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日本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饲育》《万延元年的足球》等。2023年3月3日去世。 2023年3月13日，一条让人伤感的消息传出：88岁的大江健三郎已于10天前去世。
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大江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大江先生是世界知名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反映了日本社会良知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对客观历史的捍卫和对人类和平的追求。大江先生曾多次访华，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大江中文作品的主要译者许金龙。通过回忆，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有热血、有遗憾、对中国饱含深情的日本老人。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干的”
在许金龙眼中，大江有着嫉恶如仇的个性，强调独立、自由和平等，一向对民众和弱势群体充满柔情。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受此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造成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最严重的核事故。日本政府对内欺骗民众，对外遮遮掩掩，对核泄漏的危害避重就轻。
时年76岁的大江听到消息后，既担忧又愤慨。许金龙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大江先生早在2000年时，就看到了日本政府的核野心，此后一直在为呼吁日本人民的觉醒而奔走。”
2012年10月13日，大江发起废核运动，与日本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示威游行。千代田区集中了东京的首都功能，是日本政治、行政和司法中心。大江亲自在街头呐喊，让不少右翼政客恨得咬牙切齿。
许金龙感慨：“大江先生每次参加反战、废核活动时，日本右翼就派流氓混混到大江先生家门口大喊大叫。”但他们的无耻行径并未挫败大江的斗志。他和妻子相濡以沫，在与右翼的斗争中彼此扶持。
2006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邀请，大江第五次访华，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许金龙说：“参观时，大江先生受到了严重刺激，昏厥过去，后来是被大家搀扶着出来的。”
那天晚上，组织方出于对大江身体的考虑，建议取消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面会，但被他一口回绝。再三协商后，他终于同意晚到一个小时，“但早退半小时，我可保证不了”，结果一聊就聊到了深夜。
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是臭名昭着的右翼，听闻大江频繁访华，对他有残疾的家人打起了坏主意，通过决议取消了残疾人的年金（补助金）。
大江的儿子光患有先天性头盖骨发育不全，脑组织外溢，在脑后形成一个大瘤。光出生时，医生对大江说：“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
1964年，大江写下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怪物阿贵》。两篇小说出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生下一个可能终生残障的婴孩，是逃避，放弃，还是扛起责任？最终，大江健三郎扛起了责任，并把这种责任扩展到全日本、全世界的福祉上。
最终，光长大后并没成为植物人，但仍被病情折磨着，领取政府发放的残疾人年金。石原慎太郎忽然取消了年金，让大江担忧不已。他对许金龙说：“我不怕死，但我死后，儿子该怎幺办？”
为此，有朋友提议，凭大江在中日两国的影响力，靠着名气挣快钱不是问题，可大江一听便说：“违背我人生准则的事，不做也罢。”
闻着茉莉花香，见到了毛主席
1935年，大江出生于日本四国。他的家境还算殷实，每逢过年，父亲大江好太郎就根据村里传统，边喝着酒，边给上门来的小孩发钱。
1955年，大江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读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也对日本民众被美国欺压的现状愈发不满。大江参加了被称为“安保斗争”前哨战的“砂川斗争”。这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日本民众反对美军扩建军事基地的群众斗争，也是日本社会在战后迎来的第一场大规模反战运动。
1959年3月，24岁的大江毕业。1960年1月19日，日本政府与美国正式签署经修改的《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宣称“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个所谓的“远东”是指“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中，大江受老一辈作家的邀请，随团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争取中国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在机场与新婚3个多月的妻子道别时，大江如此说：“日本没有希望了，不要生孩子了。”
这一年6月的某一天，在上海的大江被告知即将见到一位重要人物。洗漱完毕后，他闻着院子里的茉莉花香，来到了毛主席所在的会客厅。那次受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令大江终生难忘。回日本后，他不仅为日本民众的权利奋斗了一生，还始终保持着在家中放一束茉莉花的习惯。
访华期间，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了文章《新的希望之声》。他在文中写道，日本民众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民众发誓永远不辜负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大江还在一篇题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讯稿中表示，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中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
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大江对前来迎接的妻子说：“还是生一个孩子吧，世界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没有鲁迅就没有大江健三郎
2009年1月16日，北京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人们突然发现，在此走访的大江不见了。一番寻找后，大家才发现，这位74岁的老人蹲在一旁，泪流满面。
在鲁迅博物馆观看鲁迅手稿时，大江匆匆看了一眼就立即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事后他解释说，看到鲁迅雕像时触景生情，既有回忆也有感慨。
在大江的印象中，父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母亲早年也是“热爱中国文学的少女”。大江10岁那年，日本战败投降， 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颁行，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村子也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母亲把封存多年的、曾属于“敌对国文学”的《鲁迅选集》从小皮箱取出，送给儿子。大江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在笔记本上，“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1955年，大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他把处女作拿给母亲，母亲看后却失望万分 ：“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你这算是怎幺回事？怎幺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当晚，大江回到东京，在夜行的火车上读完了《野草》。他决定重新开始，“写母亲说的那样的小说”。
1994年10月，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那次获奖演说中，他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面对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他在报纸上公开撰文，说自己无法接受这项“国家荣誉”，而且“关照了妻子，就是在我死后，也不要与此类事有牵连”。
一生都在为反对军国主义而战的大江，将自己的写作与世界重大问题交融在一起，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
2004年，大江与加藤周一等8位左翼文化人结成“九条会”，开展保卫和平宪法的活动，引发巨大轰动。5年后，挚友加藤去世，写作又遭遇瓶颈，近乎抑郁的大江在鲁迅博物馆的庭院里，默默朗诵了一遍先生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如今大江先生离世，但他留下了大量的小说、随笔与演讲集。跟随他的视线，人们打量着过去的日本与过去的世界。在日本年轻一代中，有人已经淡忘了关于战争的记忆。近年来，日本右翼政要不断推动突破和平宪法、扩充军力，已经引起人们的警惕。正因如此，当大江走完反战一生，人们更感觉惋惜。他以巨大勇气反思战争，用文学的力量维护和平，为世界留下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