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辉
传拓，是以湿纸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打拓，使器物铭文、纹饰、图形等特征真实复制到纸上的技法。全形拓是传拓的一种，兴起于19世纪中叶，最初主要用于拓制青铜器，后来延至陶器、砖瓦、造像、紫砂等器物的传拓，是一门集金石学、考古学、美学三位一体的精湛艺术。全形拓之长处，在于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成一轴最佳之美术品。全形拓的立体展示效果把中国传统拓片技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观赏全形拓，品读题跋，其真实的影像效果不但在视觉上突破了传统书画笔墨的美感趣味，每件器物所特有的斑驳痕迹，在真实再现器物本身的特质外，还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观赏者的思古之幽情。
《隋书经籍志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就有“传拓”一词，也称捶拓，成品称为拓片或拓本。青铜器、甲骨、古泉、瓦当、画像砖石、碑刻、摩崖造像等都可以进行传拓。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16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敦煌鸣沙山千佛洞），里面就有3件唐拓本，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有50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这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拓本。
朱剑心《金石学》载：“至宋刘原父、欧阳公起，搜集考证，着为专书，而学以立。”吕大临撰《考古图》、薛尚功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赵明诚着《金石录》、洪适录《隶释》等，在历史文献为基础的学术层面上构筑起恢弘博大的金石学科。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乾嘉学派引领士林探古之风气，研究小学者日众，收藏吉金贞石，寻古访碑在官吏士人已成习俗。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好古成癖，对于拓本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平面，对器物形状也有直观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制作研习全形拓的人日渐增多。全形拓在出现之初，拓制方法较为简单，透视不尽合理，整体衔接也欠流畅，各家制作良莠不齐。但是它的出现，提升了传拓的形式，丰富了文人雅玩研究的范围，使古器物的信息留存更为准确。
目前有资料表明全形拓最早是由马起凤制作。马起凤（1821-1850），字傅岩，《清稗类钞》第九卷载：“马傅岩，道光初年之嘉兴人。吴门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形，傅岩能之，释六舟得其传。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则得之六舟者。”马氏之作极为罕见，现存世有“鲁侯角”全形拓本。
六舟和尚开一代风气
自清代嘉道年问马起凤创立全形拓以后，广受士人喜爱，制作全形拓者日多，各家面貌不同，自有特色。目前资料虽然表明全形拓是马起凤最早制作。但是开一代风气者，应是六舟和尚。
达受（1791-1858）字六舟，又字秋揖，别号寒泉、南屏退叟、万峰退叟等。俗姓姚，一说姓陈，名峻，嘉兴海昌（今属海宁）人。出家于海昌白马庙，后主杭州西湖净慈寺、苏州沧浪亭大云庵、镇江焦山寺（定慧寺）。嗜金石，据其自编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中记载：“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
六舟和尚虽在佛门净土，但亦嗜好金石。他四处游历，多与当时的文人学者交流，与阮元、何绍基、戴熙等名士交往频繁。曾为阮元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捶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不见全体着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蔽事”。阮元惊其拓艺，称其为“金石僧”。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问文人阮文建公得三代彝器四种，奉为珍宝，识者众多，观者接踵，后与江苏镇江焦山寺僧六舟和尚研究手拓全形，制作多本全形拓，分赠方家同好，一时传为佳话。
六舟和尚的全形拓本造型准确，夸张适度，不仅制作青铜器全形拓，将汉砖也制为全形拓，在这些全形拓上面，六舟和尚补加花卉假山文玩，甚至将自己形象绘于青铜全形拓中，为传统的清供图增加了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晚清至民国，画家尤喜在全形拓上添补花卉等以成清供。吴昌硕先生亦好此道，为后世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博古精品。
六舟和尚传世作品较多，形式多样。自有全形拓200多年来，后继者多以为宗。其所创器物单独全形拓，器物组合全形拓，全形拓加花卉果实为博古清供，如《剔灯图》，就是以现代眼光来看，也是别开生面，机趣盎然。他开创了全形拓和绘画相结合的典范。独门绝活传承不易
全形拓技艺需要敏锐的美感触角与高超的传拓技巧，慢工细活地才能完成一件兼具传真与艺术的精良作品。因此，全形拓师傅难寻，传承不易。陈介祺是真正将全形拓集大成，并具备学术地位的金石巨匠。
陈介祺（1813-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陈介祺与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何绍基、刘喜海等诸多金石家，文人交流亦频繁。探究古物，各有建树，推动和引领了当时研究收藏金石之风气。
夏商周青铜器之冠的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这件国宝早年即由簠斋收藏，并拓制多品，其流传下来的全形拓目前亦是炙手可热，为众多藏家角逐之宝。陈介祺似为金石而生，咸丰四年（1854），41岁的陈介祺竟辞官乞假归里潜心研究金石之道。回到潍坊老家后，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藏古、鉴古、传古之中。陈介祺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乐此不疲，沉迷其间，传拓之声经夜不息，着有《簋斋传古别录》载其传拓之法。光绪年间，陈介祺采用“分纸拓”法，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然后撕掉多余白纸，按事先画好的图稿，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使得全形拓技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陈介祺在制作全形上，更把范围扩大到青铜钟、秦权、陶击、陶豆、弩机等，只要是立体器物，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在现成的簠斋尺牍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全形拓的论述，这在全形拓出现至今而无人超越。
吴大徵，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吴大徵的《吉金图》长卷，亦用全形拓的形式表现，由己祖乙尊、举鼎、祖癸爵、陈侯敦、析子孙父丁鬲、祖丁爵、宗妇盘、父辛鼎等20余种青铜器组成。皆是愙斋铭心绝品；由尹伯圜精心拓制，全卷器形丰富，排列参差，纹饰清晰，铭文各异，观之墨气浑然，如入三代之境。此卷于前几年出现在苏富比拍卖，某上海藏家有幸购之。晚清金石家致力全形传拓的同时，博古写真也在器物全形绘图中异军突起，而集大成者当属晚清黔山派篆刻创始人黄士陵。
1840年后，世界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西洋写真术自明清两朝传教士及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的实践创作渐为民众接受，西洋素描、摄影术也成为许多画家及全形传拓者的制作辅助手段，临川周希丁、郃阳马子云等人将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到了全形拓之中，墨色更是考究，浓淡相间，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将这门技术推到极至，贡献尤大。此时，全形拓技术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金石学在民国时也得到，定的发展，如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郭沫罐等大家都在金石研究上取得很大成绩。在照相印刷术相对落后的民国，全形拓的制作和传播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利料，也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欣赏的范本。
立体拓形别具金石韵味
《庄子·天道》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易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书画家运用黑白两色进行创作，其灵感便来自这阴阳相生的古代哲学思想。中国人认为色彩是从天地阴阳而化生五色，黑与白是两种相反的颜色。两者相互依存，一直是对立而统一的存在。这种审美关系的体现，形成中国人的独特审美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全形拓更是这种精髓的具体表现形式。
全形拓是各类传拓中最难的一种，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传拓形式。它以墨拓技法完成，在此过程中辅以线描、绘画、传拓、剪纸拓等技法，在平面的拓纸上传达立体的青铜器形制与花纹。全形拓所展现的青铜器立体图形别具金石韵昧，还能够体现原物不够明显的细节，全形拓制作过程中留下的特殊肌理效果和岁月痕迹，使全形拓成为珍贵的艺术品，能够引发观者强烈的艺术共鸣，其独特的审美意趣和内涵，历来为文人学者所珍爱重视。由名家制作的全形拓，以及器物本身的珍贵，很多全形拓本身就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一些早年流传下来的全形拓，再加上名人收藏题跋，其价值不亚于原物价值。
中国传统宅院中的厅堂和书房，十分注重陈设。书法绘画等占据了大量视觉空间。而全形拓虽有繁复华丽的造型和纹饰，但黑白二色的纯净，使画面不会流于庸俗均砌。题端的大字多为篆隶，其后的跋语多用行楷，加之多家书跋，各具体势风格，点缀其中的红色印章，宛若星汉，让拓本熠熠生辉。自古中国皇家贵族、官绅士人，以至普通百姓，都有家中置挂书画的传统，而全形拓这种形式，是中国文人画的极致表现，不独难求，更是对拥有者有极高的文化底蕴要求。在全形上加上花卉果实等，使得画面清新活泼，博古雅致，融书画拓印诗文于一体，备极精致，故极受世人喜爱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