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兵 王煜
儒家思想产生和成熟于我国历史上的小农或自然经济时代，其时人们安土重迁，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念体系。在高扬理性主义旗帜的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的深入发展，传统价值观念虽然受到了挑战，但在面对各种现代性危机时，人们却又似乎愈发怀念起了其中的种种美好。
自20世纪80年代“国学热”兴起以来，传统儒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儒学中的诸多重要价值观念经由历史长河的淘洗淬砺，再经过今人的去粗取精，撷英咀华，在新的时代仍能熠熠发光，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建设、人们的心灵陶冶都具有积极意义。
仁爱
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孔子释“仁”为“爱人”（《论语·颜渊》），认为“仁”的外在表现或实践就是爱人。这个“人”不仅包括他人，也包括自己，如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自身的爱护。当然，儒家主张“爱人”，这个“爱”是有“差等”之爱。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主张爱人首先从爱父母亲人开始，然后推及他人，再由人及物，关爱整个世间万物。这个有“差等”主要反映的是“爱”的轻重缓急与实施次第，恰是人的自然表现。
人类与父母至亲之间的爱是建构家庭以至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若“亲亲”之爱都不能有效维护，又何谈对他人及世间万物的爱？有“差等”之爱并非不爱，其与西方社会在基督教影响下主张的“博爱”并无本质区别。实际上，《弟子规》中就明确说道：“凡是人，皆须爱。”所以，儒家的“仁”就是“爱人”之道，只要人与人之间都能做到真诚地彼此尊重关爱，人类就自然能够结成一体，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应对危机，共谋繁荣发展。
诚信
《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将“诚”视为“天道”的本质特征和“人道”的行为要求。那幺，“诚”的内涵究竟是什幺呢？宋儒朱熹指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集注》）他认为“诚”是“真实无妄”的意思，是天道或天理（也包括天理之在于人者，即人性）至真至善的本来面目，又或者说，“诚”就是对天道或天理与人性的绝对真实的呈现。这一说法在历史上广为人们所接受。可见在儒家这里，就个体德性而言，“诚”应是一种源于天道的美德，其典型表现乃是人对自我善性的完全忠实。
至于“信”，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将其视为人之为人的重要品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何为“信”？孟子曾专门作过解释：“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宋儒张载对此进一步引申道：“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也指出“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就是“信”（见《孟子集注》）。所以，在儒家看来，“信”是人对于天赋之善性的真实持有和坚守，与前述之“诚”是一体相通的。实际上，早在汉代儒生便解释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白虎通义·情性》）因为要做到“信”，必然要以“诚”为基础，唯有忠实于自己的道德本性，不妄言妄行，才可能真正做到诚实守信，而诚信实乃维系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价值纽带。
和谐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文化也被称为礼乐文化，《论语·学而》道“礼之用，和为贵”，《礼记·儒行》中也强调“礼之以和为贵”，说明儒家传统礼乐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和”，用今天的话说大体就是和谐。关于“和”，按照《国语·郑语》中的记载，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曾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大意是说，“和”是指异质事物之间的调和互补，唯有“和”才能生育万物，而“同则不继”，“同”指的是同质事物的简单叠加。
用在人际交往中来说，就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指在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与主见的情况下还能和衷共济、齐心协力的人才是君子，而只是放弃原则地简单附和却毫无实质性贡献的则是小人。唯有前者才能确保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后者只能构成乌合之众。因此，在今天的社会上，无论人际、民族之间有着什幺样的差异或分歧，在交流合作中也应做到“和而不同”，以实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义利两有”与“以义制利”
儒家从来不曾绝对地否定“利”，比如孔子，他虽然在《论语·述而》篇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实则只是强调谋取富贵利禄必须以合乎道义为前提，所以他同时也指出，只要是合乎“义”的利，即使是通过给人执鞭牵马来获取也是可以的。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一方面质问梁惠王“何必曰利”，要求不得专以利为心，但另一方面他又特别要求统治者“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可见他也不是绝对地否定“利”。所以，随后的荀子就主张“义利两有”“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要求在以义为上的同时，也尊重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不过，无论是主张性善还是主张性恶，儒家学者都承认现实的人性中也有恶的要素，认为面对利的诱惑，人是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因此必须“以义制利”，将人们对利的追求纳入义的范围之中予以考量裁制，以确保人们的逐利行为的正当性。今天在处理人际尤其是源自不同文化、文明的种种利益冲突时，人们倘能坚持儒家的义利观，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利益纷争，从而实现合作与共赢。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被中国人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的两句话，是中华民族健强有为的进取精神与贵德厚生的仁厚品性的写照，并被充分吸收进了儒家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中，更进一步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论语·子罕》中，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看到奔涌不息的河流时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虽然后世对这一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但积极有为如孔子，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内则“进德修业”，外则周游列国以推王道于天下，往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因此其临水而叹的，恐怕并不只是对时间流逝的伤感，更有着对天道生生不息、永无止歇的“天行健”特质的崇敬。
但儒家的积极进取并不具侵略性，他们往往强调“君子以反身修德”（《周易·蹇卦·象传》），“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这样一种自省自反、忠厚内敛的道德品性与“厚德载物”精神又正是相通的。“厚德载物”在张载那里则被明确为“民胞物与”的观念，他在《西铭》一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他看来，人处于天地之间，吸取天地的精华，而天下之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对于每一个体（“我”）来说，天下之人皆是同胞，天下之物皆与“我”同气连枝，于是“我”就自然能够去拥抱和关爱天下之人与物，而不会有任何种群、地域乃至宗教信仰、贫富贵贱等分别。
以上我们仅列举了五种较为重要的儒学价值观，实际上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观念，比如敬畏、忠恕、中庸、慎独等，都值得我们去理性认识，合理扬弃，以充分发挥其对当下人类社会及个体心灵的健康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冯兵，山东省嘉祥县曾子研究院特聘教授，尼山青年学者。
王煜，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