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试图从语言能力概念本身、二语习得过程的种种特性和二语语言能力的可测性三个角度探讨“语言能力”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可操作性。
[关 键 词] 语言能力;可操作性;二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06-0048-02
二语习得研究是从语言学发展而来的，因此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一些语言学的概念，例如：“语言能力（Competence）” “语言使用（Performance）”等。俞理明&袁平华（2004）指出，现在的高校在二语习得学科建设上“仍然没有摆脱以语言学为中心的这一思路的羁绊”。以语言学为切入点的多数二语习得研究是在语言能力框架下进行的，这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语言能力可操作性探究提供必要性。本文试图从语言能力（Competence）概念本身、二语习得过程的种种特性和二语语言能力的可测性三个角度探讨这一话题。
一、语言能力
国内外大多数二语习得的研究都是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理论框架或者概念进行的。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上厘清语言能力的由来、传承和发展。
乔姆斯基（Chomsky）在论述其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时提出语言能力（Competence），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语言的运用（Performance）。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大脑中关于语言的知识”，而语言运用/语言行为表现则是“在具体情景下语言的实际使用”。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这一对概念与索绪尔提出的言语和语言这一对概念是有区别的。根据对儿童习得第一语言的研究，乔姆斯基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层面上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进行了界定和区分，与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联。语言能力就是深存于大脑中的语法知识，与实际交际语言活动无关。
为了弥补乔式理论的这种缺陷，海姆斯（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概念，特别强调语言能力作用于交际过程的重要性。他是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讨论语言能力的，他认为语言运用规则在交际过程中比语法规则更为根本和重要（1971a：10）。因此在其提出的能力框架下，他涵盖了有关语言运用的文体知识和社会互动原则。海姆斯把语言能力分知识和运用能力两部分。运用能力包括情感、自我认同等非认知的因素。换句话，能力指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包含根据不同语境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海姆斯认为，儿童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母语的，他不但需要知道什么是语法正确的句子，而且更需要知道不同语境中合适的句子运用（1971b）。儿童的习得母语的这种能力被海姆斯定义为“交际能力”。
为了进一步完善、拓展海姆斯交际能力的内涵，卡纳尔（Canale）和斯温（Swain）加入了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将交际能力分为四种能力，即语法能力（指语言使用者语音能力）、词汇能力、句法能力及语义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指解读言语的社会意义以及在相应的语境中产生适切语言的能力;策略能力，指在真实的交际中使用澄清或修正话语，甚至还包括非言语行为等交际行为。后来，卡纳尔（1983）将社会语言能力再分为社会文化能力和话语能力两种能力。其缺陷是没有明确指出四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韩宝成，1995）。另外，把策略能力仅仅当作一种语言补偿能力似乎忽视了正常语言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使用策略能力。
Bachman在对前人理论充分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又对语言能力的论述进行了新的扩充，提出了更为复杂的“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简称CLA）。在Bachman（1991）看来，交际语言能力（即CLA）涵盖了语言知识和语言作用的场景特征，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Capacity），它由语言知识和一系列元认知以及心理生理机制组成。根据Bachman的定义，语言能力由两方面的能力组成，即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储存在人们大脑的明晰的和隐含的，其中包括经过分析的和未经分析的知识为语言知识，是语音能力所特有的一个信息范畴。语言知识可分为“组织篇章结构的知识”和“语用知识”两部分。前者决定语篇的构成形式（口语或书面），后者决定话语或句子运用语境和意义构成。策略能力由元认知策略、评价策略、确定目标策略、制定计划策略和执行计划策略构成。语言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为语言测试的设计、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Backman（1990）的观点，语言功能可细分为概念元功能、掌控功能、交互功能、解释功能和联想功能。同卡纳尔、斯温模式相比，Backman观点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体现在：卡纳尔、斯温模式中把策略能力近看作交际困难中的一种补偿手段，而其实策略能力是任何交际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认知策略、语用知识在交际能力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强调。
综上所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能力进行考究，所指的侧重点不同，这就造成了概念上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困难。语言能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尚未完全解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其引入二语习得研究中，势必会给二语习得研究造成严重的影响，产生不良的后果。
二、二语习得过程的种种特性
二语习得的研究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内容得到了不断的充实，研究的层次得到了不断深入和研究的广度得到了不断拓展。Larsen Freeman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她总结和讨论了二语习得的各种特性，认为二语习得过程是复杂的、动态的和具有非线性特征的。二语习得过程，影响中介语（ Inter-language） 的发展因素很多，其中语言因素和学习者因素是两类主要的影响因素。前者包括源语、目的语、语言的标记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互动的数量和种类、学习者反馈的数量和种类、二语习得的语境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等方面。后者因素涵盖年龄、语言学能（Aptitude）、动机和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性格因素、认知风格、学习策略、性别、出生次序（Birth Order）、兴趣等。
三、二语语言能力的可测性
在Larsen Freeman看来，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区分的语言/言语、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历时/ 共时等概念是为语言学描述服务的，“保留这些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把二语习得看成二者都包含其中而不是非此即彼（1996：157）。”简言之，二语习得过程涵盖以上概念，尽管以上言语/语言、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等概念在语言学生区分明显，但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互为主体的。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只空谈语言和语言能力，而不关心言语和语言使用。
毋庸置疑，二语习得研究的是语言能力的发展过程，但是语言能力不能直接研究，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只能通过对语言使用间接地进行研究。二语研究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对象同样也是语言使用。二语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二语语言能力的发展。吴始年指出， 在应用语言学定量分析中所用的统计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概率理论的基础上”，其预测性结论“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不可靠性（1997：54）”。但是二语习得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二语语言使用，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二语语言使用就意味着不能全面展现二语能力的发展。因此，定量分析方法的二语习得研究得出的结果值得商榷，其预测性结论能否普遍化（Generalization）值得深思。
如上所述， 虽然Bachman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式是目前较为完善的一种范式，但是该模式下细化后的各种能力在实际二语习得研究中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对元认知策略的量化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界公认的量具。量具问题没有解决，研究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开展。再者，Bachman提出的心理生理机制只能从概念上厘清，对其根本无法进行研究。
本文从Competence概念本身、二语习得过程的种种特性和二语语言能力的可测性三个角度探讨“语言能力”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正如Larsen Freeman所说，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区分的语言/言语、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历时/ 共时等概念是为语言学描述服务的。但是在引入二语习得研究中，研究者没有完全考虑二语习得过程的种种特性和Competence的可测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因此，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不能直接引入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概念，语言学的概念只能给二语习得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和支持。以语言学为导向的二语习得研究这一思路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俞理明，袁平华.应用语言学还是教育语言学：对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J].现代外语，2004（3）：282-293.
[2]吴始年.数量分析在测试和应用语言学中的局限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4）：51-55.
[3]Hymes，D.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Philade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
[4]Larsen Freeman，D.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Applied Linguistics，1996（2）：141-165.
编辑 原琳娜
①本文系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校内科研项目“高等院校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测评研究”（项目编号：2018KJ-06）的中期理论研究论文。
作者简介：刘清波（1971—），男，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