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

曾任哥伦比亚财政部长

20国集团（G20）峰会将于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在此之前，有许多关于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合作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尽管其中的许多议题被首次提出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例如，2011年法国就提出推动货币改革），但是受欧元区危机所累，如今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或许才刚刚成熟。

今天的全球经济到处充斥着不确定性。近来，前后矛盾的经济数据又增加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疑虑。日本的经济数据甚至更为飘忽不定。欧盟则不仅经济复苏疲软依旧，而且还有可能失去重要的成员国英国。

与此同时，新兴世界同样正在经历急剧的经济下滑。中国也不例外，且存在巨大的经济风险，许多人担心中国的衰退或许将比最初料想的还要严重。这种情况已经促使很多人将资产向外转移，给人民币造成了极大的下行压力。

这一局面的出现还凸显出今天的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汇率。

从2014～2015年欧元贬值，到美联储释放加息的信号后美元下跌，再到近期英国退欧公投触发的英镑贬值，世界主要货币在近几年里的表现可谓是一塌糊涂。对此，有人甚至提出了竞争性贬值的说法。

当一国的政策变动会波及全球经济时，强化合作对增加全局稳定性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实际上看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旨在促进宏观经济合作的倡议一直在进行当中。譬如，G20峰会发起了“共同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基于共同接受的指标对成员国进行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也得到了强化，该组织落实了一套聚焦主要经济体的新的多边监督工具。据称，这些改革促成了历史上最周密的多边宏观经济合作体系。

然而，20国集团内部仍然感到极难实现2009年达成的目标，即“共同实现更强劲、更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全球增长”。一个最显着的障碍是，无法强迫一些财政盈余的经济体采取刺激增长的政策，以抵消财政赤字国家的经济调整所带来的衰退效应。

这种失败在欧元区或许表现得最为显着，即便在赤字国家经历大规模调整时，德国和荷兰也未能降低盈余。结果，欧元区从2008年在总体上拥有赤字，如今发展成一个主要的盈余地区，这一冲击让全球的总需求减少了约1%。

很显然，宏观经济合作必须变得更为有效。然而，近期的汇率波动性显示，即便如此，也不足以稳定全球经济。除此之外，货币改革也是必须的。

货币改革必须包括重新考虑美元在塑造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巨大作用。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并最大程度地利用曾经创造的唯一的全球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不是更加合适吗？

建立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将带来深远的利益。它允许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主要经济大国享有铸币税，即创造货币所带来的收益。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很久以前就建议，该组织可以通过创建特别提款权而为其项目融资，从而避免了为保证信誉或提高成员配额所需的繁琐的谈判过程。

特别提款权能够支持发展，比如，可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更大的比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需求更大。

中国作为G20本届轮值主席国，可能成为该组织启动这一转变所需的动力。大约在7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是首批质疑美元地位的人士之一，并且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并努力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的这种努力在2015年迎来了转折，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除了推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中更积极地使用特别提款权以外，政府还可以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另外，私营银行也可加大这一货币单位的使用，就像一些欧洲银行曾用所谓的欧洲货币单位来帮助欧元铺路一样。

G20中国峰会是增进宏观经济合作和推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增长，国际社会不要错失这一推动问题解决的良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