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以实现全民健康为终极目标，立足于全人群和生命周期，重点关注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1]。随着我国公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其需求正逐步向多元化项目选择、多层级情感体验、多功能疾病预防以达“身心和谐”的方向转变，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和社会体育指导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简要剖析制约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瓶颈要素之上，提出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价值与教育意义。
一、相关界定
（一）研究背景
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社会矛盾变化为基点，应用至体育领域则表现为人民体育需要日益多元化、高水平、高质量与现实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二）核心概念
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社会体育”，指自愿参与群体为职工、街道居民、农民，以增进身体健康为主要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在从事群众体育活动中各类健身指导、体育技能教学与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公共体育服务”则指为实现公共体育利益，以政府为核心，依据其法定职责行使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体育权益的目标，依附不同形态的公共体育物品实施公共行为的总称[2]。
二、社会体育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群众内需与消费市场矛盾凸显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群众消费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0.9%，服务性消费占近50%，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器”逐步转为消费者自身需要。由于体育市场无效回应公众体育诉求、无法满足群众体育消费需求，导致出现“有需无供，有求无应”的尴尬局面。
（二）体育资源与群众需求问题突出
1.人力资源
队伍整体供需失衡，分布具有地域性；社会体育培训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缺乏跨专业学习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工作开展连续性和稳定性不高；促进全民健康过程缺乏一级等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作用以及职业发展还未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影响等问题[1]。
2.财力资源
据统计，我国体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0.05%；在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经费投入比例上，国家投入相当于人均l00元，而社会体育投入仅人均l 元[3]。
3.设施资源
我国体育场馆依然存在应政策走形式、应大众低产出等一系列问题，体育设施并未真正开放的融入群众生活。《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我国体育场地总量已超169.46万个，规划表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到2020年底达1.8 平方米，而室外体育场地仅有83.4 万个。
（三）特殊人群与国家发展难以契合
公民体育权力本位意识薄弱或缺失以及特殊人群未得到社会关注的问题依然存在；女性潜在体育参与者未合理呼吁；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高度老化阶段，65 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将在2040年达到3 亿人，其体育消费能力未与体育需求协同发展；由于幼儿园的规划管理、师资力量、体育观念等因素，我国全面提升幼儿体质健康进度缓慢。因此，全社会对特殊人群进行体育指导的重视程度亟须加强。
（四）体育组织与体育政策难以同步
《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统计正式注册的社会体育组织数量以每年10.86%的增速扩大规模。然而，低组织化的现状导致供给主体单一有限、服务受众面狭小、目标群体处于自我松散的管理状态，难以吸引社会力量主动参与执行体育政策，更不利于体育行政部门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管[4]。
三、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发展态势与策略
（一）促进社会体育多元发展
社会体育纵深发展必须朝着更公平可及、更全面科学、更系统连续的多元方向延伸。应调整参与人口“两头热，中间冷”结构；转变社会体育指导的发展方式，提高整体健康水平；社会体育指导应既有共性要求，也有特殊化对待，既要因地制宜，也要因人而异，既针对不同地区特色，也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做到有的放矢。
（二）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
我国公共体育政策近年来执行效果不佳的关键在于其实施内容要求笼统、职责不清[3]。目前我国只将视角投射于政策本身，没有回归大众利益。因此，应以改进服务体系为切入点，兼顾全人群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实现社会大环境公平；优先支持体育设施建设，将建设经费专款专用，缩小供需矛盾；落实服务政策“一把手”责任，明确政策措施目标体系、责任主体及管理范围；促使服务团队线下实体化发展，构建起低成本且有效的执行体系，提高政策产出效率[3]。
（三）强化体育资源有效供给
1.培养体育专业人才
高校应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立足点，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方案，汲取其他高校优势专业课程特点；建立科学、多元的考核体系，提升培养针对性和专业性；提高专业准入和准出标准，增设实践操作课，保证和激励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发挥作用[6]，使高校与社会体育服务间形成有效、可行的共建共享机制。
2.拓宽体育经费渠道
我国应适时调整集权式的体育财政投入计划，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准入机制，通过合理引入市场，追求多元化筹集渠道，调动和寻求政府以外的广泛资源[7]。同时，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将社会体育财政投入以法律或者政策的形式固定，扩大对社会体育服务发展的支持力度，扭转财政投入“缺位”和“错位”现象[3]。
3.配置均等体育设施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要，应抓住供给侧改革，以提高服务供给能力为目标，以大规模和高精准的供给模式为渠道，构建起综合性、智能化、普及化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实现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四）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能力
现阶段社会体育组织应充分发挥灵活性、专业性和亲民性等特点来满足大众公共体育服务不断个性化、层次化、多元化的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框架。通过走访、考察群众体育需求，制定社会体育组织的工作目标与内容，加大对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培养，提高服务社会化水平，以组织运作与创新管理为保证，主动承担社会体育服务重任，实现精准供给。
（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满足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只重视提高公共服务的生产率，更应该重视发展人[8]。因此，发展社会体育应注重“以人为本”，公共体育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群众切身需求、促进全面发展，以实现全人群积极参与体育并能从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最高目标[15]。
四、结语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成为我国社会体育和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内的政策基础和行动纲领。因此，本研究利用社会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新观点诠释现阶段我国社会体育和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的制约瓶颈，提出“健康中国”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多元态势与策略，有效增强社会体育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体育参与意识和实际行动，这对推进社会体育区域建设、加快公共体育服务规范化、加速健康中国建设等，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