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潇娜
[摘要]工匠精神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激发的重要方面，需要不断被继承和发展下去。“知行合一”是工匠精神培育乃至德育过程中应持有的教育理念之一，而现代学徒制恰好是符合这一理念的育人模式。“本土”培育具有目标和方法双重合理性，然而也同时面临着显在和潜在的双重困境。现代学徒制虽发源于西方，但若要更好地适用于“本土”，还需重新对方法和内涵的双重本土特征进行历史追溯，譬如在师资、课程与外部保障等多方面注入“本土”元素，以加深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建设，从而促进工匠精神的“本土”培育。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本土”培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8）34-0222-04
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科技文明，历史上的科学化水平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随着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然而随着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产生萌芽，传统工匠精神逐渐走向没落。近年来，基于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背景，工匠精神被重新提倡，如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大国工匠”的纪录片以及确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工匠精神培育作为一种职业精神培育，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培育合理性应当被传承下去。而在培育过程中，由于工匠精神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的实践，可将现代学徒制这项立足于实践的职业教育模式作为培育的主要方式，以加强目标与方法的内在联系。目前工匠精神的价值明晰与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都持着完全借鉴西方的态度，不利于以现代学徒制为基础的工匠精神“本土”培育。“本土”培育应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对传统学徒制和工匠精神进行历史追溯，以产生适用于中国“本土”的培育路径。因而，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工匠精神“本土”培育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一、“本土”培育合理性
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工匠精神的“本土”培育是具有合理性的。关于合理性的解释，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谈到，合理性是指合乎理性，合乎理性要求命题的真实性、有效性、可批判性与可论证性等[1]。因而，阐明培育的合理性就应包含命题中目的与方法合理性的论证，也就是在论证工匠精神培育这个有关目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再对现代学徒制有关方法合理性进行论证。
（一）目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造业以数量取胜，充盈的劳动力是制造业从零发展到如今规模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的中国还属于制造大国，没有步入制造强国行列。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优势体现在质量的优质。质量与数量相比孰为优先级，一般认为是前者，同时生产质量的提升取决于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而技术人才培养质量又与职业精神息息相关。工匠精神作为一项特殊的职业精神，既要技艺上的炉火纯青，又要道德品质上的崇高追求，而不管是技艺还是道德都是具有培育合理性的。技艺的生疏是从懒惰开始的，品质的变异是从欲望开始的，拉丁谚语亦云：“比完成活儿更重要的是完善干活人的人格。”因而品德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德行的培养，在如今“本土”工匠精神断裂现实背景下进行“本土”培育是具有合理因素的[2]。那么工匠精神作为培育之目的，其实也是具有“本土”培育合理性的。
（二）方法合理性
在现代学徒制的育人模式下，师傅会通过平常的生产实践将职业精神或道德品质以内隐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这种工学结合的模式是合乎工匠精神培育“知行合一”理念的，同样具有培育方法合理性。现代学徒制还实现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除学校外，各中小企业也是办学主体。学生在企业中的实习和在学校中的学习同样重要，学生不仅是学校的学生而且是企业的员工。因而现代学徒制是各办学主体相互合作，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受益的合理育人方式。如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现代学徒制是工匠精神“本土”培育的基础，但目前的现代学徒制实施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例如，澳大利亚将西方之前的传统学徒制和培训生制相结合，产生了适用于当地的学徒制模式，称为“新学徒制”[3]。中国传统学徒制培育了无数优秀的工匠，若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加入“本土”元素就能缓解现代学徒制“水土不服”的症状。因而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本土”培育是具有方法合理性的。
二、“本土”培育困境
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工匠精神的“本土”培育是针对工匠精神缺失现状而提出的对适用于本土的培育路径的设想。现代学徒制的设计理念是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对的新型教育理念，而目前的现代学徒制发展还处于较为稚嫩的阶段，且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更是复杂，这就使“本土”培育陷入困境。
显在困境能快速找寻，也较容易摆脱，潜在困境却不易察觉，且根深蒂固。
（一）显在困境
“本土”培育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现代学徒制的“形式化”建设和对工匠精神价值定位模糊。形式化建设是相对于内涵建设来说的，主要指现代学徒制推行还处于试点阶段，各项建设比较机械和形式化，是一个被动执行过程而不是一个主动摸索过程。其主要表现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形式化，如存在“校热企冷”的现象;学徒与学生的形式化结合，如实施对象的角色自我认同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形式化，如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教学实施难度大;师资队伍不完整以及“双导师”制的形式化存在，如企业师傅与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的互聘机会少;多方参与评价考核制度的形式化，如考核还是以学校考核为主。因而这种不关注自身“意义”发展而只从表面借鉴西方的模式，导致现代学徒制“形式化”建设以及“本土”培育困境。
工匠精神价值定位模糊是工匠精神“本土”培育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精神价值明晰来源于工匠精神价值边界的确定，如对知与行关系的清晰认识等。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向国内的传播，人们的实践、合作等工匠精神得到加强，对我国制造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意义。美国历史上的乐观、实践以及合作精神值得学习，但一些盲目乐观却也造成了很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早期的波多马克运河就是由于盲目乐观以及错误的行动而遭遇了失败。其实在我国工匠精神发展史上，同样具备适用于现代工匠精神知行关系确定的思想理论，如《传习录》中指出：“知行合一[4]”，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然而由于现在向西方进行“完全”借鉴且缺少一定程度的“自省”，从而造成工匠精神价值定位模糊以及“本土”培育困境。
（二）潜在困境
潜在困境虽不易察觉，但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方面。它主要包括阶层固化与文化冲突两方面，阶层固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能进行代际传递。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通过抽烟、酗酒等不恰当的行为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粗俗的语言来反对学校的主流权威，以显示自己及其所在阶级的力量[5]。然而这些行为和语言并不能显示出工人阶级子弟的力量，还会使其与上层阶级子弟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子弟完全走上与父辈相同的道路，实现了“子承父业”，且阶层固化变得愈发严重。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森严，阶层向上流动通道严重受阻，并对当今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不利影响，如“寒门难出贵子”现象仍是当今阶层固化的具体表现。阶层固化抑制了普通职业技术人才对自我人格完善的需求，这就对工匠精神“本土”培育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
文化冲突是“本土”培育困境的另一重要方面。文化是社会群体意识的体现，能促使人们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教育受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如德国传统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促进了当代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繁荣。而中国千年来的正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如“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直至今日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教育价值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文化冲突必然长期存在，因此将西方模式进行“全盘照搬”是行不通的，应将西方模式很好地移植于中国本土环境，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因而文化冲突是现代学徒制引进过程中的重要阻碍，更是工匠精神“本土”培育中的重要难题。
三、“本土”培育特征
在我国制造业进行转型的过程中需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而高质量的技术人才输出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因此，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精神或职业道德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制造业未来的持续进步。现代学徒制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服务质量的重要教育改革模式，然而目前的现代学徒制实施没有契合“本土”实际情况，导致职业院校人才的职业精神教育效果不理想。艺徒制是古代工匠精神形成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探讨古代学徒制背景下传统工匠精神的产生与繁荣对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本土”工匠精神培育有重要意义。
（一）形成阶段
艺徒制的形成与传统工匠精神的孕育紧密相关，而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工匠精神“本土”培育应探索艺徒制形成与传统工匠精神孕育的一些特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间混战虽然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造成一定阻碍，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以民间人士主导的私营手工业的兴起，也加强了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如墨家、农家等学派虽致力于不同类型的民间职业教育，但都对当时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墨子》中指出：“兼爱，非攻，尚贤”[6]，象征着德行为主，德艺并重的传统工匠精神正式形成。其次，当时的艺徒制发展已较为成熟，如《礼记·学记》中记载：“良冶之子，必学为裘”以及“冶与裘，弓与箕，绝不相谋也，而相悟”[7]，说明艺徒制已告别了单一的“模仿”形式而增加了“思考”与“训练”形式。这对现代工匠精神与现代学徒制的形成与实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繁荣阶段
唐宋时期的社会环境是相对开放包容的，大唐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一大批工匠也跟随其远赴吐蕃，为边疆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如唐玄宗时期鉴真和尚东渡也将盛唐先进的医药和科学技术带到日本，并促进其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这些举措为唐朝时期的工匠精神内涵增添了精诚合作、交流共享等新内容。其次，唐宋时期的官府艺徒制发展较之前更为先进，如《宋史·职官五》记载了将作监“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8]，说明宋代之时已开始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官府艺徒训练进行了约束。同时唐宋时期的民间学徒制已基本形成，出现“行会”等民间工匠管理组织。“行会”对师傅与徒弟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加强了民间工匠的管理。因此，当时的艺徒制与工匠精神发展对当今的“本土”培育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四、“本土”培育路径
基于现代学徒制且同时吸收传统学制中的某些有用元素，是实现工匠精神“本土”培育的基本路径。现代学徒制的基本形式是师傅带徒弟，与传统学徒制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即现代学徒制是基于传统学徒制的，只是与传统比较加入了许多现代学校教育的特点[9]。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工匠精神的“本土”培育，应将中国传统学徒制的精华部分与西方现代学徒制的优势方面进行有机融合，从而产生“本土”培育的一些有效路径。
（一）健全“双导师”制
目前职业教育领域中较为典型的现代学徒制模式是以“双导师”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双导师包括校外和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即企业师傅，与传统学徒制中师傅的职能相类似。在“双导师”模式下，应采取“校企互聘导师”的合作政策以加强校外导师的“教育性”以及校内导师的“职业性”。对企业师傅进行适当的“传统”教育理论知识与综合素养培训，帮助其产生已为人师的“自觉意识”，从而更有利于工匠精神的“本土”培育。例如，企业师傅可以通过现代学徒制这座桥梁，进入学校或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有关传统职业道德形成的培训，并能依靠考核争取留在学校兼职。这样既使师傅对工匠精神有更深层次的感悟，又能使其在实际操作技能教学中自觉加入工匠精神元素，以达到培育的理想效果。同理，校内导师可以通过企业实践提高其操作水平以及职业认同感，从而对工匠精神产生新的感悟，并将这种基于本土实践的工匠精神体悟融入平常的教学中。例如，将专业理论课教师送去企业进行观摩和实践，在实习期结束后设置相应的考核，并可将成绩作为职称评定以及职务晋升的一个依据。另外，某些表现特别优秀的教师可在企业兼职，这既能为企业创造效益又能加强校企人才供需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