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云
“压力”“封控”“增长乏力”，回望2022年，不少企业给出了这样的回应。由于疫情反复对供需两端造成冲击，多项经济指标走弱，不管是互联网大厂，还是生产制造业，都渴望尽快越过寒冬，探寻信心和增长点。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不少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投入并没有缩减，反而逆势增长。
过去一个月里，《中国新闻周刊》和不同行业的企业家进行了深度对话，梳理了2022年企业履责过程中的责任共识和路径变化，在盘点这一年经验与挑战、难点和亮点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企业的韧性，也看到了信心。
对于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负责人黄彬来说，2022年是特殊的一年。受疫情影响，阿斯利康从2017年起就积极推进、原计划每年举行30场的“健康中国行”活动只举行了7场，他本人的出差计划也一再受阻。
据黄彬介绍，这个项目已走进了21个省区、50多家医院，惠及患者1.5万余人。尽管2022年有很多困难，但他对履责工作依然不乏信心，“今年的公益活动因为客观因素受到影响，但出现困难时，企业更需要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在他看来，阿斯利康的社会责任工作是一个系统化的传承，因此公司的投入并未因疫情困扰而缩减，反而逆势上升。黄彬表示，阿斯利康接下来将会继续投入资金，与基金会合作，加大乡村振兴领域的履责力度。
“企业自身发展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有条件或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到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关联。”黄彬坦言，企业加大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对提升员工归属感非常重要，尽管对于社会责任的投入有成本，但阿斯利康对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阿斯利康不是个例。面对不确定性，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除了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不少企业也在通过重塑组织架构来完善社会责任机制，加大履责力度。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超三成互联网平台企业设立了社会责任工作执行机构。例如，腾讯集团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阿里巴巴在董事会层面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在明确组织架构的基础上，企业也借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ESG报告强化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近三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报告的披露数量和披露比例均持续增长。截至2022年6月30日，A股和中资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约2370家，平均披露比例超过40％，其中A股报告披露比例首次达到30％。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组织架构优化和沟通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理念、行为规范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更加清晰，履责力度也在加强。
以腾讯公益为例，2022年“99公益日”，腾讯公益通过全民共创的公益交互机制吸引近6000万人次参与，小红花捐赠总量超过1.82亿朵，为历年“99公益日”最高。
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往往意味着收获更好的经营环境和更多的资源支持。从实践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最终会以品牌形象、资本投资等形式获得反哺。
事实上，从履责实践来看，当下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企业经营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企业寻求全新发展空间的突破口。在多方实践探索中，不少企业的履责脚步迈得更深更远，他们的视线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乡村。
“2022年我在对贵州乡村振兴的调研中发现，许多公司主动参与支农、助农、富农的经营活动，包括互联网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也成长壮大了起来，甚至成为行业的龙头。”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郭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尽管新冠疫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但在更广袤的乡村地区，依然有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产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
这种溢出效应，不仅和企业发展相契合，也借助新的生产要素产生额外的社会价值，对乡村形成反哺。
乡村振兴成为企业履责“新战场”。图/图虫创意
四川省安岳县锣鼓村特产优质青柠，但当地农户受困于种植技术和产品销路，迟迟发展不起来。2019年，百威中国和当地政府合作，投入资源改造农田，提升种植技术，并收购产品形成产销闭环。当地一位农户反映，一亩青柠的年产量有2000斤左右，一斤能卖3.5元，去年实现收益30多万，比之前翻了不止一番。
“这两年村民整体收入提升，青壮年也开始回乡。”百威中国企业事务副总裁朱江柳表示。2022年，百威中国进一步扩大产能产量，青柠比上一年度增产33％，品质提升下，受到采购商的青睐。
产业凋敝和留守人群，一直以来是乡村痼疾。企业下乡把农产品纳入产业链，形成一个覆盖生产、培育、销售、品牌的闭环，并链接市场需求，带动当地产业振兴，产生扶贫助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乡村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才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技术融入乡村，乡村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生产流通和乡村基层治理多个维度赋能乡村振兴。
2022年，随着“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普及，更多“新农人”加入直播行列，不仅带动农产品流通加速，助力村民致富，也丰富了城市的农产品供给。有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商城带动的农特产销量同比增长了527％，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也发掘和扶持超过100位幸福乡村带头人，覆盖27个省市地区，带动16个地方特色产业振兴，产业发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半径，增加交易规模，把它们从原来的熟人社会卖到陌生人社会，是当下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和机遇。在他看来，包括短视频和直播的互联网平台刚好解决了乡村和城市、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的问题。
此外，数字化工具和平台也在持续赋能乡村基层治理。在湖南新化县油溪桥村，村支书彭育晚用15年时间把一个脏乱差穷的“空心村”变成远近闻名的“亿元村”。他独创的“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有效激发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生产和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了进一步推广这一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腾讯为村团队将这套管理办法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目前，这套小程序已在全国28省超过3000个村庄广泛应用，服务村民超过86万人，成为了村民们的“OA系统”。
事实上，不管是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扶贫助农，还是助力乡村基层治理，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到自身业务模式的某个环节，让农民成为利益相关方，也让乡村成为和企业紧密关联的社区，在商业价值之外，发挥出一定的社会价值。这种聚焦社会层面的履责模式也是ESG体系关注的重点 。
“ESG是未来最大的趋势。”原招商银行行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团主席马蔚华表示。
作为脱胎于社会责任投资、更加具象化的责任界定和评价体系，ESG已经在国际社会经历了长期发展，且持续升温。而在中国市场，ESG仍经历着渐变式演进。
2013年，港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搭建起港股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沪深交易所也迅速跟进，奠定政策基础。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有责任披露ESG信息，从监管层面对上市公司提出要求。
监管层面的要求直接催化了中国市场的“ESG热”。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8月，共有1450家公司发布独立ESG报告，相比2021年，上市公司披露率上升4个百分点，达31％。在资本市场，超四成基金管理人参与到权益类ESG公募基金投资。
“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为了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应当融入企业经营决策，而不应当视为与经营主业相割裂的附庸。”尚福林表示。
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也在采访中指出，当前我国ESG体系建设快速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务院国资委将努力推动中央企业为我国ESG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ESG实践中发挥“国家队”“主力军”作用。
2022年，蒙牛在MSCI ESG评级中从BBB级跃升至A级，并在“央企ESG·先锋50指数”中排名第一。根据蒙牛覆盖环境、社会、管治的“GREEN战略”，蒙牛的ESG行动包含可持续的公司治理、共同富裕的乳业责任、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负责任的产业生态圈、营养普惠的卓越产品等15大议题和28项行动，涵盖总计178项可持续发展指标。“蒙牛能够实现全链条绿色共生，得益于完整的ESG体系。”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坦言。
除了国企，其他所有制企业也在积极布局ESG。2022年，APP（中国）首次发布ESG报告。报告显示，APP（中国）累计环保投入超过135亿元，用于自营林业、清洁能源、绿色工厂科技创新，27.09万公顷自营林已累计吸收二氧化碳4239.51万吨。
“面对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系统，ESG恰好提出了一个综合标准，能够切实提升企业的韧性，也让企业的发展助力社会的进步。”APP（中国）副总裁翟京丽表示。
当然，ESG的良性发展不能只靠企业发力。马蔚华认为，一个新理念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来发展。这也意味着，推动ESG需要社会形成合力，制度、监管、第三方评级、社会监督，缺一不可。从现状来看，ESG的发展仍待完善：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E、S、G三个评价维度需进一步平衡，监管层面需统一政策框架，ESG的本土化进程仍是重中之重。
“ESG理念起源于国外，而中国ESG体系建设在探索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同时，更应当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与本土特点，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出中国声音。”尚福林说。
事实上，ESG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履责框架，企业社会责任落地更加专业化、标准化，面对的责任议题也更加多样化。
在不同议题之间，企业的履责模式也在求新求变，力图通过不同的资源组合更加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已经完成从“应不应该履责”到“怎样履责”的认知转型，正转向更具创新意识的履责探索，并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化模式。
例如，一些企业选择在自身业务基础上设置专业的责任平台，以联动更多利益相关方和公益力量。
泰康保险集团发起设立的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就是希望用公益力量应对老龄化挑战。在履责模式上，基金会以多方联动为主。针对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基金会面向全社会征集专业机构的养老解决方案，并向入选机构提供资助，以赋能专业机构发挥所长，帮助需要特殊关照的老人。
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应惟伟表示，溢彩公益不只是简单的捐赠，而是一个开放、共建、共享的平台，带动了高校智库、社会组织、泰康员工志愿者等爱心力量广泛参与。
另一方面，有些企业注重“术有专攻”，在发挥自身优势之余，借助专业公益力量回馈社会。
阿斯利康在中国的很多公益项目都会交给资质良好的基金会去做。黄彬坦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基金会对一线工作更加了解，负责具体的管理和实操，阿斯利康每年对公益项目进行年度审计，确保合理执行。
2022年5月，在全球43个湿地城市之一辽宁省盘锦市，宝马中国联合当地政府以及公益组织启动“BMW美丽家园行动”项目，对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一揽子资助计划，捐赠动物救护车，建设生态观鸟屋，向中国科学技术馆和盘锦湿地学校捐赠课程，并联合清华美院，发布以当地珍稀动物为主题的文创作品。
对此，宝马集团大中华区企业事务部副总裁孙玮表示，在“BMW 美丽家园行动”中，宝马联动政产学研各界力量参与其中，有效放大了生物多样性公众教育普及的成果，创造的社会价值更大。
其实，企业不管是和专业化非营利组织合作，还是投入资源建立公益平台，都是打通责任边界、探索跨界合作、放大社会价值的方式。社会责任的长远发展，除了商业向善的信念，还需要创新意识和专业化路径。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汇聚企业、平台、社会组织、公众的“百家争鸣”。这样的多方联动，不管具体方式如何创新，其内核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责任背后所坚持的长期主义。
在和众多企业交流的过程中，不少负责人纷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负担，而是企业的机会和能力，履责也不再是一时之举，而是企业的长效行为。
对于捷豹路虎中国公共关系与传播执行副总裁王燕来说，她在2022年的难忘时刻是一场开学礼。当她站在云南昭通巧家县草皮地村捷豹路虎希望小学，看着孩子们在崭新的运动场开心地奔跑时，不禁回想起8年前昭通地震后学校那几间摇摇欲坠的临时校舍。捐赠500万元兴建校舍，联合支教NGO配备师资，给孩子们补充营养早餐……履责8年，王燕觉得，做公益同样需要长期主义。
“一家好的企业应该是有韧性的，是能够以更长远的眼光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方向。社会履责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负担，恰恰相反，是企业发展的机会。”王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从基业长青到工匠精神，长期主义一直以来都被放在企业经营的视角，来审视企业治理是否健康。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更离不开长期主义。
稳健医疗董事长李建全对棉花“情有独钟”，十几年来产品坚持只用棉花一种纤维。尽管成本比其他纤维高好几倍，但他没有想过改变，这背后其实有着他的责任考量：相比传统纱布，棉花制成的无纺布品质更佳，且棉花整个生长周期内的碳吸收量远超过碳排放量，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地沙漠化，对于“双碳”战略意义重大。
2022年，稳健医疗正式提出了自己的“双碳”目标：2027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艰难但正确的目标，只要全体人员力出一孔，我们有信心实现。”李建全表示。
不管是在精准扶贫中央企扶贫队伍的长期驻守，还是互联网大厂对于下沉市场的持续帮扶，还是外资在华企业扎根基层，都是坚持长期主义的体现。而这种长期主义终究会反馈到企业的整体经营中。正如尚福林所说，责任并非毫无回报的奉献。
回望2022年，企业社会责任一路走来，可谓笃行致远。面对相对艰难的经营环境，企业履责逆势前行，并在乡村振兴领域寻求新的突破；既在ESG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进程中上下求索，也不忘多方联动，求新求变。而这背后，归根结底是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坚守的长期主义。
当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市场的起源和发展时日尚短，我们仍需关注其发展中的不足之处：有些企业的履责实践和信息披露自主意识不强，更多是因为政策要求和监管压力；也有企业把社会责任作为公关宣传的工具，并未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还有企业自身治理水平和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企业履责力有不逮。
应该看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理应在可持续发展和共享价值的理念框架下，为企业履责创造更合理的市场氛围和制度环境。
从弗里德曼“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的论断，到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构建和完善，再到社会责任投资和ESG的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在市场大潮里一直在更迭。这背后，既是企业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型，也是企业公民对于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关系的重新考量。
当下，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国内经济复苏迎来拐点，广大企业无疑成为2023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企业履责也面临着新的场景。2023年，哪些责任议题会脱颖而出，企业社会责任又将向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