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飞
“赤壁吹箫夜月明，九嶷如黛吊湘灵。使君大有离骚意，梦忆黄州楚颂亭。清容真鉴定何如，怀古风流世已虚。留得苏家残墨在，祗今人说毕尚书。”这是嘉道文人陈文述题于《东坡楚颂帖》的一首诗，此帖旧为毕沅所藏，陈文述见后作诗跋于帖上，追念藏主当年的“清容真鉴”和“怀古风流”（陈文述《题东坡楚颂帖墨迹旧为毕秋帆尚书所藏》）。
毕沅字湘蘅，一字秋帆，清乾隆后期官至湖广总督，坐衔兵部尚书，时人称之“毕尚书”（图1）。毕沅位高权重，一生热衷收藏鉴古，在官署和私宅都积蓄了大量金石书画，本文试从传世和文献中所见书画为主，兼及碑志器物和相关拓本，再现毕沅与同道咏古、鉴古的鉴赏活动。
咏古，见证乾隆后期的尊古之风
乾隆时期，官员私衙常招揽宾客，流连诗文书画，如扬州马氏文宴、卢见曾的虹桥雅集和袁枚的随园雅集等，主宾皆以挥毫、弹琴、吟咏为尚，毕沅也不例外。以他为中心的文人群体风雅好古，鉴赏对象包括金石书画、文房四宝、玉石鼎彝等，形式则有挥毫题跋、赋诗唱和、追仿临摹等。
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五十年（1785）
毕沅任职陕西巡抚时，署第“静寄园”位于西安。不少学人名士来署从游，1773年，江宁学者严长明跟随毕沅到西安，在幕中辅佐军务撰写奏辞；1780年至1781年间，来自江苏的三位书法家孙星衍、钱坫和洪亮吉先后入幕，修志着书又搜罗金石。四人在署中逗留时间最长，娴熟经史诗文和书画，成为论文谈艺的风雅主力。另有癖好金石的张埙和王复，以文采见长的常州诗人吴泰来等，都曾逗留西安署中，加上亲友故交来往过从，一时高朋满座。因此陕西按察使的金石学家王昶，在《（官阁消寒集）序》（1783年）中称赞毕沅道：“盖河间中丞一时风雅，总持东南，宿望英才，半在幕府。”此一时期毕沅官旅惬意，常与同幕士子以咏古为乐，当中包含有书画金石的吟咏，包括毕沅自藏者、任上所得者、访碑发掘者等。
1782年五月刊行的《乐游联唱集》是作于西安节署的诗集，联吟者主要有毕沅和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孙星衍、洪亮吉六人，其中吴泰来是毕沅的同年进士，当时正受毕沅延请，主讲于关中书院，其余四人是毕沅幕宾。从诗集目录所见，题咏对象包括鼎铭、石经、绘画、汉瓦、秦镜、隋塔、唐钟等。其中《董源潇湘图》是毕沅藏于署中的秘宝，他不仅多次私下展玩赋诗，还出示藏品供军青宾展玩，众人在抚署静寄园的终南仙馆内联句题咏，对图中人物和风景进行详述细描，穿插了文人对仙境的惯有想象，足见幕中展玩清吟、题诗咏古的热闹场景。
1784年刊于青门节院的《苏文忠公设祀诗》是署中咏古的另一诗集。此集缘于毕沅在抚陕时得到陈洪绶所绘的苏东坡画像，因东坡曾任陕西凤翔通判，而毕沅素慕东坡为人，加上苏轼寿辰（十二月十九日）正值辞旧迎新之际，遂自1772年始有此祀，毕沅还将历年雅集之作纂集成册。雅集时悬东坡画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又自制迎神送神之曲，毕沅率领幕中诸名士和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寿，随后张宴设乐，即席赋诗，次韵题咏，同集者往往至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每年来幕名士皆有续咏此祀，直到毕沅总督两湖时才罢。周曶鼎和《潇湘图》的吟咏，体现了学者对文字考证和图像观察的重视，而《陈洪绶绘苏东坡画像》的题咏则表达了文人对宋代名臣苏东坡的敬仰。无论是商周文字的研究、唐宋名迹的欣赏，还是名宦画像的追思，这些围绕着轶文遗墨的咏古活动，都见证了乾隆后期弥漫学术界的尊古风气。
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三年（1788）
毕沅任河南巡抚时署第位于河南开封，位于内署西偏的“篙阳吟馆”是主宾宴饮之所，馆内有数石峙于窗前。众人赋诗挥毫、评碑赏帖，留下大量咏古记载。1786年，毕沅同人在开封抚署鉴赏黄易藏拓，其一为《熹平石经残石拓本》（图2），毕沅不仅作长诗题咏石经源流，文末还兴致勃勃地写下与幕友分享金石的乐趣：“小松家藏金石甚富，每获宋榻本，必索余跋尾，并以属幕中好古之士，翰墨之缘，亦一时之盛也。”（图3）此拓后还有同年七月徐篙、钱坫作于大梁节院的观跋，以及孙星衍、洪亮吉的长题，诸题识或借石经以定经文，或推敲笔画追溯书法源流，不胜题咏之乐。
常州诗人赵怀玉于1788年夏到开封抚署逗留数月，其间与幕中同人排日招饮，作有《篙阳吟馆观清明上河图真迹》一诗，描绘幕中同观毕沅藏品的情形：“士女清明盛上河，择端遗迹重摩挲。谁抛艮岳连嵩岳，忍话宣和与政和。人梦东京空着录，画珍北苑共搜罗（吟馆藏有董源潇湘图，是日同出示客）。庭前扰有残山在（庭中有太湖石，相传为民岳旧物），曾见繁华一刹那。”《清明上河图》（图4）和《董源潇湘图》是毕沅所藏两大名迹，众人摩挲珍品话当年，画中景与眼前景交融，恍如重见旧日繁华。两图现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仄二年（1797）
毕沅任湖广总督时驻于湖北武昌，署内有“天香馆”等处，从游者除方正澍、章学诚、凌廷堪、武亿等旧宾外，新入幕者有经学家汪中、胡虔、臧庸，书家万承纪、邓石如，画家王宸等，其时因白莲教叛乱加上荆州水患，但咏古唱酬也时而有之。毕沅友人王文治在1790年的武昌之行中，为毕沅所藏的《苏文忠天际乌云帖》题咏九首诗，俱合卷中诗以及前人题诗而唱和，《梦楼诗集》卷十九收录，从诗题可见鉴赏情景：“（（苏文忠天际乌云帖真迹》项为同年秋帆制府所获。卷尾有元虞伯生题诗四首，并跋语十二行，柯丹邱、张伯雨、倪元镇及明义兴马治，俱合卷中诗及虞诗并和之，各得九首（唯倪诗七首）。余亦缪次其韵，兼呈制府。”此诗亦见于《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中（图5）。
借园修楔亦是武昌咏古之例，雅集由刘锡嘏在借园主持，刘氏字纯斋，曾任湖北督粮道，革职后在毕沅身边留候差遣。1793年适逢癸丑年，与王羲之兰亭修楔的年份相合，当地又议雅集，时因刘锡嘏将赴京，故提早于二月二十日举行。同集者三十一人，包括正在武昌作客的王文治以及毕沅的幕宾王宸等，雅集时众人各集《兰亭序》中字为诗。毕沅不知是否与会，但作有一首集字《兰亭序》的六言律诗题于雅集图后，王文治的集字诗也收于《梦楼诗集》中，诗题为《二月二十日，刘纯斋于借园预修楔事，同人皆集楔帖为诗，余再成二首，顾用韵不能不复前作也》。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王宸《借园修楔图》（图6）即作于癸丑年的借园修楔中，画面群山怀抱中，园林春意盎然，士子拄杖清游，可与吴翌凤的诗词同观。该图前有王文治临本，题识中自言仿宋人缩本临写而成，并特地提到了毕沅藏品：“灵岩山人所收定武兰亭是柯九思家藏，殆希世之珍也。”（图7）这里提到了毕沅所藏的《宋拓定武兰亭》（图8），此拓是元柯九思家藏本，在清初已珍若拱璧。王文治于1793年正月在毕沅武昌督署获观此拓后，“项向山人借临数日，觉书格颇有所进，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益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图9）可见鉴赏活动经常跟临古相关，凸显了藏品对于欣赏者的重要意义所在。
鉴古，体现延续与保存的学者气息
毕沅主宾在咏古时，除了体现出高超的诗文修为外，还流露出艰深的专业学养，如前述周曶鼎的吟咏需要释读古文字的能力，《潇湘图》的品评需要欣赏画作的能力，借园修楔更要求参加者就楔帖集字挥毫。围绕在毕沅身边的文人群体中，不仅有骚人墨客，部分更是金石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其鉴赏也具有学者气息，涉及书画碑拓的收藏、考释乃至鉴定等。
鉴赏毕沅本人之藏品
以书画鉴定家王文治为例。王氏与毕沅是乾隆庚辰科同榜进士，他在游历楚洛时多次为毕沅掌眼鉴定，两人经常共同分享对收藏鉴古的热衷。1775年春王氏在西安署中欣赏毕沅藏品多种，如二月九日为《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册》作观款，二月春分前二日观毕沅所藏唐临右军《瞻近》《蜀人》二帖。两人的鉴定活动到晚年更为频密，如毕沅所藏《月仪帖》上就有王氏晚年题跋（图10），4L 57L刊刻《经训堂法书》时，也请王氏参与鉴定（图11）。1793年春，王文治在武昌督署为毕沅藏品作鉴定，仅所知跋于是年暮春的就有四种。（一）跋《僧怀素小草千文卷黄素绢本》，指出怀素深得右军草圣之室，晚年所作此帖纯以淡胜，并将此帖列为毕沅所收唐宋名迹中第一名品。（二）跋《右军长者帖册拓本》作于武昌节院的岁寒吟阁，指出此拓纸墨精妙，定为南宋拓本。（三）跋《宋拓虞恭公温彦博碑》（图12），认为此拓“能传骨肉兼能传血”，并与同日所见宋拓欧书三种同观，认为“皆世间希有之物”。（四）跋《宋拓定武兰亭真本卷》，将鉴书譬之审音切脉，非足为外人所道。从王文治的题跋中，都可见到毕沅藏品的丰富和署中鉴定活动的活跃。
鉴赏毕沅亲人之藏品
以毕沅之弟毕泷为例。毕泷是知名藏家，他曾将不少藏品转手给毕沅，也常在毕沅藏品上加盖鉴赏审定印。他有部分藏品置于毕沅署中，如毕泷所藏的《宋拓岳麓寺碑》（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有幕中多人的鉴赏题跋，包括王文治1775年作于西安抚署之跋以及1793年作于武昌督署之跋，1778年张凤孙、严长明和张埙作于西安署中的题跋。毕泷所藏的另一拓本《宋拓怀素帖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也有严长明和徐坚等人的幕中数跋，以及钱坫的篆书引首。诸跋或就文字书风发表意见，或略论个人与藏品的因缘，或赞赏藏主的真赏精鉴，流露出获观珍拓的欣悦之情。至于毕泷在江南里第的藏品更多，毕沅的不少友人都有与毕泷品评共商的经历。
鉴赏毕沅友人之藏品
以金石学家黄易为例。黄易虽未尝游幕毕沅门下，但两人过从甚密，曾多次将藏拓供毕沅幕府鉴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黄易旧藏碑拓上，留有不少毕沅同人在开封署中的题跋记录。
1785年七月，毕沅跋《汉庐江太守范君碑拓》，末云：“乾隆乙已秋七月，余与严侍读道甫、洪孝廉稚存、孙明经渊如、王参军秋膜同观于大梁节署，因跋其末，灵岩山人毕in。”此外还有孙星衍、严长明之跋（图13）。同月，毕沅署中又赏《汉凉州刺史魏君碑拓》，毕沅认为该碑“可与鸿都残字同为传世之宝”。翌年五月，黄易访毕沅抚署时出示碑拓请题，《朱龟碑拓》上有六月三日的同人题识：“镇洋毕沅、余姚邵晋涵、江宁严长明、铅山蒋知让、阳湖洪亮吉、孙星衍，同观于中州节院，时乾隆丙午六月三日。”六月五日，孙星衍和徐坚又作题跋。《成阳灵台碑拓》也观于同时，上有蒋知让所题观款：“乾隆丙午六月四日，镇洋毕沅、吴徐坚、余姚邵晋洒、江宁严长明、阳湖洪亮吉、孙星衍，同观于中州节院，铅山蒋知让同观并题。”
以上四种黄易藏拓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及前文论及的黄易藏《熹平石经残石拓本》，都是毕沅和幕宾在署中所赏，他们或借题识厘定经文，或推敲笔画追溯书法源流，颇见其时风雅。
乾嘉后期宫廷收藏日益集中，官宦幕府成为文人鉴藏的重要来源。毕沅不仅富于金石书画收藏，而且交游广泛、鉴赏频密，他与亲友同道通过诗文题咏、考证鉴定和书画临摹，达到演绎和契合古人的目的，进而延续传统、保存文化。毕沅生荣死哀，政绩不乏争议，但艺事令人追念，时人有“广厦当年覆庇周，尚书风雅足千秋”之叹。以毕沅为中心的群体有书家、画家、诗人、学者、金石学家、收藏家等，他们关于书画器物的鉴赏应是“尚书风雅”的重要方面。本文所述的咏古、鉴古仅能略趋冠一斑，但对于了解乾隆后期的书画器物鉴藏或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