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寰宇,宋咏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济南 250355)
运气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宋朝是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虽然稽考运气学说源流的文献并不鲜见,但宋朝运气学说发展历程及兴盛缘由,仍是目前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学术问题。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梳理历史资料,提出宋朝运气学说的传播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 传承形式由隐秘转向公开
1.1 宋朝初期的医学教育背景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建国初期医疗机构顺承唐制,设太医与翰林医官。但此时太医署并无医学教育职能,国家医师培训体系尚未建立,为了缓解医药人才的匮乏,朝廷多次下旨向民间征召良医,由地方保荐入京考核录用。如太祖曾下征医诏令,“朕每于行事,必法前王,思得巫咸之术,以实太医之署。其令郡国,求访医术优长者,咸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速遣诣阙”[1]。
另一方面,宋朝是道教发展的昌盛时期,帝王对道教极为推崇。道教自古与医学同源互融,道士是医学理论与实践技术创建的重要参与者,其中常有医学造诣精深者在朝廷的招募下脱颖而出。如马志、王怀隐等人。马志初为道士,深谙医理,曾为太宗治愈顽疾而医名大振,并于开宝年间奉敕参与《开宝新详定本草》的校正。王怀隐早年于开封建隆观修道,因医术精湛而享誉四方,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受诏入朝,官至翰林医官使,后奉太宗之命参与编修《太平圣惠方》。接纳道教人士参与官方医学活动,是宋朝医疗系统的一大特色,这为运气学说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1.2 道教人士将运气学说援入朝廷
运气学说历史悠久。周秦时期,我国天文、历法、气象、物候等方面取得了飞跃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古人进一步思考自然现象与人体疾病的关系,促成了五运六气理论的萌芽。有学者考证,运气学说大致形成于西汉末年,是天人宇宙观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延伸[2],自始便指导着医疗活动。魏晋之时,受“王弼扫象”的影响,社会上兴起了排斥象数的学风[3],运气学说因具备以象占验的性质故受到打压,长达500余年隐而不现。唐宝应元年,王冰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黄帝内经》(后文简称为《内经》),着成《黄帝内经素问注》。但唐末至宋初的正史和医学史资料中,五运六气理论未见记载。金权等[4]通过剖析《元和纪用经》《玄珠密语》等四部典籍与“七篇大论”的传承影响关系,勾勒运气学说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辨明运气学说的形成发展与道教密切相关。他提出唐末至宋初期间,五运六气的发展虽然表面波澜不惊,实则以隐秘的形式于道教中传承。
前文提及,宋朝自太祖时期开始从道教中征用医家,他们不仅为贵族权臣诊病、参与编修医籍,还兼任医学人才培养的教师,因此,在道教中秘传的运气学说自然被带入朝廷。庆历四年(1044),太医局按范仲淹的建议,请尚药奉御孙用和、赵从古两位医师为医学生讲授《素问》《难经》。赵从古曾撰写《六气天元运气钤》阐发运气学说,并向朝廷进献《五运六气图》作为教学的辅助教材[5]。
另有《邵氏见闻录》记载,民间医家郝允年少时偶遇一黄衣道士,得授医术与六元五运之学,能观天象、察地纪,预判民众易患之疾,后将其学悉数传予弟子赵宗古。赵氏从民间应召入朝后,曾将此法绘成图上呈朝廷[5]。可见五运六气理论在这一阶段经道门之人援入朝廷确属无疑。
综上可见,随着民间医家应召入仕,运气学说的传播不再局限于一门一教之中,逐渐面向世俗,至庆历年间,在官方教学中已有运气学说的相关内容出现。
2 正典地位的确立及基本理论普及
2.1 运气七篇成为钦定医经
宋代运气学说发展传播的第二个阶段,自林亿新校正《素问》开始。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提出,时行之《素问》《针经》当为《内经》一分为二,此观点被古今学界广泛接受[6]。《素问》9卷,合计81篇,在传承过程中有所亡佚,唐宝应年间流行的版本多为8卷,其中缺如运气学说的相关章节。太仆令王冰少时倾慕道学,热爱医药,曾在机缘下获得“张公秘本”,即运气七篇。经过深入研究,王冰将七篇大论补录于《素问》之中,又对原书错简、重复、谬误之处进行修订校注,为《素问》的保存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
及至赵宋,朝廷十分重视《素问》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将《素问》的修习水平作为选拔医工的重要依据,太宗时期,《素问》与《本经》《难经》同为医师考核的主要内容。二是重视《素问》的校正工作。据《玉海·天圣校定内经素问》记载,宋廷曾于天圣四年(1026)、景佑二年(1035)两度校勘《素问》。三是在官办医学教育中重点讲述《素问》。庆历三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设立太医局。隔年上奏仁宗,提出加强医学理论讲习的重要性,《素问》即被列于重点讲习的书目之中[7]。
嘉佑二年(1057),韩琦有感于前世医书世本讹误,遂上书仁宗,建议重新校正刊行,以正本清源。于是仁宗诏令掌禹锡、林亿、高保衡等成立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官方医书校正机构,推动了当代医疗知识的传播,并为后世医学发展保留了珍贵的资料[8]。校正医书局将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列入校定“八书”之一,经林亿等校定后,即成定本,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宋以后迄今,别本皆相继而亡,此本成为了《素问》的唯一古传本[9]。
林亿新校正时,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尚且存世,林亿等人却选定王冰次注本为校正底本,其中缘由与仁宗朝重视观天候气之学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帝王都秉持天授君权的思想,重视观天候气、编历授时的历法推步之学。宋代帝王亦是如此,仁宗继位后更加关注“天文休咎”“候气钟律”之术,自景佑元年(1034)开始,先后多次御撰以至诏敇编纂天文、律历、五行类文献。景佑三年(1036)曾下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律之人”[10]。运气学说正是来源于古人对日、月、星宿等天体运动以及对生命影响的观测记录[11]。运气七篇中包含了天文、历法、气象气候等丰富的内容,与当时朝廷的学术价值取向十分贴合,加之其基本理论在医学领域已有传播,虽然林亿等怀疑七篇大论并非出自《内经》,但十分认可其中的学术价值,于是将之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运气七篇成为了钦定的正统经典,为后期正式进入官办医学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2.2 名家儒士的推广普及
林亿新校正历时约十年,至治平二年(1065)颁布,刊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运气学说在医家中的传播并不广泛,精通五运六气的医家尚属凤毛麟角,但名家儒士对运气学说的关注则有了快速提升。
元佑年间,沈括撰着《梦溪笔谈》,书中提及“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12],明确指出五运六气之术符合天地生化之道,可以此预判自然气象变化,进而推断疾病邪正盛衰,实为医者之必备基础。沈括本人亦通晓运气学说,曾于神宗熙宁年间准确预报降雨时间,令世人大为赞叹。由于沈括博学多识,身居高位,他对运气学说的肯定既代表了当时社会权贵的观点,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士人对五运六气的认识。随着名家儒士对运气学说的关注,“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影响了运气学说的传播趋势,阐释运气理论的普及类文献应运而生。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当属刘温舒的《素问运气入式论奥》。
刘温舒,生卒年月不详,曾于北宋元符年间在太医学任司业一职,主要着作为《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全书共3卷,分31篇(或言终篇“五行胜复论”为附加,记为30篇),附29图,并收入《素问》遗篇之“刺法论”。该书立足于《素问》运气七篇,参考王冰的注解与《玄珠密语》,由五运六气之基本格局入手,逐步深入探究天地万物气化之道[13]。书中图文并茂,纲举目张,通俗易懂,备受朝野各界推崇,对运气学说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评价道,这本书是宋朝医书最早言论五运六气者,“从此运气之说便盛行了”[14]。
3 正式纳入国家医药管理体系
3.1 成为国家医考的必修内容
宋朝官办医学教育始于仁宗庆历兴学,自开办之初,就非常重视《素问》的学习。嘉佑二年,校正医书局成立,将王冰《黄帝内经素注》列入校定“八书”之一,治平二年林亿新校正颁布后,运气七篇成为医学教育必读之物。但直至哲宗时期,运气学说的实践意义尚未彰显。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后,崇尚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推行天运政治,大力兴办医学教育。于崇宁二年(1103)设立中央医学(太医学),与太学同级并列,并在全国州县设立地方医学。太医学分成大小方脉、疡科、针科等科,皆以《素问》为必修内容,且补试(即入学考试)明确要求,考题“大义三道,内必有运气一道”[7]223。州县医学的补试也有类似要求。由此,运气理论已上升为国家官办医学的必修知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南宋。
政和八年(1118)徽宗亲撰《圣济经》,以探五行之赜、明六气之化、发《内经》之旨。随后诏颁天下医学校,将其作为北宋官方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同年九月,又颁令中央和地方医学校授课依照《圣济经》出具试题,而五运六气正是《圣济经》的重要内容。同期,徽宗还下诏征收民间医家验方,结合内府所藏医方整理编纂《圣济总录》。此书非常重视五运六气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性作用,开首二卷为运气篇,绘有运气图式,按《素问》运气七篇大论所载的六十甲子气运推演规则,分析每年的气运特点、主客胜复、物候变迁、民病证候及五味宜忌。《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刊行及其在医学考核中的指导意义,直接表明了统治者对运气理论的推崇态度。
3.2 参与国家民政治理
徽宗不仅重视运气学说在医学领域的推广,并开创将《内经》作为道经之一列入国家官学的先例。根据《宋史·志·选举三》,宣和元年(1119)徽宗亲自阅览考试卷宗,择取深通《内经》者,径直升为第一[15]。而《宋会要辑稿·选举七》记载,是年科举殿试题目所考内容源出《内经》,如“今岁戊戌,赫曦之纪,太阳主之,太过之年,过与不及相为终始,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然五者相生相克,相沿牙继,高下之相召,升降之相因,其变不穷……”[16]正出于《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等篇章。虽然太学中治《内经》之举至宣和七年(1125)不再复行,但留下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此外,徽宗推行运气理念融入生产活动。自政和七年(1117)起,朝廷诏令每年十月颁布次年运历,逐月公布月令。根据相应时段的运气特征指导民众生活起居、饮食宜忌和药物采备。如政和八年的运历,“是月,少阴火之位,客气阳明燥金,为清化……是月也,大凉复至,火气遂抑,民有气郁中满之疾……以酸补之”[17]。由于朝廷将运气学说纳入了官学,并以此指导国家治理,极大地带动了社会各阶层对运气学说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社会贤达、名士儒生对运气学说的研习,进一步推动了运气学说的普及与应用,从而成就了宋朝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最突出的特点。
4 从理论模型到实践应用的探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南下攻打北宋。次年四月,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由于北宋皇家书籍、图册、书版等为金朝所掳[18],特别是《政和圣济总录》的传播,带来了北方地区运气学说的盛行,促成了金元时期医派林立、百家争鸣的胜景[19]。
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设太医局,医学教育的规模有所缩减,但考试制度仍沿袭了徽宗时期的部分形式。考卷样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中,“运气”作为六大题型之一,列属各科的必考内容。且考验经文熟知程度的“墨义”、与医理认识水平的“大义”,亦多涉及五运六气内容。再者,举例病案分析的“假令”题型,要求结合当下时令特点作答。样题中还包含针对运气特点、择取药味拟方的考察,并誊录附子汤、升麻汤、厚朴汤等按“正一辅二”比例组合的小方。方中医理尚待发明,但不失为南宋运气学说在医学实践化上的探索。此外,南宋末期,儒学大家王应麟将五运六气纳入儒学六经,充分肯定了运气学说的价值,对推动运气思想流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20]。
随着宋室南渡,既往北宋对运气学说的大力推行,也影响了南宋医家的学术思想。他们从辨证、定法,到备方、施药,将运气理论逐渐融入临床实践,医家名士在临证中反思,在反思后革新,推动运气学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临床实践层面的取得了突破,其中造诣最精的当属许叔微与陈无择。
许叔微生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真州(今江苏仪征市)人。因孝习医,精通《内经》《伤寒论》,青年时已享誉江左。他在《普济本事方》中首次将中风类疾病定位在肝系,完全符合运气学说风、木、肝对应的理论框架[21]。在《伤寒九十论》中引用《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气运理论分析己未岁“伤寒暴死案”,指出己未为太乙天符年,气运因素是病患暴死的主要原因。分析大承气汤治疗戊戌岁“刚证”,立方用意不在通腑导滞,而是调治阳明金气,从而恢复五运平和[22]。许叔微将运气学说用于疾病的诊断与预后判断,从气化角度分析方药特点,是运气学说实践化发展的一大进步。这早于金朝刘完素的论说数十年,更加证明了南宋医学并未将运气学说拒之门外。
陈无择生于南宋绍兴元年,是永嘉医派的创始人[23],承《内经》《金匮要略》之旨,阐发“三因学说”,着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该书“卷之五”列“五运时行民病证治”“六气时行民病证治”等篇,收载16首运气方(10首天干方、6首地支方)将运气理论贯穿病因病机、组方化裁的始终,为运气学说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典范,这一创举大大增强了运气学说的实用性[24]。龙砂医派将此16方单独抄录,后由清代缪问注解流传,名为《三因司天方》。近年来,这16首方剂被越来越多的中医工作者关注,相关的临床验案也屡见报端。
5 结语
宋朝运气学说的兴起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开国之初,从民间招募的道教人士与草泽医将运气学说带入朝廷,实现了由道教秘传到公开传播的转变。至仁宗朝,推行天运政治,崇重观天候气之学,影响了文献编纂的学术取向,致使校正医书局将王冰次注本列入“八书”之一。沈括等名家对运气学说的肯定,助推了运气学说在医界传播。徽宗对运气学说的重视达到了极点,不仅将其纳入医学教育与考试体系,还引以指导国家治理。许叔微、陈无择等临证大家突破理论桎梏、紧密结合临床,共同推动运气学说进入实践化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