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静，许 霞，李笑男，孙广瀚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芜湖，地处安徽东南部，古名鸠兹，享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之美誉[1]。芜湖自有记载以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明代以前芜湖地区的医学史料较少，至清代，因县志的频繁修撰，有关史料开始增多。芜湖发达的水系交通为地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明清时期，芜湖曾出现较多的地方名医，悬壶济世，着书立说，推动地方医学的发展。有鉴于安徽地方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皖南的古徽州地域，芜湖地区中医药方面相关研究过少，笔者采用文献调查法与实地调查法，翻阅历代《芜湖县志》及《芜湖市志》《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书，实地走访芜湖市档案局、博物馆、图书馆、古城遗址等地，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依据芜湖县志及相关资料，对明清时期芜湖的中医药业进行考证和论述，以期还原芜湖地区独特的医学面貌，探究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的发展情况，以丰富安徽地方医学相关史料，完善安徽地方医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1 地方医士的培养
芜湖地区一贯重视地方医学教育水平的提升，名医辈出，如：世传妇科的杨光淮，精于小儿科的汤廷镐，擅长外科的徐氏家族。这些医家不仅医术高超，医德医风也值得钦佩。
1.1 医学教育途径多样 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学校教育与师承家传。芜湖的地方医学教育历史悠久，据《芜湖县志·卷十一·建置志》记载：“芜医有学，自有芜已然。”[2]66至明代，国家对地方医卫建设颇为重视，规定各府州县的地方官衙均需设置医学，地方医学的主要职责涉及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两大领域[3]。明代万历年间，医官薛镗在芜湖县治以西“始创廨宇”，建造官舍，从事医疗卫生事业，培育地方医疗人才[2]66。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以医官童应杰为首的地方名士奔走各处，筹集善款，重新修建地方医学场所。至清代，芜湖地方医学教育场所又重新修筑两次，可见历朝历代均重视医学教育，培养相关人才。
明清时期，虽医学教育较为兴盛，但仍以家传、师承教育形式为主。芜湖地区的名医家学深厚，历经数朝迄未中断，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中医人才。这些地方名医诊断准确、遣方用药精确，寻医求治者不计其数。如：明代的沈曾三“能立断死生寿夭”，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国医；名动公卿的袁氏一脉，有“盖芜之医以袁氏为专门名家云”[2]580之美誉。此外，还有“峏山杨妇科”、徐氏外科等医学世家。清末，涌现出一批师承名医的地方着名医士，以师承皖江名医、新安医家为主，擅长温热杂症、内科杂病的治疗。更有甚者，祖辈从医又师从名医，身兼数家学术思想。如滕脉华，芜湖名中医滕松如之子，尽得上海名中医丁甘仁之真传，其对内科杂病、时令病、儿科、妇科等疾病均有独特见解。芜湖地区经师承、家传途径培养出的医者，不胜枚举。
除以上两种学习方式，地方医士为交流医术、寻求医术精进，清朝中后期开始自发建立一系列的医学团体，以例会形式定期交流。如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朱心农、宋秋荪、苏得之等人创办“宣和医社”，这是省内最早的医学团体之一；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芜湖中医又发起创办医学研究会。这些医学团体以会员轮流分享自己读书心得、诊疗经验的形式开展社团活动，内容包括“经义、脉义、病机、药物、方义诸门”，也可提出日常学习医术、诊治患者所遇到的疑问，大家各抒己见，共同寻求答案，阐发新思想[2]119。医学团体的建立提升了医者的自身修养,加强了医师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启发新的治疗思路为患者服务。
1.2 重视树立医德医风 芜湖地方医者心存济世之志，他们认真钻研医技，不辞辛劳地救治病患。芜湖医家潜心研究前人所着医书、勇于创新，如：明代儒医王綖，“能隔垣察病虚实”，善用平素简单易得之物医治怪疾[2]577。其次，芜湖医家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施医赠药之善举比比皆是，如：清代儒医甘昌琳，以“廉惠济人”为己任[2]55，清代的梁琦以济世为念。这些地方医家面对贫苦百姓多有赈济，捐粮赠药，分文不收，医者仁心可见一斑。且这些地方医士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对病患一视同仁。俞子才、袁令德等医者，治病不问患者贫富出身，不计个人得失，深受当地百姓尊崇。芜湖地方名医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堪称德艺双馨。这些医德医风实例对新时代医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处理现今医患关系提供了借鉴依据[4]。
2 医学着作的修撰
芜湖地方医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儒医，文学修养极高，大量的名医、儒医为医书的修撰提供了先决条件。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清代顾世澄所着的《疡医大全》。《疡医大全》又名《顾氏秘书》，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共40卷，现存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达安堂刻本、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癸巳艺古堂刻本、清乾隆四部楼刻本、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庚午敦仁堂刻本等17种版本[5]525。全书图文并茂、分类编撰，引用历代外科名医、名着论述，记录顾氏40年临证经验，汇总验方、秘方共196首，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外证全书[6]。本书虽名“疡医”，但临床各科凡见外证者，均有涉及，治病强调整体观念、内外结合[7-8]。该书被认为是我国古代中医外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总结了历代中医外科学的理论精粹，反映了清代中医外科学的发展水平，在中医外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9]。《疡医大全》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清代医家朱农心着有一部医案医话类医着——《困学随笔》，共13卷，现存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丁酉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5]651。本书汇集诸家言论，记载详实，包含杂述、方解、医案等内容。清代的鲍实，撰有《修篁轩医学随笔》一书，现存1926年安徽兴记同文印书馆铅印本[5]664，鲍实认为中医与西医殊途同归，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据《芜湖县志》记载，除此之外，还有明代陈上印所着的《济世新编》，陈瑾瑜的《试验新方》《医生十劝》，胡邦旦的《元气论》，刘继芳的《怪症表里因》《发挥十二动脉图解》，清代宋筠的《医学正宗》等。芜湖医士将毕生的临床诊疗经验记录在自己的着作中，为现今临床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但这些医书着作因未能出版发行、战争纷起、自然灾害等原因大多散失亡佚，不可谓不遗憾[10]。
3 医卫机构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芜湖的医卫机构主要是以官民合作的方式共同建立。这种具有医卫性质的机构大多身兼数职，总体不外乎防疫、慈善两个方面。医卫机构的建立不仅让地区公共卫生状况有所改善，对维护社会稳定、缓解阶级矛盾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3.1 防疫机构 明清时期，芜湖地区爆发了数次传染性疾病，传染病的类型以天花、霍乱为主，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芜湖地区的传染病发生频率较少、伤亡人数较小，这有赖于芜湖地区防疫措施的建立。我国古代，除了设立地方医学机构和惠民药局保障百姓求医需求外，官府为应对疫病还建立了专属机构，这些机构对防疫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屈一指的当属种痘局。大量古籍文献证实种痘术于明代中后期逐渐成熟并被广泛应用[11]。清政府统治时期的芜湖，天花这一烈性传染病盛行一时。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的芜湖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芜湖当地创建保赤牛痘局，其后，地方乡绅在东门龙王庙另建“牛痘局”，春夏两季免费为居民接种牛痘，芜湖地区的平民对疫病防治有了清晰的认知，普遍接受种痘术。芜湖地区预防传染病的另一常见方法是设置助丧机构来妥善处置尸体。传统医学认识到尸体腐烂后极易引起瘟疫的流行，这些机构通过对尸体的妥善埋葬，客观上减少了尸体腐烂而传播病菌的可能性，达到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效果[12]。清光绪年间，地方名医朱恩、徽商汪守藩等人创设积善堂等机构，“施席片棺木”，并购买田地设置义冢以安葬贫民[2]582。此外，尚建有体仁局、同善堂、复本堂、惜字施棺会、乐善堂等多个助丧机构[13]。
3.2 慈善机构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为湖滩低洼之地，旱涝灾害频发，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和百姓的生命安全。良田被淹，颗粒无收，频繁的自然灾害为平民百姓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明末以来，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呈现增长态势，育婴堂等善会普遍建立，芜湖也不例外[14]。至清代，芜湖的慈善事业得到显着发展，慈善机构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功能完备，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养老、慈幼、救生、助丧、义医、义学等各个方面[13]。芜湖地区义诊施药等慈善行为十分普遍，本地官府、乡绅、商贾、医者等都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其中，建立体仁局、积善堂、广仁局、育婴堂、医学会送诊处等机构，以抚孤恤贫、施医赠药、“贷以钱而轻其息”等方式，以期帮助流离失所、无力谋生之人[2]76。这些地方仁人志士创办的慈善机构，或是直接送诊施药，或是经济上给予帮助，为赤贫提供社会保障、经济支持，使得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助。
但清朝后期，芜湖主要是以民间力量举办医卫机构，缺乏政府领导与财政支持，这些机构多因经费问题而停办，如广仁局便因入不敷出而于光绪十七年关闭[13]。这严重阻碍了芜湖公共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4 中药贸易的开展
芜湖地区因其水系发达、交通便利，两宋时期，便已成为长江沿岸着名的商业城市之一，清末的开埠通商，更是让芜湖成为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城市[15]。芜湖地区的中药商业历史悠久。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吸引了大批商人来芜开展商业贸易活动，药业商人为商讨要务，于薪市街修建了专供举行会议的场所“药王宫”。芜湖本地又有着丰富的草本药用植物资源，如牡丹皮、明党参、延胡索、桔梗，这既为芜湖地区中药材的供应提供了保障，也便于中药贸易活动的开展[16]。安徽许多着名的中药材，如宣城木瓜、潜山厚朴、徽州菊花、岳西茯苓，经过芜湖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17]。据《芜湖市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由芜湖海关出口至东南亚各地的中药材达20个品种，年出口量约为2.4万担（1 200吨），以桔梗、牡丹皮、松香为主[18]707。
历史上，芜湖本地中药店铺数量众多，自有记载以来的第一家药号为“正田药号”。而道光年间成立的张恒春药号，是全市现存最为久远的中药店铺，其自制中成药30余种，与其有业务来往的各地药商超过300家，是国内最有名望的药号之一[18]707。之后，芜湖涌现出一批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中药商号，如王春生、守厚生、王天成、胡恒生、陶仁和国、刘长春、焦同大国、恒裕泰国。这些药号大多集中在长街、北门、吉和街，以前店售药、后坊制药为主要经营模式。此外，芜湖城区沿河路一带的多家南北货栈，除经营各地货物外，也销售部分中药材[16]。近代，随着西医传入中国，芜湖出现了中、西药并售的药号。1912年，张家炳在芜湖的上长街113号开设“太和药房”，西药、中药均有销售，这是芜湖地区有记载以来较早从事西医药品销售的店铺。综合来说，明清时期，芜湖市中药贸易处于鼎盛发展时期，直至清朝末年西药开始占领市场份额，中药贸易始呈下降趋势[19]301。
5 结 语
芜湖地方医学是安徽医学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及中医着作，不仅丰富了安徽医学的内涵、推动了安徽医学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清时期芜湖地区的地方医学教育途径多样，医学学术活动交流频繁，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地方医士，且这些地方医者德艺双馨，志向高洁，堪称“大医精诚”。芜湖医者对医书的撰写颇为重视，擅于总结自己的临证经验、心得体会，为后代学习中医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芜湖地方卫生机构的设立大大提升了辖区内的医卫状况，医疗慈善机构及防疫机构的设立为辖区内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与生命安全情况提供了保障。而中药贸易的繁荣不仅改善了芜湖地区的经济情况，也促进了芜湖地区中医药业的发展。
通过探究史料，我们对这一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有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这对今日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提升医学生、临床医生业务水平，重视医德的培育，严格管控中药品质，支持、鼓励中药产业发展等举措无疑是振兴中医药界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