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妍
用五十年研究往“民族脊梁”上
一点点添加肌理和血肉
7月初，
研究了五十年鲁迅的钱理群出版了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这本书里不仅集结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
还解答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当今中国，
鲁迅的意义到底是什幺？
鲁迅是谁？
课本上写，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钱理群教授不喜欢：“这样的鲁迅可敬，却不可亲不可爱。我们学生就是被这‘三家吓到了。”
电影《鲁迅》里，濮存昕演的鲁迅可亲可爱，是好儿子、好父亲、好朋友。钱理群不满足，“花这幺大力气拍电影，仅仅为了说：鲁迅是个‘三好公民？”
他觉得，鲁迅“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他又是个特别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在北京大学说起钱理群，第一反应是那个“讲鲁迅的”，第二反应是那个曾经痛批大学正在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授。
钱理群教授年近八旬，一生研究鲁迅，出版8本讲鲁迅的论着，编纂过鲁迅作品全编。7月初，他出版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集结了十余年研究成果。五十年里，他对鲁迅的研究往“民族脊梁”上一点点添加肌理和血肉：从60年代拥有“硬骨头”的圣人，到80年代的彷徨矛盾，到现在这个想尽一切让国人“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的知识分子。
演讲时，钱理群总将鲁迅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连起来说，他说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作家，“应该从小读他的作品，读一辈子，精神上就有了底。” 7月8日，他为新书在北大附近的三联书店做讲座，这天讲座的题目是：“今天，我们为什幺需要鲁迅？”
和鲁迅的两次相遇
小学四年级，钱理群乱翻哥哥抽屉，找到一本“文选”。里面有一篇《腊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鲁迅写的“腊叶”钱理群没看懂，但又觉得“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甚至觉得恐怖”，这种被文字唤起的“莫名的感觉”，他在晚年管这叫“第一次和鲁迅相遇”。
第一次和鲁迅相遇时，钱理群并不知道生命到了岔路口。那是1949年，父母就去台湾还是留大陆产生分歧。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官，打算带全家飞往台湾;而母亲想先“留下来看一看”，于是派父亲先探探路，母子留在了南京武夷路的大宅里。钱理群不记得有什幺送行，大家对离别司空见惯，不觉得此行有什幺特别。
结果是：10岁后，钱理群没见过父亲。父亲缺席了，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最坏的那种。14岁，他申请入团被拒;21岁，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去贵州山里一所卫校教语文，还不许报考研究生，申请当班主任被拒。贵州人事部门告诉他：进了大山，就别想出山了。
1932年冬，鲁迅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钱理群在贵州山里呆了将近二十年。不许当班主任，他决定当“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抱着被褥住进学生宿舍，跟学生同吃同住。和学生年龄相仿，他们很快打成一片，一起踢球、爬山、办墙报、搞读书会。学生睡觉后，他继续挑灯夜读。文革时无书可看，手头只有毛选和鲁迅，他就读鲁迅，记了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
那时，这位写出《腊叶》里奇特文字的作家被称为“中国脊梁”。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钱理群对鲁迅的印象是一个站在山巅的偶像，佩戴着闪闪的红星。鲁迅冷峻，画像上总是夹着烟，没有笑容;鲁迅无私，“吃的是草，流的是奶”;鲁迅是战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钱理群后来回忆鲁迅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给众生留下铁人的印象”。
1962年1月1日，钱理群写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鲁迅与毛泽东》。在文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称为“代表东方风格的两位巨人”，用“硬骨头”、“韧性战斗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形容。这些并非原创，拼凑了毛泽东、瞿秋白、冯雪峰对鲁迅的评价。后来，钱理群说这篇论文“少有我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谈不上是独立的属于我自己的鲁迅研 究”。
不久，文革爆发。鲁迅成了“战斗战士”和“彻底革命”的代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到处都在学习鲁迅精神。但因父亲的关系，钱理群一直是革命的边缘人，这期间的经历令他在获得平反后，毫不犹豫地烧掉了父亲的照片。
鲁迅是钱理群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他只能埋头读书，可读的书只有鲁迅，后来他说：“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是通过文革才体验到鲁迅，经过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
第二次相遇，他发现了一个和“圣人”完全不同的鲁迅，这个鲁迅可亲可爱。鲁迅五十岁有了儿子海婴，高兴坏了，照了一张合影，写着“五十岁与一岁”。在给朋友的信里，鲁迅常常提起儿子，“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
在《朝花夕拾》里，鲁迅写童年和父亲的互不理解。看五猖会，“笑着跳着”，父亲突然出现在背后，强迫他背书，“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里，父亲临死前奄奄一息。鲁迅悲痛不已，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转头又为自己的“罪恶”自责。断气前，鲁迅按吩咐大呼“父亲”，成年后，鲁迅忏悔自己的叫喊惊扰了父亲安息，是“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这些 “既隔膜又纠缠的父子关系”让钱理群感同身受。晚年在书中，钱理群也总是回忆起烧掉父亲照片的场景，字里行间有忏悔：“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
1976 年，在写下《鲁迅与毛泽东》论文十四年后，钱理群写了第二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读<野草>、<朝花夕拾>随笔》，这里的鲁迅不再高大全，也经历着彷徨、怀疑和失望。那时，钱理群已经有了新目标：回北大讲鲁迅。
两年后，40岁的钱理群考上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前系主任温儒敏在一篇文章里戏称他是“老童生”：“老钱的鲁迅读得多，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1985年，钱理群的鲁迅课正式开课，多年后，面对那些据说学不进、读不懂鲁迅的学生，他的第一课都是聊聊鲁迅笔下的“父亲和儿子”。
鲁迅式思维方式
1985年，钱理群给81级到84级的北大学生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他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尽量把鲁迅全集看下来。”
至于学生记不记笔记、来不来听课，他无所谓。第一堂课他就告诉学生：“考试绝不会考我讲的内容”，考试是一篇论文《我之鲁迅观》，要求很鲁迅：“第一，说真话;第二，要言之有理。”
长期以来，鲁迅被当作供仰视的标杆。1979年，钱理群刚入北大读研，那时，“与革命价值体系相连的鲁迅和独立思考发现的鲁迅缠绕内心”，他害怕“思考的不成熟歪曲了鲁迅”，于是决定暂时放下鲁迅，转向周作人研究。
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作家，人生观和鲁迅大不相同。他选择“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乱世里听谈鬼、学画蛇、玩古董、吃苦茶。研究周作人帮钱理群“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让他发现人作为人的意义，也让他能够从“人”的角度重新阅读鲁迅。
他发现，鲁迅其实从来不想当“导师”。在《导师》一文中，鲁迅敬告各位青年，要小心自命导师的知识分子，那是骗子。他说我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人们指路？不过“随便谈谈，是可以的”。钱理群希望学生去跟鲁迅“随便谈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和鲁迅这个个体去相遇、对撞”。
相比于一往直前的“战士”，鲁迅更像是总在寻路的矛盾体，对科学、平等、民主、自由、爱国，这些不可怀疑的普世价值“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
鲁迅临死前，托人给二弟周作人带了一封信，这几乎是周氏兄弟最后一次对话。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鲁迅在信中说，注意到很多教授在爱国宣言上签了名，你没有签。鲁迅同意救国应该是政府的事，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指望靠打民意牌救国，是不行的。但他正告二弟，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问题上，不该含糊。
鲁迅对所谓真理的态度总是矛盾的，类似“既爱国，又反对过分宣扬爱国”。钱理群非常赞赏这种“矛盾”：对肯定提出质疑，再对质疑提出质疑，钱理群称之为“鲁迅式的思维方式”。
他曾经研究过鲁迅和胡适演讲，两人当年都是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根据当事人回忆，听众在听两人演讲时，反应截然不同。胡适自信，似乎总是真理在握，“怕什幺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痛快简洁，学生 “目光闪闪地走出讲堂，好像只要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
鲁迅不一样，听他演讲是个“紧张吃力”的过程，他总在提出一个命题后，又提出一连串问题。他给学生讲妇女解放“出走的娜拉”，接着又反问：娜拉走出家庭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他说，如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娜拉出走后，迟早还会回到家庭。
钱理群觉得，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永远是个“现在进行时”的作家，他的话拿到任何年代都适用，且鞭辟入里。1996年，《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鲁迅“论”九十年代文化》，鲁迅写道：“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自然是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这是鲁迅在30年代的批评，钱理群觉得，这话放到九十年代，甚至今天，都像是针对时事写出来的。
钱理群将鲁迅提出的“中国问题”总结成两句话：始终保留着东方的专制主义，始终受到资本主义浸染。他补充：“这两句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鲁迅的解决方法写在《拿来主义》里，看见外国精华，“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对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引以为戒，但“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
1988年，钱理群在课堂讲稿里整理出着作《心灵的探寻》，在学术界，这本书标志其鲁迅研究的成熟。这本书阐述了鲁迅的“思维”、“心境”和“情感”，把鲁迅当作“人”理解。写完《心灵的探寻》，钱理群也完成了自我定位：“充当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心灵的桥梁。”
《我之鲁迅观》一直教到钱理群2002年从北大退休，在退休前，他在北大做了“最后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被集结成书《与鲁迅相遇》。在这本书里，他探讨了“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胡适想入世，“专家治国”，把知识与政治权力结合;而鲁迅选择做远离权力中心的批判者。
“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从大学退休后，钱理群忙着去中学讲鲁迅。在2004年、2005年，他在南京北京几所中学开了“鲁迅作品选读”，之后还去台湾给学生讲鲁迅。从来没有被迫背诵过鲁迅的台湾学生向他形容鲁迅文字之美，大陆中学生写读后感，说鲁迅文字“最初令人忍俊不禁，之后又惊出一身冷汗”。
近年来，关于中学教材是否删减鲁迅作品总是引发争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一教材中，鲁迅的《风筝》被撤下。不少网友死记硬背的痛苦记忆被唤醒，甚至有人提出“鲁迅彻底退出义务教育教材”。
事实上，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数量比重确有下降：从民国时期的25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篇，再到近年来不到15篇。钱理群不吃惊，“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从民国到当下，“一直是鲁迅的命运”。
他坚持年轻人要和鲁迅“随便谈谈”，说不定对鲁迅刻薄的机智会有共鸣。他发现年轻网民常引用《阿Q正传》调侃：“你也配姓赵？”觉得很有趣，“现在的年轻人对幽默、调侃的文字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感悟力”，而在课文以外的文字里，年轻人也许会发现一个有趣得多的鲁迅。
和所有学生一样，鲁迅也会抱怨学习。去仙台学医，适应不了，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七点早起上课，没法睡懒觉，恨得不得了。又批评医学死记硬背，搞得自己没空看闲书，“只求记忆，不须思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
鲁迅最怕解剖，动手前“颇有不安之感”。尤其解剖妇婴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近年发现的鲁迅讲义，如同《藤野先生》里写的，鲁迅修改了许多人体器官的位置，使之看上去“更美”。
虽然不愿当青年导师，鲁迅对年轻人却相当关心。
五四运动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他不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面对年轻人的牺牲，鲁迅甚至十分自责。
他反对请愿游行，反对青年无谓的牺牲。但他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到民间去”，他告诉青年，不要逞一时之气，五分钟热度，要斗争也要生活：“与其不饮不食履行七日，不如也看书也履行到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就可以十年，或者也讲情话就可以履行到一百年。”
同为大学教授，钱理群对待青年的态度和鲁迅很像：保护好自己，再尽量无愧于良心;不必追求一蹴而就，“也讲情话也履行到一百年”。一名大学生给他写信，说毕业时学校要求他对某一问题进行表态，不表态不能毕业，问钱理群该怎幺办。
钱理群很为难，最后他回复学生：第一，尽量讲真话;第二，在真话说不了的时候，就尽量不说话;第三，连不说话都不行，必须说假话时，那就说假话。他觉得鲁迅也会如此回答。
也许因为抱有太多期待，钱理群对当代青年的批评也更恨铁不成钢。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钱理群说现在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尽管拎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对当代青年总体并不悲观。在他的讲座上，八成都是年轻人，在讲座结束后将他团团围住，意犹未尽地接着问诸如“我们这代有什幺问题”、“为什幺活着”、“生活的目标是什幺”等问题。
钱理群总是一句话回答青年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句话取自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钱理群觉得前半句是对自己说的。
他还记得当年在北大讲鲁迅时，有学生在听完课后告诉他，“我开始总坐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被您控制了。既想听，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远距离地听。”钱理群很高兴：“这就对了！”他觉得学生终于领悟到鲁迅的精髓——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就是鲁迅的主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