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葭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作伪者一般都具有绘画、书法功力，专以做假书画为生意，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但也有些是书画名家，或其后人和传人，知名的有米芾、仇英、唐寅、王沫、王彪、葆光、高简、袁孔璋等人，就连近代艺术大师张大千都曾屡屡伪造石涛、八大等历代名师的作品，其笔下的仿品不知混过了多少行家里手的法眼。在他们作伪过程当中，总有一些趣闻轶事发生。
千古造假米芾也会失手
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米芾造假水平之高，在许多高手面前都可以蒙混过关。
传说，有一次，一位书画商人到米芾家推销真迹——一幅唐朝画家戴篙的牛图，米芾一看就爱上了，但脸上又不动声色，只说，留下我看看再决定吧。商人放下画就走了，过了几天，米芾推说不太满意，让画商把画拿走。这事好像就这幺结束了，但第二天画商又来敲米芾家的门。一进门，画商就说：“把真迹还给我吧！”以为以假乱真骗过画商，未及兴奋的米芾一看藏不住了，哈哈大笑问道：“看来我的造假水平还不过关，你是怎幺知道拿走的是赝品？”
原来，米芾喜欢这幅画，不过无意买下，但又想试试自己的临摹水平，就偷偷临摹了一幅，等画商来取画时，把假画给了画商，没想到这幺快被识破。画商倒也诚实，坦白回答：“真迹里，牛的眼睛里可以看得见牧童的身影，你这幅里却没有。”米芾常拿此事在朋友中叙说，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
“因画致祸”的王彪
王彪，是个典型的造假高手，他也是学者视为少数清楚身份的“苏州片”代表画家。《九老图》就是现存唯一有王彪亲自题识的作品，作于万历二十二年，当时他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画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松年《会昌九老》构图相同，为王彪临摹古画的例子。王彪不仅自己作伪，而且发动其家族作伪，他的儿子景星也是“精于仿古”，模仿仇英的仕女人物“姿态艳逸”“度骆骚前矣”。传说他仿绘的《清明上河图》曾被当作北宋张择端的真迹献给当时的权相严篙、严世藩父子。
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代嘉靖年间的宰相严篙父子非常想得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向官员王忬索求。王忬于是请画师王彪摹造一本进献。严氏父子相当宝爱此画，将其视为收藏书画之冠。后来装裱匠汤臣向王忬索贿不成，揭露此卷为伪，严氏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诬陷王忬问斩。
这个“因画致祸”的故事有许多版本，牵涉的人物包括宰相、官员、画师乃至装裱工匠，阶层来源复杂。故事中王彪摹绘的《清明上河图》可说是“苏州片”里最热门的题材，足以代表当时社会各阶层共同卷入因“古物热”形成的“伪好物”商品消费的热潮。
全能造假高手张大千
古今中外，若论造假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张大千。原因是他造假不仅骗过了吴湖帆、溥儒、叶恭绰、黄宾虹、罗振玉、陈半丁等国内一流鉴藏家，并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趣闻轶事；同时，大千的伪作还骗过了世界各地着名博物馆的鉴定专家，致使张大千的不少伪作至今还被当真迹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宋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的《石溪设色山水》等。
自称“石涛画鉴赏第一人”的黄宾虹也曾被张大千骗过。黄宾虹曾有一张石涛的画，张大千多次想借来欣赏，奈何黄宾虹一直不答应，不服气的张大千便临摹了一幅石涛手卷，放在老师曾农髯那里。一次被黄宾虹看见，误认为是石涛真迹，爱不释手，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临摹的假石涛换来了黄宾虹的真石涛的作品。
张大千的老师，清末民初着名教育家和美术家李梅庵，也曾被张大千仿石涛画骗过。一日，张大千到老师家拜访，李梅庵照例将新收藏的石涛画作拿出来与之共赏，并要亲授张大千鉴别石涛画作。然而，当张大千看到画作时，不禁脸色大变，满是惶恐，李梅庵由此心生疑惑，说：“难道这张画又是你假冒的？”可见，张大千造假已不是第一次了。
张大千造假技术之所以如此高超，绝非偶然。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一体，特别是印章，在某种程度上，书画上的印章相当于现代的防伪条，张大千便是仿制印章高手中的高手。据了解，张大千的古印资料十分齐全，仿制历代书画家和收臧家印章就有9印多方，可见造假功课做得十分充足。台湾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这样评价张大千：“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可见，张大千是全能造假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