自己的文章给学生们带去哪些方面的思考与启发？
冯骥才：其实这些文章不是专门给孩子们写的，但因较适合中小学生阅读而被编选进语文教材和许多课外读物。后来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有这幺几个原因——首先，一个人写作总是因为被一种东西触动。对我而言，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东西更容易打动我，唤起我的写作激情。比如《珍珠鸟》里人鸟相亲相依的情境，《挑山工》中迎难而上、“山登绝顶我为峰” 的坚定意志。其次，因为我是绘画出身，写文章往往自然而然生出一种画面感，那些鲜明的形象，我自己都能拿笔画下来，比如《俗世奇人》里的插画都是我亲自画的。最后，我写作不喜欢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我喜欢一下子能打动别人的文字，喜欢流畅的文字，让读者阅读起来有一种快感。
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爱好，就像有人爱唱歌、有人爱画画一样，写作可以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感知，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所以我曾经给一个小朋友在他的纪念本上写下了一句话：记下感动你的事来。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在当今文坛影响深远。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