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丹 图:受访者提供

复兴东方审美离不开创新

文:曹丹 图:受访者提供

曹丹

曾就读广州美术学院,1997年始旅居法国,从事写作、绘画和影像等工作。2012-2017年期间,担任国内知名的艺术媒体《艺术界》和《艺术新闻/中文版》的出版人。

《收藏·拍卖》: “天工开物”系列展览,自2015年以来连续三年举办,您作为策展人,怎样理解匠人精神和东方美学?

曹丹:我其实是自2016年开始参与策划“天工开物”的系列展,这个系列展最早由《周末画报》发起的“东方美学”话题,通过线下展览建立东方传统工艺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对话,让更多的公众关注濒危技艺如何融入现代创新而复兴的话题。去年在北京展出了日本传统匠人及人间国宝的作品,年轻人踊跃观展的现象,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从而也生发了今年展览主题“中国新匠精神”,旨在挖掘、呈现和推广中国当下优秀的新锐手艺人和设计师。

其实“匠人精神”是世界性的,概括地说就是对一门技艺的专注和追求完美的精神,“匠人精神”不仅仅存在于传统匠人如石匠、木匠等身上,也存在于艺术家、建筑师、甚至科学家身上,我们所熟悉的中西方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罗丹、齐白石都具有“匠人精神”。而“东方美学”主要是一个审美概念,就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起来,包括受到宗教信仰、古代哲学思想、农耕文化等影响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审美观。从古代到近代,这一审美不仅对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带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传播到欧洲各国,例如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风行全欧洲的Chinoiserie(中国风)的装饰风格, 东方审美在不同国家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渗透到不同的艺术类型中并发展变化。这一审美的形成也非单向的,它同样互相渗透、影响和演变,即便在中国本土也发生着变化,例如20世纪以来的现代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方面,不少海归的艺术教育家结合东方美学和西方的工艺美术学术体系,例如张光宇的近代工艺美术研究、庞薰琹的装饰艺术和设计艺术教育、雷圭元的图案研究和漆艺运动,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研究等,把东方审美纳入到国际化的学术架构中。我们也看到室内设计风格中,西方人常常称之为ZEN,译作 “禅”,但这也是由禅宗发展出来的一种东方审美的类型。而中国近代的装饰纹样,也出现过受到西方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影响的本土化现象,同样融入了东方的因素。可见,审美不是固化和一成不变的东西。

我们面临着一个人文、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技术变革的时代,东方美学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延承,还需要具备当代性和面对多元文化的开放性,提出手艺与设计、艺术甚至科技等跨学科的碰撞,为社会带来新的创造力,为传统手艺带来新生。

《收藏·拍卖》:该如何解读工匠精神体现在传统工艺传承上的作用与意义?要恢复传统工艺的往日辉煌,工匠精神在其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曹丹:今天,许多传统手工艺已渐行渐远,恢复传统手工艺的往日辉煌仅仅是个美好愿望,也许并不现实。每个手艺的存在,与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有关,新的技术取而代之,缺乏市场需求,再珍贵罕见的传统手艺也缺乏生存的土壤,除了国家通过政策去扶持和保存,就像众多非遗项目一样,还需要年轻匠人具有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一词近年比较流行,也可适用于不同行业,在传承传统手工艺的方面,“工匠精神”最重要的是 “上手”的学习过程,低头前行,向师傅、向民间学习的态度,近乎一种匠人的修行。庖丁说“道也,进乎技矣”,就是指在劳作中养成的艺术、境界、习惯甚至为人处事的态度。通过长期劳作的累积,是传统手艺延续下去的基础,精进技艺而达到一种创作状态,才能产生鬼斧神工的作品。

匠人精神在今天人们更侧重它的“精神”,而不是“匠”这个职业,“持久”的耐心也因当代生活而形成了不同的时间概念。很显然,今天的设计师一定比匠人多,传统工艺和当代设计结合,生产出更符合当代生活和审美的物件,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今天,把事情做到极致并不等于只是把工艺做到极致,而是要做到思考的极致,对于造物的思考,其功能、材料、技术、美感、市场、甚至成本控制、可持续发展、碳排放等因素,如何实现最理想的配置,这也是一种极致。

《收藏·拍卖》:从展览选取的作品来看,有不少出自年轻艺术家之手,他们是如何理解工匠精神,并将当代理念与传统工艺有机结合的?

曹丹:我发现参展艺术家不管科班出生,还是半路出家,这些年轻艺术家首先都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执着和热忱,对于传统和技艺保持着谦虚学习的态度,他们善于把握传统的精神核心,而非表象的复古,同时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以及当代社会的审美。例如参展艺术家陈志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200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陈志远毅然决定放下之前的工作,跑到木工厂拜了一位木匠师父做起了学徒。他还问导师邱志杰:“明清家具算不算艺术?”邱志杰当时回答说:“当然算。”他说:“好,我去做木工,做家具。” 陈志远认为“手艺若企业化,自己变成老板或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木工的制作过程也一定会流程化、分工化,这样似乎每个人都在做木工,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一件家具作品,不但个人价值感、尊严感和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也会失去创新的氛围”。其实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就很具有当代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更多在讨论效益、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时代。

另外,出生于景德镇的玻璃艺术家王沁这次参展作品是文人器物系列,他把玻璃工艺和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成功地把墨韵融入到玻璃中,同样是当代理念的一种体现。王沁说:“我尊重玻璃材料本身,不想控制它,而只是尝试着与它对话,理解它,融入它,使玻璃的物性和我的心性得到充分和谐。”

其实对于任何时代的匠人,理念与工艺,也可以说“艺”和“技”的思辨由来已久,张岱在《吴中绝技》中写道:“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通神入化,必待天工,不必全借人力。盖使人着力不得,不着力又不得,服之习之,使自得之,故曰‘游也’。”艺术创作太过刻意或用力,没有心斋蒙养与性灵升华,必然就会陷于黏滞拘束,无法通神入化,浑然天成。思辨和批判精神应该是当代匠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收藏·拍卖》:所谓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在您看来,享誉世界的日本匠人精神,与中国的匠人精神有怎样的异同,能给我们怎样的借鉴?

曹丹:我对日本匠人并不十分了解,这里只是一些个人的粗浅想法。今天日本传承下来的手工艺,其实很大部分源自于中国。我觉得两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不同,就像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书法艺术一样,最后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面貌和审美标准。中日匠人精神的区别,我觉得引用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书中“我们这对邻居——长短相补,此为天命”来形容最为合适,他们更像继承同一传统技艺,而性格、技法和审美上各异的两位大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