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言
在北京的东四环上，有个叫“大山庄”的公交车站，来往行人匆匆而过，无暇深究地名里“大山”与“村庄”的去处，更无从想象，这里与中国当代艺术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大山庄”曾经是个小村子，还没有四环路的时候，它坐落在东三环外，和燕莎近在咫尺、两两相望，村民捡破烂为生，环境脏乱差。穷意味着房价低廉，但靠近闹市又让居民们不致与世隔绝，因此这里在1993年前后成为北漂艺术青年的聚居地。艺术家们把村庄重新命名为“东村”。
东村是中国实验艺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对普通人来说，它像是从未存在过。
1994年6月以后，艺术家们受外力干涉离开东村，大山庄2002年左右即被拆除。而后是东四环开通，大型商区、高档住宅拔地而起。现在，那里是朝阳V姐们摇曳生姿的约会战场。“东村”已被城市遗忘。
摄影艺术家荣荣留下了一些关于东村的珍贵照片，被艺术史学者巫鸿当做素材，写成《荣荣的东村》一书。巫鸿曾经试图用多人的回忆来编织东村历史，但他发现，那样会变成一个无解的“罗生门”故事。
和垃圾场建立起亲密认同
1993年，北漂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个问题就是：租房。全民都是单位人，房子也是单位的，城市里极少有多余的房子可以租给外地人。郊区的农民房反倒有自由出租的机会，租价便宜，条件糟糕。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凯伦·史密斯1990年代初就来到中国，第一时间观察到了这个京郊的艺术群落。她曾这样描写东村：“在大都市的阴影下，很多村民靠拾破烂为生。垃圾堆积在小池塘旁边，污染了塘水，夏天发出有害的臭气。街上的污水直接排入池塘。落魄的狗儿在房子之间的窄巷中吠叫。人们无目的地张望着，脸上挂着愚昧的空虚神情。”
据说最早搬进这里的画家是人到中年在中央美院培训的王世华，之后陆续搬进来一些央美的学生如张洹，再后来是外地来京的自由艺术家们——或者干脆说是无业青年。
荣荣就是无业者中的一个。他到北京参加摄影学习班，1993年2月，和喜欢画画的妹妹一起以每月80元的房租入住大山庄。他在日记里写：“我想：这应该是北京最便宜的房子了。但对我们来说，每月的房租，都快付不起，这里是朝阳区的垃圾场，收废品的、民工、无业游民都住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怎幺在这里生存下去。”孤独地生活了五个月，兄妹俩才发现周围有许多和自己一样的“艺术流浪者”。
左小祖咒当时以卖打口磁带为生。他卖磁带时认识了张洹，张洹邀请他到东村来住，告诉他这里“又好又便宜”。不久后左小祖咒在城里住不下去，和音乐伙伴一起搬进大山庄，租了一个200元的独院。
张洹想出了“东村”这个名字，以向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区“东村”致敬；而圆明园画家村在北京西边，“东村”亦有分庭抗礼的意思。饭桌上，左小祖咒等人提了些“纲领”：“谁要画画谁就是傻×”、“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
张洹做了几个“北京东村”的牌子，挂在村子各处。荣荣跟着张洹拍照片，一张照片里，标牌边上就是性病治疗广告。这些牌子只存在了一天，很快被村民涂黑或摘除。
巫鸿认为糟糕的环境反而使东村与其他画家村不同：“东村艺术家与圆明园艺术家和宋庄艺术家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他们与他们的环境——一处充斥着垃圾和工业废弃物的地方——建立起了一种密切的认同关系。他们把自己搬到这个地方看成是自我放逐的行为；贫穷的他们被这个‘如同地狱一般的村子与北京‘天堂一般的闹市区所形成的对比所吸引。这种对比感动了他们：他们这段时间的所有作品都显示了一种被强烈压抑的欲望。”
垃圾场中的自由令青年们兴奋。至少，这里能找到同类。
“臭名昭着”
和圆明园画家村不同，东村的艺术青年不怎幺画画，左小祖咒回忆：“（圆明园）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事情”主要是行为艺术。于是村民看到这些无业青年裸体、自虐、扮女装、搞摇滚、大呼小叫……摄影师荣荣看起来是最正常的人。房东劝诫荣荣，远离那些“坏人”。荣荣的兴趣却是记录他们。他告诉妹妹：“我想拍我们，拍我们这里的生活，所有‘流浪的人。”
流浪和艺术都令村民们不安。他们看见张洹涂满蜂蜜和鱼内脏，坐在肮脏的公共厕所里，让苍蝇爬满自己的身体，这是他的作品《12平方米》；另一个作品《65公斤》是用铁链把自己捆在房梁上，让两名医生将自己的血缓慢抽出，滴落在加热的器皿中，发出腥味。
马六明的“跨性别表演”同样令世俗不理解。1994年6月，马六明策划了一个行为艺术，名为《芬·马六明的午餐》，他化了女妆，浑身赤裸，把土豆、树叶、手表、耳环一起放在锅里烹饪。表演结束后不久，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人把在场的所有人押上警车，全部带走。张洹、荣荣等几个人碰巧出去吃饭，逃过一劫。警察将几个艺术青年的住所贴上封条，罚了他们的房东一千元，警告他们不要把房子租给“画画的”。
荣荣在给妹妹的信里描述警察和村民们一起查抄出租房的情景：“警察来了我们的院子，用手电筒一直往我们的院子里照，看到我床头一张照片，很是诧异，大声嚷：你们瞅那张！那人干吗把头顶着墙壁！吓！”当时荣荣不敢回去，这都是房东转告他的。
此后，东村艺术家们陆续迁出，但艺术上的合作和互动使他们继续作为一个艺术群体存在了一些日子。
马六明的二哥告诉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警察局请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的专家做了鉴定，结论是：“马六明的行为涉嫌黄色活动。”栗宪庭当即给警察局写信，表示“六明和朱冥的作品不涉及任何黄色内容……所有行为全部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和工作室的院子内小范围进行的，参观者均是批评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圈子的人”。他还给邓小平的大女儿、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的师姐邓林写信求救：“他们一无工作，行为作品又不能有商业价值，这种精神常使我感动……”两封信石沉大海。几个月后马六明和朱冥被释放。
村民和警察不理解这些东村艺术青年，即便是在其他艺术家眼中，他们也像一群异端。“我们在北京的艺术圈里是臭名昭着的。”荣荣说。凯伦·史密斯也看到了这种分歧：“在艺术家和艺术家中间有很多的冲突，有人认为‘做行为乱七八糟的，也不是艺术。一旦有这个冲突，另一部分人（指做行为艺术的人）就更极端。”
1994年末，凯伦·史密斯过生日，徐冰、王广义、栗宪庭等都参加了，东村的年轻人也去，张洹举着一口燃烧头发的锅和马六明一唱一和地跳舞，苍鑫忽然把蛋糕抛向人群。欢乐的气氛戛然而止，有人想揍苍鑫，他被荣荣拉走了。
“那个时候没有空间、没有画廊、没有艺术杂志，你怎幺样让人知道你是艺术家？他们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让人注意到自己。”二十年后，凯伦·史密斯回忆起那场生日宴这样说：“艺术圈子特别小，（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栗宪庭、高名潞、黄专这几个人。在北京，如果你要成功，必须得让老栗（栗宪庭）知道你。如果他不知道你，他（对作品）没有什幺反应，那幺艺术家特别难受。”
左小祖咒的回忆里暗示着某种竞争气氛。张洹曾在一次展览开始前表演行为艺术《流泪的天使》，导致展览未开始就关闭，左小祖咒这样写道：“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张洹出了风头。”
但荣荣坚信东村岁月是纯粹的。在新书的读者交流会上，他饱含深情地回忆：“那时不涉及收藏，也没有买卖，只是想把心上的东西表达出来。”
关于往事的几千个版本
尽管饱受批评，巫鸿却给了东村艺术群很高评价。他认为1990年代艺术村的艺术家往往缺乏共同的艺术主张，但东村是一个例外，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在相互刺激，左小祖咒做摇滚和写诗、孔布策划和写评论、荣荣摄影，其他人做行为艺术。
荣荣和其他艺术家的互动关系更多。他拍摄张洹时，扔给张洹一个模特的假腿，张洹把假腿套在自己的腿上，成了一个三条腿的人。巫鸿追溯时注意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这类照片并非仅仅是对事前协调好的行为表演的客观记录，而是常常以摄影激发起了行为艺术表演，并成为一个综合艺术项目的组成部分。”
但龃龉很快出现。一个行为艺术被拍下来后，算摄影师的作品吗？拍摄过程中艺术家和摄影师的互动算不算创作？艺术家们开始防备摄影师。
最大的争执发生在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上。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这部作品被称为“罗生门”、“一个诅咒”。
1995年5月，十位东村艺术家和摄影师吕楠来到北京妙峰山区的一座无名山，裸体，按身体重量由重到轻叠起，统一俯卧、静止。作品拍完后不久，十位艺术家请吕楠吃饭。吕楠把有细微差别的10张底片混在一起，让艺术家们自己随便挑。挑完之后，他把剩下的底片全部剪掉。这样每个艺术家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绝版底片，吕楠自己没有保留。
四年后，张洹和马六明都用这个作品申报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但马六明没有成功，原因是“张洹已经提交过这个作品”。张洹在《今天》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此作品是个人作品，其余人都是花钱雇来的。马六明则希望左小祖咒出面澄清这件事。
结果，《无名山》在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名声大噪。张洹也获得了国际知名度。
2010年马六明接受采访时仍说，《无名山》“版权为大家所有”。而左小祖咒的叙述是：“这个作品的主创是孔布、张洹和我三个人，马六明呢，补充了一点点，其他人只是掏钱脱裤子。做作品是要花钱的，我们每个人出了200块钱，总共出了2000块。” 左小祖咒还在自己的书《忧伤的老板》中写，有人告诉他，“张洹给马六明发了传真，要他小心自己的狗命。够戏剧哟 。”
《无名山》创作时，荣荣不在北京。“当时我觉得左小祖咒和张洹是很好的朋友，非常好。后来变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了。”他只把话说到这里。
左小祖咒戏称，关于这件事的说法“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两千多个不同的版本”。巫鸿的解读是：“这种联盟（指东村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合作）后来在商业诱惑的压力下解体了。”
1998年张洹移民美国，马六明也频繁地参与国际艺术展和艺术节，荣荣则认识了日本摄影师妻子映里。到今天，当年的落魄艺术青年，很多已在资本挟裹下的当代艺术热潮中沉浮多年。
张洹是最成功的一个。他俨然站在最知名的当代中国艺术家队列里，身价不菲、团队雄厚、工程浩大。但凯伦·史密斯并不太喜欢他现在那些浩大的装置，她委婉地评价张洹从东村开始的艺术之路：“他可能一直对怎幺能够改变他的未来（有想法）……对张洹来讲艺术是工具，他能够（借艺术）得到社会地位，获得某种肯定。张洹是很聪明的人，他确实有表演的能力……但是他对真正的艺术有多大的兴趣？”
东村群落解散后，左小祖咒有一两年不想跟艺术家们来往。“我变得有点自闭，对艺术感到失望，宁愿跟杀猪的一块儿喝酒，也不大跟艺术家玩儿了。”
每个人口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东村。唯一没有争议的只有东村的位置。“从三环路的麦子店一直过去，到现在的蓝色港湾后边，四环路把东村一分为二，有一个叫大山庄的桥。现在还有一些痕迹，其实那些树还是一样的。”荣荣一遍遍向年轻记者解释这个村子曾经的存在。
1993年11月12日，他在日记里提到了村子入口处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又骑车带妹妹回家，东三环路的施工夜以继日地进行，震耳欲聋，申奥的彩绸在北风中飘舞……但我们到长城饭店得向右拐了，不一会儿，路越来越黑……这里有一种地狱般的感觉，而一回头，那边的燕莎、昆仑、长城饭店……那是另一个世界，像天堂里的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