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爱娇 欧阳镇 (.江西中医学院 南昌33000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南昌330039)
鲁之俊(1911 －1999)，江西省黎川县中田乡人，着名外科、针灸学家。他早年学西医，1933 年毕业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前身)，投入革命后开始从事中医。1954 年任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后兼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北京中医学院院长;1979 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兼中国针灸学会会长;1984年9 月被选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筹委会执行主席;1985 年当选为中国针灸学会名誉会长;1987 年11 月被全体执委一致推选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成为“当代世界的针坛盟主”。魏稼教授在《鲁之俊的针灸学说》一文中称“鲁氏集中医管理学者与针灸学者于一身，执掌我国针灸帅旗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对针灸贡献甚大。”
1 确定针灸学实用性价值
鲁之俊充分肯定了针灸治疗疾病的效用。他在所着的《新编针灸学》前言中写道:“针灸为我国传统经验医学之一，它能解决人们不少疾病的痛苦;对于我们目前尚不能治疗的有些疾病，它能有显着的效用。无论对急性病，对慢性病，一般都能使病家满意，同时还能节省药物，而且在群众中已有高度信仰，在目前来加以研究和整理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的。”［1］魏稼教授对鲁之俊的这一观点非常赞同。他在“鲁之俊的针灸学说”中专门列了一节来谈鲁之俊的“针灸效能说”，明确指出:鲁氏首先肯定“针灸有确效”，并归纳为“三大效能”，一是“调整自主神经”功能(举出针变获效事例加以论证，如针后对“心脏、肠胃可使之兴奋或抑制”，又如针灸可止汗，可调整脉搏，“都明显地看出对自主神经能起调整作用”)。二是“对造血器官之影响”，如白血球减少者，经2 －3 次针灸可增加2 －3 倍;疟疾、淋病、霍乱本为原虫或细菌引起，针后可愈或减轻。认为可能是增强了造血机能与抵抗力以及血球吞噬作用而使病源体得以“扑灭”之故。三是“有消炎止痛作用”，如肌肉神经等炎症针灸可有效;凛疽初期用针灸可治愈;炎症病人白血球升高，针之可使下降、症状消失等。［1］他认为鲁之俊的针灸效能说是重事实的，“《新编针灸学》中特别列出许多针灸＇有显着效果的疾病＇，均是经过反复验证的真实记录，勾画出针灸适应证的初步轮廓，未见于以往文献记载。书后附＇某纵队全年针灸治疗统计表＇，列出26 种疾病的17 514 例患者的治疗统计数据作为佐证，彰显了鲁氏重证据、不尚空谈、不人云亦云的实事求是风格。”［1］而且对针灸效能的不同疗效作了区分，“书中对临床疗效，分别用了‘着效’、‘特效’、‘奇效’、‘治根’、‘痊愈’、‘有效’、‘减轻’等词表述。如称治急性风湿性关节肌肉神经痛、急性扁桃体炎、急性肠胃炎有着效;疟疾、失眠、肠胃痛有特效;夜盲有奇效;有些胃神经痛与三叉神经痛能治根;某些湿疹可痊愈;妇科一般炎症有效等。层次分明，可信度高，与近年来各地验证一致。”［2］
鲁之俊在运用针灸治病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刘伯承为鲁之俊《新编针灸学》出版题词这样说道:“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医学乃为必要之图。鲁之俊副部长在延安研究针灸学，以批判的态度接受其合理部分，试用之有效，旋于中原进军时，治愈军民不少，今复编而为书，亦扩展研究之肇始也。”［2］鲁之俊认为针灸治病有效，而且方便简单。他说:“我们的针灸则不然，它有四百多个刺激点(常用的百余个)，几乎对全身各部都能发生作用，副作用小，设备简单，随时可以施行，它确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医学，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研究和提倡。”［2］他还进一步指出针灸在日本已得到重视，“这门医学在日本很被重视，他们对中国的医学(针灸和药物)有专门的研究，曾出版了不少书籍。可惜过去我们中国人受着半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影响，没有人看得起它。希望今后我们要好好的加以钻研，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和采用，不要再保留牛殖民地半封建的医学观点，忽视了它，甚至抹煞了它。应该把中国古有的医学－针灸和药物－批判地吸收过来，加以科学的整理和证明，从而把它提高到进步的医学上去。”［2］他认为我们应改变对针灸无用落后的看法，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批判其糟粕，同时吸收其精华，以便今后更好地发挥针灸这门古老中医科学的作用。鲁之俊还以亲身经历来证明这一点，朱琏《新针灸学》中称，鲁氏于1945 年在延安向老中医任作田学针灸，并敦促她也从学。随后大力推广应用，疗效甚佳。1950 年，鲁之俊按照刘伯承同志的建议，将其战时所用讲义编着成《新编针灸学》一书出版。《新编针灸学》因其简明、实用而受到读者欢迎，先后印刷5 次，为针灸学的实用性价值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 探索针灸学科学化道路
毛泽东对于中西医的优缺点曾作过明确论述。早在1913 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为此，他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以及“要团结中西医，发挥中医作用”的口号。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鲁之俊主动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技术。1945 年6 月26日，他应延安《解放日报》之邀，发表“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一文，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针灸疗法作了介绍，该报署名评论指出:“这是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成就”。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表彰他的成绩，授予他“团结中西医特等模范”奖。他的行动，对革命根据地西医学习中医起到了推动作用。1950 年，毛主席指出:“大家要向鲁之俊同志学习，他在西医学习中医方面做得很出色。”
为了中医科学化，鲁之俊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针灸学着作。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固步自封、闭关自守，致使中医未能跟上世界医学发展的步伐。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医逐渐受到排斥;至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医几乎沦为被“废弃”、“废止”的地步。加之，中医理论缺少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实验科学的佐证，故而不易被现代医学所接受，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因此，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中医着作就显得尤为必要。邓小平同志在鲁之俊所着的《新编针灸学》题词中指出:“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科学遗产，加以批判接收和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鲁之俊在他的《新编针灸学》中首先一反因循守旧的惯性思维，大胆革新，全部改用现代医学理论以阐述针灸学。他认为针灸治病机理，与现代医学中的神经理论相通，并与苏联最近研究的神经病理学说极为一致。同时他也指出:“一切的疾病皆因神经机能变化所致”，因而他认为治疗目的，就是给神经以一定的刺激，待其功能恢复。由此他最后得出结论:针灸的效能“与苏联的神经病学说相符合”。其次，广泛采用现代医学的名称。他在书中介绍了180 多个刺激点(穴位)，除穴位名称外，全部采用了现代解剖学名称，尤其突出了神经与某些血管分布以取代经脉，并在五幅俞穴图中标明了其具体解剖名称。此外，阐述俞穴作用主治也全部用了西医病名，目的在于使中医针灸学逐步的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再次，他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针刺深度、针刺禁忌和针刺事故等问题。在针刺深度方面，他认为:古籍所载，一般均较浅，乃因不明现代解剖，“害怕伤及重要脏器”之故。而《新编针灸学》中的每穴针刺深度，则根据现代解剖加上临床经验，以及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数增加了深度，如睛明、风府、哑门、背俞等一般刺一寸，大椎则深达寸半，秩边二寸以上，环跳三寸以上等，是对古代针灸学的发展。在针刺禁忌与事故方面，他根据临床案例，分析针胸背过深引起气胸血胸记实，称一患者针肺俞后，胸痛渐增，3 小时后，面呈紫兰色，胸部有压迫感，呼吸困难，听诊扑索音布全胸，“再过3 小时，终因呼吸困难而窒息……是否因刺破肋间动脉，因而出血引起血胸……(无论怎样，这是不懂解剖所致)”。对于鲁之俊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来整理针灸学，魏稼教授在《鲁之俊的针灸学说》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鲁氏着《新编针灸学》一书……特别是大量引进现代医学概念以表述传统针灸，令人耳目一新。把发展针灸引上了一条中西医结合汇通的康庄大道。”
为了探索和加快中医(当然包括针灸学)科学化步伐，鲁之俊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西南时期，鲁之俊就开始宣传和贯彻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利用各种机会走访、求教当地老中医(其中有着名针灸专家叶心清等人)。在他的领导下，重庆市和西南各省陆续成立了中、西医共同参与的卫生工作者协会。1954 年6 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他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方针，办起了全国第一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从全国各地调来76 名有经验的西医师参加学习，这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个创举。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朱德说“鲁之俊同志在西医学习中医方面做得很出色”，他号召党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向鲁之俊学习，切实做好团结中西医的工作。
3 推进针灸学国际化步伐
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针灸学要走向国际化的趋势。1958 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朱琏(即当代针灸学家，与鲁之俊同事)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次汇报后指出:“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来治病。”在其它场合毛泽东也谈到“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鲁之俊对此深有感触，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尤其是针灸学走出国门是一种必然趋势。几十年来，鲁之俊遵循党的号召，默默地做着艰苦的铺路工作，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为我国传统医学针灸学走出国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鲁之俊深刻地意识到，针灸治疗所具备的简便、显效、快捷等特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可以作为中医走上国际舞台的突破口，因此他十分重视中医针灸学的国际交流。他积极倡导帮助外国培训针灸学人才，同时派出本国专家出国弘扬针灸学。早在1956年初，鲁之俊全力支持吸收外国医务人员来中国培训针灸，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针灸所就接待了前苏联保健部德柯琴斯卡娅教授等3 人进行为期3 个月的学习观察;同时，开办了外宾室并为苏联在华医学专家进行针灸培训;同年秋季，朝鲜政府派出4 人医学小组到中医研究院对针灸和其他学科进行为时1 年多的考察学习。1957 年，中医研究院派针灸专家叶心清出国，先后为前苏联部长和也门国王治好顽疾。1975 年，在鲁之俊的支持下，第一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开学，这个学习班常年招生延续至今，现已为世界各国培养输出了近万名针灸医生。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针灸学在国际友好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由针灸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因针灸学所具备的简便、显效、快捷等特点，深受外国医学专家欢迎，很容易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1956 年，印度的巴苏医生在参观鲁之俊领导的中医研究院针灸所后表示，针灸疗法如此简单有效，这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印度肯定会受欢迎。1958 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以伟大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抗日战争献身的柯棣华医生的名字命名的诊所中，巴苏医生率先采用针灸手段为印度人民治疗疾病，因其效果明显、收费低廉或不收费，就诊患者络绎不绝。此后，在巴苏医生的带动下，印度各地纷纷开展针灸治疗，极大地推动了针灸学在海外的传播发展。
为了针灸学的弘扬与发展，进一步走向国际化，鲁之俊积极致力于针灸医学组织的建设。70 年代末，鲁之俊与针灸界部分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针灸学会。自1978 年始，他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1985 年，中国针灸学会升格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级学会。80 年代，为争取针灸学在世界各国的合法地位，维护国际上众多针灸医学组织的团结，他不顾年事已高，辛勤出访，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终于在1984 年促成世界针联筹委会成立。于此同时，在鲁之俊的推荐下，印度的巴苏医生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代表，当选为该筹委会成员。此后，他在力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于1987 年在北京筹建成立了由当时40 余个国家、地区和50 余名团体会员组成的世界针灸联合会，他本人也成为这一国际学术组织的终身名誉主席。
总之，鲁之俊对当代针灸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得到医学界的充分肯定，认为“他发展了一条有着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的中西医结合发展针灸之路，这也是一条实现针灸国际化、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
［1］魏稼，高希言. 各家针灸学说［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72.
［2］鲁之俊.新编针灸学［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6.
［3］胡志方.旴江医学纵横［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