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钦兰
［摘 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了儒家关于教育的思想。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教育哲学，对提高大学生文化修养、实现大学阶段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诗；礼；乐；教育哲学；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3）19-0017-04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大学素养教育”，指大学阶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方面的教育，包括大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大学是一个人走向社会之前所受教育的最后阶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的素养教育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整个过程中最后的，也最为关键的一步。
《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儒家教育哲学的高度浓缩。说它是哲学，即是说此为儒家关于读书修身（即现代所谓教育）之道，而且是起点明确、路径清晰、次第分明的自身修养之道。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教育哲学，对提高大学生文化修养、实现大学阶段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作为儒家教育哲学之浓缩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一）兴于诗
“兴于诗”，简单地讲，就是“起自诵诗”。作为教育哲学的“兴于诗”，意味着人的教化可以从诗教开始，这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按这种理解，“兴于诗”的“兴”字，当不限于“兴起”“开始”之意，而应当直指人心。清朝钱曾之《读书敏求记》有言：“昔吾友冯定元以诗世其家学，得乎《三百篇》者深。尝语予曰：‘六义中，兴为意兴之兴。而宋儒作兴起之兴，岂不可笑。因抵掌极论之。”之所以“兴”必须指向人心，是因为儒家关注心。忽略这一点，则谬以千里。罗钦顺之《困知记》有言曰：“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又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关注“意兴”，其核心就直接落在了心境气质、精神境界的起发、提升上。儒家既然关注人心之教化，则“兴于诗”之所“兴”，当是起其“意”兴于尘浊似可无疑矣。
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这里所谓“诵经”，当然包括诗。诗教可以作为儒家教化哲学体系的基础、起点和路径。这一点，向历史的来路回溯更远一点，在关于诗与礼的关系之夫子自道中，亦可发现更明确的证据。《论语·八佾》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此对话可见，孔门之教，把读诗或诗教作为礼义之教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然而，孔子又间接地告诫子夏，要读诗，但不止于诗，还必须达到“礼”，像达到“素以为绚”的美丽，那才是真正的美之所在。即“礼义”如图绘之美，但必须有朴素之美为根基，为内涵。换言之，礼义之美，绝非浮华的表面。在此也可以看出，孔子说得很明确，诗的旨归，应在于礼。反过来说，一个人能想到礼，才可以与之论诗。这也蕴含了“诗以载道”的诗学之伦理取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诗学才能成为“诗教”。以学诗、读书、求知而开启、成就教化之功。这应该是“兴于诗”更重要的意义。
（二）立于礼
“立于礼”首先意味着，就个人而言，“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而就社会而言，能否使受教育者达到“礼”的自觉，则关乎天下之治乱兴衰。《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也正如《礼记正义》所言：“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立于礼”之重要和必要，大端在此。“不知礼，无以立。”故合而言之，国家、个人，皆“立于礼”，且于人于国，并无二“礼”。
《周易·系辞》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坤·文言传》：敬义立而德不孤。故“立于礼”。“敬”与“义”，同属于“礼”的范畴，所以，学而不至于礼，岂能有所立？《周易·坤》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可见，“兴于诗”，读书，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目的，而必须达到“直方大（平直﹑端方﹑正大）”，修成礼义原则的自觉。然后，就自然能“直内方外”，“无不利”，“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为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为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故所谓“立于礼”，就是由知礼义道德而“能定能应”，就是修身、处事、待人、接物能合乎礼义，而不逾矩，是之为“成人”。《荀子》首篇《劝学》，而第二篇紧随其后就是《修身》，从而在内容上与“兴于诗，立于礼”形成高度对应。这一点绝非偶然，更不可等闲视之。“学……终乎读礼。”（《荀子·劝学》）“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荀子·修身》）前者将学问置于最高，紧接着又将“学”落脚到了“礼”。《文心雕龙·宗经》也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但又说“礼正五经”。《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故可以说，“礼”是人道之大统。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是也。而“立于礼”“约之以礼”说出了“学问”、读书或“兴于诗”的范围和目标，可谓一语中的。
这就意味着，不能不对读书为学作进一步的思考。《论语》中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里的要义在于，学问之价值，在于知礼。有之，即可“谓之学矣”。无之，则学如未学。更为重要的是，若不能诚于知礼笃行，学问非但不能有益于学习者与社会，反会助长奸伪乖诈。罗马帝国后期，世风日下之时，塞内加就说：“自从出了文人以后，好人便消失了。”明末顾炎武谈到他那个时代的学问人时也说，一旦成为秀才、举人或太学生，立刻就成为道德上没有希望的人了。所以，儒家论学，首重正心诚意，止于至善。真正的好学，必须真诚向善，“见贤思齐”“就有道而正焉”。孟子曰：“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也许正因如此，儒家才强调，学问同时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立于礼”。文明礼仪是传承文明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千百年来礼仪之风传承至今，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着称于世，一个素质高、有教养的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这样的人才会被人尊重、受人欢迎。
（三）成于乐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思想，“成于乐”不限于要有音乐修养，而是指要重视整体的审美趣味的修养。因为只有当诗、礼之学达到以之为乐、乐而安之的境界，才能实现人性最根本的提升。顾炎武说：“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未必真正养成了君子品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还必须“庄以莅之”“动之以礼”，方能守之。所以，若论真品格，最终还要看一个人是否已真的“安于”诗礼之学，特别是“礼”。安于所学，真诚地认同了，才算“成于乐”，方能“游于艺”。“成于乐”，也必须“游于艺”。因为，正如《乐记》所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出故文。”音乐和人的愉悦更接近人的本能，更发自内心，所以能“静”。这里的“静”字，其实可以理解为“稳定的、内在的”。“成于乐”则静，静则能安，安则能守。而“礼”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文”，即“斯文”或“诗”与诗教之修养。王夫之也有言曰：“博文约礼，复礼之实功也。”因而，作为读书的传统和关于学问的哲学，“立于礼”“成于乐”都要求读书，而且要读到乐于读书，乐于坚守所读的境界。马一浮的观点同乎此意：“学至于此，可谓安且成矣，故名为君子。”
三、诗、礼、乐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维”及其实现
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在北京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社会参与、自主发展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上述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即文化基础、社会参与、自主发展也可称之为核心素养的“三维”。这“三维”与《论语》所说的诗、礼、乐其实具有深刻的通约性对应：诗，即是当代之文化基础（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礼，就是社会参与（责任担当），乐，就是自主发展（学会学习、健康生活、实践创新）。高等教育中要做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也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一）人不学，不知义——读书与文化复兴和当代价值观体系之维护
人不学，不知义。这个“学”字，首先就是读书。不知义，也就不知礼，甚或违法乱纪。而所谓“义”，是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做之事。概言之，就是价值观、是非观，也是行为准则。所以，学而知义，不“见利忘义”就可以了。此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就是说，按孔子的观点，天下事无可无不可，唯“义之与比”，就是参照正义的标准决断。甚至可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不会苟富贵，而小人则见利忘义。世间险恶，莫如人欲。若不能以道义约束，罕有不贫而生怨，富而为乱者。故虽然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而天下治乱，不仅与财富、制度有关，亦关乎道德人心。而要使大学生乃至国人学而知义，就不得不回到读书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生前曾发问，“小康之后怎么办？”先生之忧，其在此乎？先生又多次谈到教育、文化、曾经的教育传统以及书之用处，费先生之用意，是否是在以夫子自道的方式给自己的问题提出答案呢？
就此而言，儒家所提出和奉行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读书与教育哲学对当今的民族复兴伟业和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修复与建设极具借鉴意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味着读书，知义，达于礼之后，还必须达于“大成”，即“成于乐”。然后才能获得“学而时习之”的高雅乐趣和修养，才能有学问，才能有真乐。有学问才能爱人，才会爱人。有学问，有真乐，能爱人，最后才能爱自己。爱人者能得众，自爱者为君子。这就是“成于乐”广大深邃的内涵所在。
联系到当今高等教育、大学精神、高教的改革和发展，“成于乐”对当今的启发是，大学生高雅气质以及文明精神之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上所言，教育固然始于读书，但只读书是不行的。就学养而言，必至乎“知书达礼”，乐于所学，安于所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论语·雍也》），所以，“兴于诗，立于礼”之后，仅是“小成”，还必须“成于乐”，以至于“大成”。换言之，“立于礼”，但没有达到“成于乐”，就不能保证真正达到了培养人、改变人的目的。所以，重视教育之“成于乐”，首先是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成于乐”，才算是彻底地培养、改变、成就了人，使之能“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
而且，就专业知识的学习本身，也必须指向并达到“成于乐”的境界。如果学而不知所学之意义，不爱所学，不要说走出校门之后，即使在课堂上也将心不在焉，甚至厌恶、痛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教育之悲剧，学生大学生涯之失败，源于不能“成于乐”者当大有人在，所以，忽视了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中的“成于乐”这一点，不但意味着专业思想教育自始至终都没有成功，而且整个教育过程和结果都失败了。“成于乐”，就是要指向相关审美观的养成，或以此为旨归。
（二）大学阶段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别想离开书”
《礼记·学记》开篇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字，就是“兴于诗”要解决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读书。无论修身立业、传家继世，还是振兴国家，都离不开读书。周朝人就已经对此有很清醒的文化自觉，在《尚书·多士》中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济济多士”。汉朝亡秦而立国，立即重新重视官府的图书收藏，建策置官，“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使“皆充秘府”。所以，倡导读书，不仅是家之大事，更是国之大事。书读圣贤，气养浩然，然后方能“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宴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
正如艾柯所说，有些新技术从不改变，也就是书。别想离开书。最有价值的书，是那些永恒的书，作为不朽经典的书。这些书，也恰恰是传统的根本所在。如此，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学生精神修养、传统记忆的唤醒与接续、高等教育对中华文化复兴所肩负的使命之担当都落脚在，也取决于能否正确引导学生读书这一问题上。蔡元培先生论及大学精神时也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也像朱永新所指出的，真正的教育是从阅读开始的。阅读不只是语文教学的要求，阅读能力的形成有助于全面学习能力的提升。而且，事实不仅如此，多恩·福斯特说出了读书的最重要的秘密：“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You are what you read.）”所以，要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就要引导大学生，甚至引导社会大众读什么样的书。如此而已。
四、结束语
儒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哲学，对于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首先在于，当今之读书，大学之教育，恐怕仅“以市场为导向”是完全不够的。大学中的专业知识学习与教学，必须指向并达到“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成于乐”，就是要指向相关审美观的养成，或以此为旨归。可以说，“兴于诗”，就是要读书。但读书还必须进到“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和层次，才能在道德与政治意义上获益于书，借此更好地安身立命，并成为社稷之砥柱。学生的素质教育与发展核心素养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挖掘《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蕴含的深刻的教育哲学，对提高大学生文化修养、实现大学阶段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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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马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