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高晓雨 牛玮璐 王一鹤 闫德利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将不断创造新的可能，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将呈现在世界面前。

一、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动力变革的运行机理

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经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效率、促进供需精准匹配，使现存经济活动费用更低，并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动能，使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变为可能，推动经济形态向更高级、分工更准确、结构更合理、空间更广阔的阶段演进。自2002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2016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报告》显示，自2002年至2015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达31.4%，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实际增速15.8%，是GDP实际增速的2.3倍，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7.5%，相比2014年提高2.4个百分点，是2002年比重的2.75倍。

（一）经济运行质量大幅提高

当前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已经逐渐以质量提升为主取代了传统的单纯的数量竞争，数字经济驱动的产业变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大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改善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营效率，优化了绿色生产的社会效益。

一是产品质量不断改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达使社交媒体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及时、透明的市场反馈机制的形成。企业从管理层到执行层都需要了解数字技术对行业竞争和对日常工作的影响，以利用新技术数据分析减少整体失误，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和收益率。这客观上使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本身质量，减少产品召回并降低维修成本。

二是运营水平大幅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企业可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和可视化平台，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销售等各环节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分析，优化企业运营流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例如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预测性维护系统”，该系统能够收集历史数据（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机器和非机器），并进行深入分析，预测生产破损，减少作业时间。该预测维护通常将机器停机时间减少30%到50%，使机器寿命延长20到40%。

三是绿色发展效果凸显。数字经济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极大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产业和经济的绿色发展。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所诞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是绿色经济的主力军，不仅促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也会带来新的经济繁荣。2017年8月，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利用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程度增幅较大，环比分别增长13.9%，9.5%和2.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万元GDP能耗为0.68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9.7%，上升1.7个百分点，环境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二）经济运行效率显着提升

新兴技术不断向实体经济扩张和融合，将带来生产效率、交易效率和产权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全社会要素资源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量集聚，引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最终推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

一是促进分工精细化和生产工具智能化。数字经济中，技术的进步为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可能，时空界限被打破，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便利，企业只专注于单一环节的生产而将其他所有环节分离出去，此时企业实现了完全分工、真正的专业化生产，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在技术进步和分工规律的作用下，诞生了许多新的产业，如大数据产业就是因分工细化而从原有产业链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大数据挖据、分析、利用等的产业。平台经济也是在分工规律下，独立而成的专门从事信息撮合、联接供需等行业。此外，数字经济下生产工具的改善也显着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生产工具进入智能化的新阶段，硬件的智能化不断搜集数据和执行命令，互联网传递数据，软件根据一定的规则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自动化决策，由此形成了能够自我循环的智能化工具系统，极大地减少过去的停工检修的等待时间、减少故障带来的停机时间、减少工序间的切换时间、减少库存成本等，带来生产效率的又一次飞跃。

二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随着信息不对称大幅下降，无论企业还是市场中交易达成和履行的成本都会下降，将许多原本被搜寻成本约束或抑制的经济活力释放出来，从而催生了大量新经济模式。这些新经济模式能够从需求端、供给端和市场端优化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近年来兴起的C2B模式正是得益于信息的及时共享所衍生出的新模式。口碑网是我国最大的生活搜索引擎之一，将开放、参与、分享的理念与本地搜索相结合，让消费者同时成为信息的供给者，对传统的“商家霸权主义”进行了根本的颠覆与再造。

三是促进产权组合泛在重构。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权正在经历一场以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变革。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由于使用权使用量的大小极难度量，供需双方匹配难度大，交易成本高，产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经济运行。在数字经济下，操作系统、定位服务、导航、电子地图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产权的使用量得以度量，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使得使用权供需双方的匹配成本大幅降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得以实现并开始获得收益并催生了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正在向生产领域延伸。以滴滴打车和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正是产权分离重组所诞生的新模式。传统调节下，劳动者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出售自己的劳动并换取实现约定的工资。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种产权激励关系，劳动者作为个体直接产业经济活动，平台企业仅作为信息交易的渠道，与劳动者更偏向于市场的商品契约关系。

（三）经济运行动力持续释放

数字经济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紧紧围绕促进创业创新、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营造公平营商环境等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我国经济发展中“增量崛起”和“存量调整”齐头并进，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强化，对经济增长、转型升级、扩大就业的支撑作用与日俱增。这既是中国经济保持韧性的关键所在，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是创业创新活跃，市场主体活力迸发。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释放了巨大的创新潜能。随着各类众创空间的创新创业服务不断健全，逐步提供培训、投融资、技术对接等一体化的创业服务，创业成功率显着提高，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热情。一方面，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提供的重要平台支撑，极大地降低了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成本。例如，腾讯开放平台在2011年至2015年间共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了上市公司，它们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另一方面，海尔等传统制造业企业积极转型，着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积极推动员工创客化。国家工商局数据显示，仅2017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887万户，同比增长13.2%，其中企业日均新增1.6万户。此外，截止2017年7月，全国批准两批共计120个双创示范基地，包括62个区域示范基地，30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和28个企业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已逾4000家，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00万人。央企已搭建各类“双创”平台400余个，其中互联网平台110个，用户注册数近204万，汇聚科技服务机构1200多个，线上仪器设备、技术成果等创新资源超过17万个。

二是数字信息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中，一项技术从产生到产品再到产业的过程中，科学研究和产业资本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应用需求也不断催生新的技术增长点，驱动着技术成果的落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2017年12月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包括华为的3GPP 5G商用系统、微软的人工智能小冰、阿里巴巴的ET大脑、百度的Duer OS操作系统、亚马逊的AWS GreenGrass、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等14项覆盖了5G、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云计算等诸多前沿领域的顶尖科技成果惊艳世界，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现场签约，新兴信息技术不断落地，“数字红利”逐渐凸显。

三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一方面，数字经济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以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向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广泛渗透，加快推动农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产销精准对接，为农民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黑龙江省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展水稻智能生产线改造试点，在水稻浸种催芽过程中对水温进行实时监测和精准调控，使出芽率提高10%以上，亩产量增加5%-10%。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45.4亿元，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总额的17.4%。从2012年到2016年，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额从200亿元增长至1589亿元，增长近8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成为制造业变革的驱动器。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的“智能化、个性化、网络化、服务化”，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创新变革，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信息化带动了产品、企业和产业等多层面融合创新，使高端装备产品附加值显着提升，加快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协同营销的集成应用，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管理精细化。信息技术大力推动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远程诊断、在线运维、个性化定制和供应链集成服务等创新模式层出不穷，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制造企业依托互联网开展众包生产、个性化定制，探索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新生产体系，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的有序衔接。截至2017年4月底，实现网络化协同的企业比例达30.1%，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达6.7%，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比例达22.3%。2017年1至4月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51.7%，SUV汽车产量增长21.7%，太阳能电池增长18.2%，智能手机产量增长10.9%，工业结构持续优化，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四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成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网络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在交通出行、商旅住宿、快递物流等领域渗透，并逐渐向知识内容、文化创意等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以OFO和摩拜为代表的共享单车在我国各大主要城市横空出世，成为了一道新的“风景线”。以有桩公共自行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模式多年前就已出现，但新型共享单车通过“GPS+智能锁”技术以及O2O运营模式，用户无需办卡，无需定点取车还车，通过手机APP即可发现、使用和归还车辆，大大简化了共享单车的使用手续，给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改变了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方式。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共享单车）市场交易额约为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585万人，同比增加85万人。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障碍

在全球数字经济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理论架构不完善、基本概念不清晰、体制机制不适应、人才能力不匹配等多重挑战，制约着经济发展新体系的加速形成。

（一）数字经济理论架构研究亟待深化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网络经济”（Network Economy）、“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等新概念的涌现，反映了人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不断深化，也反映了对数字经济具体内涵、边界和外延的尚不清晰。当前，美国普查局、G20等均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过描述，而马克卢普、波拉特等学者以及麦肯锡、OECD等组织机构也都基于各自的理解和界定进行过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数字经济相关理论架构，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研究和统计结果缺乏可比性，全球也尚无针对于数字贸易、数字产品交易等方面的权威统计，为数字经济相关的统计分析、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带来显着制约。

（二）关键生产要素的权属亟待诠释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逐渐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石，数据资源也日益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全球竞争焦点正由商品和物质的争夺向数据的控制转变。互联网数据流动已经实现了全球同步，数据的产生、存储、处理和使用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限制，不同主体形成了数据主权的交互重叠甚至冲突，带来了复杂的权责关系，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形成挑战。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对各国的数据主权管控范围进行划定，数据主权在国际法制定方面尚处空白，各国基于理性自保的需求，积极加强本国数据的管控和本国国民在他国数据的主权，这必然导致主权交叉重复的管辖状况。厘清各种数据间的关系，正确辨析国家数据主权的概念，是明确数据主权的逻辑起点。

（三）监管方式、治理机制和法律体系亟待创新

数字经济是互联网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产物，为社会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益传输渠道，满足了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互联网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是其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的重要前提，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拓宽了互联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互联网之风已经从消费端吹向了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而现有监管方式、治理机制和法律体系的更新与经济结构升级不同步，新业态、新模式超出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制范围，不适应依据行业特征和属地管辖进行配置监管职权和监管资源，不匹配模式化监管手段，这些“格格不入”致使数字经济在旧环境下发展“水土不服”，数字经济红利得不到充分释放，创新的监管治理机制和法律体系亟待出台。

（四）新时代数字人才培养亟待培养

国民数字能力被世界各国视为全球新一轮竞争中的重要因素，数字能力的发展也被置于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战略高度，以确保为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人才资源。当前，我国处于数字经济转型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数字技术的使用不能自动引导数字能力的发展，培养新时代数字人才成为我国深化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我国数字人才分布不均衡，其分布与数字经济发达程度具有高度一致性，人才流动“北上广深”趋势显着，人才储备“南强北弱”态势明显；人才结构性短缺成为企业发展瓶颈。“技术+管理”的综合跨界型人才资源稀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相关人才缺口明显，国民信息素养和数字能力亟待提升。

三、对策建议

新时代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总目标，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大数据和代表系统性创新的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提供新动力和新空间。

一方面，经济板块，针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要素，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应用驱动，完善技术体系。开源技术体系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其强时效性倒逼技术和应用在短期内快速更新迭代，弱化了技术的宪法优势。要以应用为驱动，以价值共创为导向，完善技术体系，打破传统西方封闭技术体系传统链式发展路径。二是拓展数据优势，打通共享通道。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逐步扩大开放数据的范围，提高开放数据质量，并推动信息共享工作的展开，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消除信息孤岛带来的障碍。三是加强融合发展，推动转型升级。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所驱动的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促进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供给侧发力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打造产业新生态。

另一方面，治理板块，推动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应充分认识数字经济新业态特点，积极引导构建开放、包容、有序的市场环境，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一是释放政策红利，鼓励融合新兴业态加快成长。对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要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科学制定、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制定负面清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不要一上来就管死。二是构建合理的数据管理机制，优化数据治理环境。加快研究制定大数据相关立法进程，探索建立国家层面针对数据管理的政策规范，包括加强对数据资产的确权，明确数据流通交易规则，完善个人信息分级管理规则，出台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为数据流动和数据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立法和政策以及，释放数据价值。三是建立提高创业创新响应速度的机制。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体制机制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切实降低创业创新门槛和成本，鼓励双创平台建立，支持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等多种创新创业形势，形成各类主体广泛参与的创新创业局面。■