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1994年，16岁的王小川完成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课题，这不仅受到了杨振宁的高度赞赏，还吸引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的注意，李岚清来到王小川身边，问了一个令王小川非常吃惊的问题：“你一分钟能打多少字呀？”

16岁的王小川完成的不只是两年后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球第二名的成绩和我们今天知道的搜狗输入法，当年他还是中科院院士张景中和后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文俊手中的王牌，他用“吴公式”证明了初等数学的几何定律。而主管教育与科技的副总理李岚清却只是关心他一分钟能打多少字！一个再大的科学论题也只是关键少数，而更重要的底线多数才是一个大国首长战略性的考虑。所幸的是，后来的王小川没有让李岚清失望，搜索、输入、浏览器一体化的国产软件通过王小川几十年的坚持，不仅解决了多数中国人底线输入的速度问题，而且成为当下在浏览器核心技术没有完全自主的情况下在商业上打破垄断的唯一行得通的技术模式。

2014年，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李飞飞在大数据和网络的帮助下，完成了一项关键的人脸识别研究，她也成为谷歌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600天后，李飞飞又回到斯坦福大学，经过这一轮涅槃她被公认为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李飞飞的贡献影响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解决了当下无处不在的各种图像识别应用。

李飞飞与王小川都是关键少数的科学家，他们的技术解决的都是底线多数的技术普及应用问题。把这两位计算机天才放在一起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教育都完成于一所学校——成都七中。当所有的功利性媒体愿意集中报道高考排名和所谓名校百强时，成都七中以真正的人才产出毫无争议地成为真正关心创新的关键少数专家心目中的基础教育标杆，偶尔在“底线多数媒体中”显露头条的反而是这所学校被舆论误导的所谓“食品问题”和高考成绩。

成都七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成就如此多的“关键少数”人才，是值得深思和考虑的，也是值得总结的，我作为外人，从零星的公开资料推断，顶天的一脉相传的师资、特训的方式、文理融合的选才特点、大赛的传承、为特殊人才吃小灶的文化等应是主要原因，以上实际情况也许对，也许不对。外人不清楚，罗清红老师却是完全的见证者。作为成都七中曾经多年的物理特级教师和分管教学副校长，他如何将这些经验传承写出来，我一直有种期待。尤其是当他成为成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时，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他的职责。而与罗院长多次笔谈或者交流并看了他写过的书后，我就像当年王小川准备了几天后听到的李岚清的问题竟然是“一分钟打几个字”一样，确实有一点失望。

从罗清红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媒体出现的报道以及他所写的书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罗清红要解决的是“底线多数”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像成都七中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成都教科院这几年通过数字学校，聚集全市名师，利用周末节假日，采用远程直播方式，打造出了近千节的精品名师课堂、上万节的精品微课，其优质教育资源常态化、体系化地惠及100多万成都市中小学生。

2018年，“一块屏可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红遍教育圈，这件事也与成都七中有关，更是成都教育的一个热点事件，我想一定也受时任该校副校长罗清红的影响。然而如果仅仅按照媒体所说几块屏就改变了教育，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无论如何仅仅依靠物理的屏幕是不可能产出王小川或者李飞飞这样的“关键少数”的，如果说“一块屏幕”的“万人课堂”是试图解决教育的底线多数，那么教育的个性化呢？罗清红的过人之处在于，我具有保留的意见他不但能够接受，还主动范式，这两年的交互，我们的笔谈反而促进了他深度的思考，他即将出版的教育随笔《大数据时代的教育丝语》可以印证。

从一线教师逐渐走向教育管理岗位的罗清红对基础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坚守。在教育科研岗位敢于实践、笔耕不辍是很难得的，难得的原因在哪里？恕我直言，原因恰恰在于我说的下述场景：一个教育领导下基层考察信息化，那些根本用不起来的花里胡哨的信息化吸引了这位领导的目光，领导肯定后，这种毫无示范性的浮躁的没有内在逻辑的信息化在所管辖区域得到推广，这些外行带来的巨大浪费是小事，教育的折腾伤害最大的根节还在于教育的慢反馈过程特点，慢得大家都忘记了而又开始一轮新的躁动，这种一轮一轮的躁动耽误了一代人的培养。上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领导是“关键少数”，一些不懂教育、没有一线经验、没有思想高度、缺乏信息化水平的关键少数往往决定了我们教育信息化的“底线多数”。

我借着钱颖一教授对中国教育的三个观察也提出我的问题，希望在基础教育具有丰富经验的罗清红老师能够给出答案，或者在书中回答我。

一是中国基础教育均值很高而方差很小。有一个很令人吃惊却很真实的统计表明，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美国的绝对贫困标准来衡量已经远远低于美国的贫困比例，也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的方差已经远远小于美国，而中国基础教育的均值却远远超过美国。以上事实与我们通常认为的中国与美国相比教育更加不均衡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很多地方希望通过信息化将大量的“七中”的教育资源输出给贫困地区，而不是提高顶尖的“关键少数”还是否完全有效？这些年“七中们”的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应该在于标杆得到加强还是样板得到普及，我希望大家与罗院长们一起做思考。

二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方差很小，也就是我们顶尖人才缺乏。而如果我们片面地、一刀切地按照均值很高的管理方法继续管理教育，创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奥数不适合每个孩子学，然而全面禁止奥数后，对我们的顶尖人才有什么影响呢？2018年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我们已经全面落伍了，成都七中也没能带中国队走出低谷。我希望大家讨论，我更希望与罗院长讨论的是，按照大数据的设计和收集办法，真的能找到王小川和李飞飞那样的天才吗？王小川没有成都七中谢晋超老师的实体指导是不行的，实体校园这种非结构化的和不能收集的数据才是顶尖教育的“关键少数”，大数据带来教育普及（姑且这么认为），如何避免由此而造成的数字偏见呢？

三是我们的教育素养的均值低，方差却很大，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全人教育”的重要掣肘。按照钱颖一教授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想象成另外一种更加极端的情况：只有实体校园面对面授课才能建立的相对准确的素养培养，如果被万人课堂就能够考上名校所代替或者绑架，那么随着信息化逐渐代替传统校园，我们筛选的学生的素养会不会越来越低呢？这个逻辑所担心的事情与担心衡水中学的教育恐怖主义是一个逻辑。

罗清红在一篇记者访谈中提到，在一次全市学生大会上，只有成都七中的学生离开时把凳子全部放回原地。对于具有真正一线教育经验的罗清红，我更希望他所进行的研究和推广，不仅能得到“关键少数”的领导的首肯、“底线多数”的媒体的传播，更能用更加准确的方式，更加多地培养出中国未来需要的“关键少数”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